二 俄罗斯的“精英学”

西方对俄罗斯（苏联）精英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包括在西方的“苏联学”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随即开始，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对苏联这个敌对国家的了解，以政府拨款和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加大了对苏联问题研究的支持力度，作为“区域研究”的“苏联学”开始蓬勃兴起，许多美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成立了苏联问题研究中心，对苏联进行多学科交叉的全方位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苏联学”蔚为壮观。其中，在“苏联学”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是对苏联精英问题的系统研究，研究内容包括苏联政治精英在苏联政治系统中的生成、演变、流通、作用及其地位，并且引入了“在册权贵”这个概念，用以指称那些在苏联政治系统中占据着权力、享有明文规定或没有规定的各种特权的党政官员。苏联解体之后，“苏联学”开始被“俄罗斯学”所取代，但是苏联时期的精英和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精英仍然是美国等西方学者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俄罗斯对精英的研究，尤其是对本国精英的系统研究起始于苏联解体前。出于对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政治发展研究的需要，精英研究无论在社会学还是在政治学领域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俄罗斯学者在这一领域起步时，认为自己是西方学者的“笨拙的学生”。20世纪90年代初期，虽然研究者的人数逐渐增多，但研究成果的质量不高，不仅视野较为狭窄，而且大多缺乏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一方面，相对于西方学界精英理论发展的体系化、深入化，俄罗斯学术界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精英理论框架，基本上仍在借用西方的精英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苏联时期的精英研究几乎就是一个空白。虽然“精英”一词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被首次引入苏联，但这只能用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研究。用精英理论的方法分析苏联国内的社会关系几乎是一个禁区，因为苏联领导人认为，精英理论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相矛盾的，违反了苏联社会倡导的“人人平等”的价值观，是不符合苏联社会发展现实的。按照苏联时期官方的意识形态，苏联不存在占统治地位的“压迫阶级”，只有工人和集体农庄成员两个阶级，还有作为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因而也就没有所谓的“精英”。人们对于当时苏联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西方的“苏联学”和境外俄罗斯侨民的著作。事实上，苏联国家政权中执行国家管理任务并享受制度性特权的那些高级干部早已构成苏联社会中的一个“精英圈”，这已经完全不是什么秘密了。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的精英研究逐渐发展起来。俄罗斯学术界充分借鉴并吸收了西方传统与当代的精英理论，并收集积累了大量关于俄罗斯精英构成、流通与循环的经验数据，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对俄罗斯精英各个方面的系统研究，出版了数十部精英研究专著，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2001年А. В．杜卡等人编集了一份1990～2000年间俄罗斯精英研究文献目录，收入了460篇文献。同时还创办了关于精英研究的专门的刊物，如《精英学研究》（理论学术性期刊）、《俄罗斯精英》（普及性刊物）、《精英的产生》等。在文献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研究者的数量也在扩大。精英研究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如阿申（Г. К. Ашин）、阿法纳斯耶夫（М. Н. Афанасьев）、格尔曼（В. Я. Гельман）、克雷什塔诺夫斯卡娅（О. В.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加曼 -戈卢特维娜（О. В.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波涅捷尔科夫（А. В. Понеделков）、伊格纳托夫（В. Г. Игнатов）、卡拉布申科（П. Л. Карабущенко）、杜卡（А. В.Дука），等等。2004年出版的《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俄罗斯权力精英》一书，参与写作的作者就有40多位。另外，许多并非以此为专业方向的学者，如扎斯拉夫斯卡娅（Т. И. Заславская）、巴纳林（А. С. Панарин）、伊诺泽姆采夫（В. Л. Иноземцев）、舍夫佐娃（Л. Ф. Шевцова）等，也在精英问题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十余年中，莫斯科、圣彼得堡、顿河畔罗斯托夫、彼尔姆、萨拉托夫等城市的相关研究和教学机构，以及俄罗斯政治科学学会（РАПН）都成立了精英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经常举行学术会议，将俄罗斯的精英研究者联结成一个专业网络，为精英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俄罗斯政治科学学会的历届大会上，有关“政治精英”和“政治领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主题。

1．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俄罗斯“精英学”

俄罗斯的精英研究是在对本国精英的实证研究中全面展开的，随着研究的深入，规范研究也逐渐得到了加强。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精英研究学派，不仅在俄罗斯精英研究上，而且在精英学的区域研究、历史研究，以及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上也都占据重要的位置。俄罗斯精英研究的奠基者 Г. К．阿申认为，“精英学”（элитология）这个独特的术语是俄罗斯的首创，它作为俄罗斯精英研究学派的标志，是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俄罗斯社会科学领域的，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被广泛采用。

俄罗斯学界首倡的这种“精英学”，以一种整体的、系统性的方式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精英现象。在俄罗斯精英学者看来，西方的精英研究往往局限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诸如“精英社会学”“政治精英”“精英理论”等术语只能代表精英学的个别部分，不能表示精英这一整体现象，而“精英学”则是一个囊括了所有关于精英科学的广义概念，它力求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与20世纪以来学科分工愈加细化且交叉学科迅速发展的趋势是相适应的。“精英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文化学等学科中汲取了大量营养。

按照Г. К．阿申的观点，“精英学”的结构应包括精英哲学、精英社会学、精英政治学、精英历史学、精英心理学、精英文化学，以及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种文明中精英共性与特性的比较精英学，等等。精英哲学是“精英学”层次最高的概括，其中可分为精英本体论、精英认识论、精英哲学人类学、精英个体学。精英本体论揭示人类存在中的不均质性、差异性、等级性。这些问题自古及今都曾被大量的哲学家深入探讨过。精英认识论指的是历史上以“神选”“神圣”等神秘主义理论来解释人类精英现象；精英哲学人类学和精英个体学则是自孔子、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它整体地关注人的问题，特别重视个体通过自我修养和完善而达致哲人境界，即个体的精英化。精英社会学毫无疑问在“精英学”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它研究现实中的精英，分析社会的结构以及群体和个体的流动，探究精英的生成机制。“精英学”的一些分支还具体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各方面的精英，因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精英。在研究各自精英的特点外，“精英学”的各个分支又都可以提炼出一些共同的规律，从而形成“精英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

对于俄罗斯学术界提出的“精英学”概念，西方学者基本上不予认可。他们既不主张采用“精英学”这个概念，也不主张将“精英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近年来俄罗斯精英研究者对精英理论，特别是对俄罗斯本土精英问题的重视程度与研究热度，已经开始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2．俄罗斯“精英学”的理论与方法

俄罗斯学者在精英研究中广泛采用各种研究理论和方法，对本土精英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社会分层理论、制度理论、历史研究、比较理论、实证研究、经验分析等。

В. Г．列佳耶夫在精英理论的研究中深入地探讨了关于权力的概念，同时对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分析。他借助于统治、权力形式的排列、权力的效率这三个概念，揭示了作为政治统治主体的行政 -政治阶层的内在矛盾，认为这个阶层可以控制整个政治进程，公器私用。

运用制度方法对权力精英进行政治社会分析是精英研究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А. В．杜卡认为，制度因素与整个制度设计以及为建立和巩固新制度而出现的结构关系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权力精英的制度化结构背景决定了精英需要建立自己的合法性、获取社会支持、保证自己再生产的社会基础，而获取各种资源是制度化过程中的必需因素。由于资源稀缺，因此一些专门的运作是需要的，一方面不让普通大众获得资源，另一方面将这些资源据为己有。以获取资源的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为此划定了界限。因此，对权力的垄断与其说出自专制的惯性，不如说出于精英制度化的需要：精英们需要将社会和政治空间结构化地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杜卡还分析了精英制度化过程中腐败的功能，如新的权力集团需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建立一些区分其财富地位的象征性机制；为遏制竞争性集团出现的精英合作；在调节小团体的传统规范弱化时减小精英内部关系的不确定性，等等。А. Ю．祖金在研究中将对俄罗斯精英的制度性分析与后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参数结合起来。他将1990～2000年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转型视为从政治中心体制向垄断中心体制的过渡，这个转型中的一些突出特点是：少数自由派成为主导性的集团；在普京第一任总统期间保持继承性的情况下精英内部克服了分裂趋势，消除了集团分立；意识形态标杆的更换（转向现代化话语）导致干部队伍的变动。其后，祖金又采用希格利的精英分类法分析了俄罗斯联邦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演变。

М. Н．阿法纳西耶夫运用历史追溯和比较的方法研究大众和精英集团之间的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他对俄罗斯精英（既包括联邦精英，也包括地方精英）结构的研究表明，形成统治精英组织的结构单位，实际上就是其地位完全取决于领袖权威和声望的被保护人。在习惯角色和地位快速变化的条件下，个人依附关系仍是稳定的社会行为模式；正是这种依附和庇护关系导致了许多政治冲突、政治翻盘以及个体的蜕变。М. Н．阿法纳西耶夫通过对保护人 -被保护人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揭示出这种关系生成的特点、结构和功能，并将这种关系推及于整个俄罗斯。但这种历史外推法颇受一些学者的质疑。

为了更系统地理解俄罗斯精英的流通机制、渠道以及特点，М. Н．阿法纳西耶夫主张将历史研究引入精英研究中，这是俄罗斯精英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进展。О. В．加曼-戈卢特维娜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她采用历史 -政治学方法从纵贯的角度研究俄罗斯精英，揭示当代俄罗斯精英的产生过程。她认为，离开俄罗斯广阔的历史背景，用一些概念来分析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精英的产生是流于肤浅的；只有对俄罗斯权力精英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才能提炼出一种揭示俄罗斯精英生成的有效研究方法。她的研究结果显示，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模式对精英的生成模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精英的历史演变可以确定社会发展模式和精英生成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机理；通过对各种精英生成形式的比较分析可以对精英形成过程进行分类；基于大量历史材料的分析可以考察政治精英招募的基本原则的变化。О. В．加曼 -戈卢特维娜提出的精英生成概念模型有力地解释了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进程。例如，她揭示了当代俄罗斯精英生成的一些重要特点，如俄罗斯精英形成模式的变化与精英个体生成的高度继承性之间的紧密联系；当代精英对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与国家战略主体缺失的矛盾，等等。另外，她还指出了俄罗斯政治精英在与商业精英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主要原因，以及确定精英招募渠道和主要机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在俄罗斯精英研究中，目前俄罗斯学者对历史 -政治学的方法运用得愈来愈普遍，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一些研究者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素养欠缺，在研究中只是采用了“精英”这一术语而已，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

罗斯托夫精英研究中心的 А. В．波涅捷尔科夫和 А. М．斯塔罗斯金通过研究精英主义范式的主要原则，明确了精英的社会及人类学因素、精英流通的文明特点和原则、精英生成的机制，以及学科规范和方法的适用性等问题。通过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总结，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政治科学中已经形成了精英研究范式。同时，波涅捷尔科夫和斯塔罗斯金通过对当代俄罗斯精英生成方式的研究，揭示了俄罗斯精英形成过程的一些特点，例如，精英与社会的距离不断拉大并且最大限度地将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精英同盟来源的多样化（官僚的、种族的、强力部门的、经济的、智力信息产业的，等等）；在行政 -政治精英作为主导中心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精英圈中的等级不断发生着变化；政治管理中现实利益重于长远利益；社会与政治关系影子化，社会关系中形成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二元结构，等等。

彼尔姆精英研究中心的 В. П．莫霍夫致力于分析精英研究问题领域的变化。他认同波涅捷尔科夫和斯塔罗斯金关于俄罗斯学界已形成精英研究范式的观点，并支持Г. К．阿申对精英主义概念的辨析。在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他概括出了当代学界话语中精英主义概念的六种内涵。

3．俄罗斯“精英学”中的地方精英研究

除了联邦层面的精英外，俄罗斯地方的政治和经济精英越来越成为俄罗斯精英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俄罗斯精英学界20多年来的研究可以为我们展示一幅反映地方权力政治进程的全面图景。

在地方精英研究中，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议题。Р. Ф．图罗夫斯基从俄罗斯和世界的比较视野中，研究了俄罗斯中央-地方关系框架下地区精英的演变。他认为，俄罗斯中央-地方关系并不稳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平衡容易发生倾斜。其中一个关键的制度性因素是1993年宪法对此规定得比较模糊，与20世纪其他联邦国家的宪法相比，俄罗斯宪法只是确定了中央-地方关系的总的框架。因此，联邦精英经常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图罗夫斯基在一系列著述中详尽分析了中央-地方关系演变的阶段及其内容和特点；地方政府的产生和变化趋势、人员变动机制、地方精英中的危机现象及其发展态势。

В. Я．格尔曼对后苏联时期俄中央 -地方关系变化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以及地区体制转型的进程特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地区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精英起了主要的作用，大众作为行为体的参与程度基本上是由精英来决定的。在他对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六个地区的转型研究中，在政治体制转型中只在一个地区是大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式的制度事实上被非正式的实践所取代。他在分析中将行为体及其采用的战略结合起来，提出了摆脱转型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典型模式。他对2000年之后联邦和地方精英的关系变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在中央-地方关系中权威主义倾向的加强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险。

А. Г．切尔内绍夫通过研究中央 -地方关系中的“框架参数”，揭示地方作为统一政治主体的特点，以及地方精英作为政治进程主体分支的特点及其表现。他把俄罗斯的地方精英划分为“支持集团”“保证集团”和“参与集团”。М. Н．阿法纳西耶夫对地方精英与中央互动过程中的本质特征、策略手段、意识形态等进行了研究，尤其对地方精英与联邦精英之间的权力交易手法给予了特别关注。他提出的“主权换忠诚”的著名公式，反映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精英之间权力交易的基础。此外，阿法纳西耶夫还非常重视联邦和地方层面国家公务人员效率的经验研究，以及联邦和地方的行政企业化现象。

顿河畔罗斯托夫的А. В．波涅捷尔科夫与А. М．斯塔罗斯金等人也十分注重对地方精英进行经验研究。他们除了关注地方精英的政治倾向与结构动态外，对少数民族和种族精英给予了特别关注，这对于种族和宗教复杂的北高加索地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们指出，如今联邦和地方精英在结构、行为风格以及价值尺度上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代俄罗斯精英在政治 -意识形态倾向上的异质性明显降低，对自己的利益认同越来越明确；其社会适应性包括对公共政治的适应性越来越强。但是地方官僚们并未能成功建立起稳定的行政 - 政治精英流通机制，不论是在政党体系、行政机关，还是在强力部门中都是如此。而商业机构中精英的流通则具有较大程度的稳定性。

圣彼得堡社会大学的А. В．杜卡等人对地方精英（以圣彼得堡的权力精英为例）的价值趋向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权力结构中的一些变量，如代际因素、家庭条件、职业条件、从政经验等进行分析，揭示了其在政治和经济倾向中的关联。他们发现，与普通的居民相比，精英们在经济中更倾向市场机制，但是在政治上精英们对反对派的容忍度相当低；地方精英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观，政治文化的异质性还相当强。

俄罗斯精英学界还在全俄范围内对地方精英成员以及精英内部的关系特点进行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分析。例如，О. В．加曼 -戈卢特维娜主持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人：俄罗斯地方的政治和经济精英”课题涵盖了89个联邦主体中的66个，该课题制定出地区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基础分析了大量的经验材料。这项研究揭示了地方精英生成的许多特点，有别于以前流行的一些看法。例如，以前认为，地方权力精英中“强力人员”（милитократия）占据主导地位，而此项研究则表明，2000年之后，地方政治精英组成变化的一个最明显的趋势是生意人大量进入权力圈，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汇流，形成了“通吃者”类型，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地位显赫，而且在经济中也发挥着影响。对联邦精英和地方精英的相互关系也并不是用以前简单的两分法来划分，而是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形成了新的所谓“垂直统合结构”，即一种新的“政治 -金融帮派”将联邦和地方精英都吸纳了进去。此外，与以前的流行看法相左的还有，以前将地区的分立主义归罪于地方领导人，而这项研究却表明，20世纪90年代分立主义的根源与其说来自于地方，不如说来自于中央（当然这也不排除某些地方领导人有强烈的分立愿望）。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的权力“流向”地方只是暂时性的，因为在联邦中央权力精英内部的竞争中，联邦执行权力需要获得地方精英的支持。

20世纪90年代地方精英权势的增长激发了学界对地区政治中的主要玩家——政治精英和生意人——之间关系的兴趣。Н. Ю．拉宾娜和 А. Е．奇利科娃对地方权力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分析精英们所利用的资源和使用的手段基础上，Н. Ю．拉宾娜提出了地方权力精英与商业精英互动的四种主要模式：“庇护”模式、“伙伴”模式、“权力私有化”模式和“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模式。而 А. Е．奇利科娃则提出，俄罗斯地方权力构建的最通行模式是企业-官僚多头政治模式，并将州一级的行政管理团队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统一型、分散型和联盟型。她指出，地区管理中的非正式化规则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二元运行”模式，即正式化的运行与非正式化的运行共存并相互补充。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地方领导人权力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地方权力精英形成的历史因素是俄罗斯地方精英研究中的又一个重要内容。В. П．莫霍夫以翔实的历史材料为依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地区“权贵”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统计分析。Д. Г．谢利策尔也积累了大量关于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地区“权贵”的经验材料。

俄罗斯精英学界在研究地方精英时采用了多种方法：非正式的深度访谈、专家调查、大众问卷、个案研究、文献分析，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对具体地区的研究越来越多，除了上述一些研究外，例如 В. Г．扎尔桑诺娃等人对布里亚特、科米、萨哈（雅库特）等共和国的精英进行了研究; В. Я．格尔曼、А. В．达欣、И. Г．塔鲁辛娜、Э. Б．库普利雅尼切娃、В．舒布金等人分别对下诺夫哥罗德、萨拉托夫、萨马拉等州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地方精英进行了具体研究; А. В．波涅捷尔科夫和 А. М．斯塔罗斯金对俄罗斯南部的地方精英进行了研究。

4．俄罗斯“精英学”中的精英内部关系研究

精英内部的关系是俄罗斯精英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涉及许多论题，如精英和利益集团的关系，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关系，精英之间互动的方式，等等。

在俄罗斯的各种精英之中，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永远占据着中心地位。在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政治经济转型中，这两类精英既是最主要的受益者，也是在俄罗斯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同时这两类精英之间的关系也一度影响到俄罗斯政局的变化。俄罗斯的一些精英研究者，如 И. М．布宁、А. Ю.祖金、Н. Ю．拉宾娜、С. П．佩列古多夫、И. С．谢缅年科等，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学者们基本上认为，随着由“国家私有化”模式向“重新国有化”模式的转变，国家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局不再将商业精英视为对话的优先伙伴，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们表达自己的要求。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这种精英关系新模式的确立代价高昂，而且负面影响巨大。一些学者对俄罗斯商业集团进行了分类，指出它们在发展理念上的区别。例如，С. П．佩列古多夫将其分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主义两类，前者主要是原料部门的公司，后者主要是原来的军工部门、机械制造部门以及一些加工工业部门的公司。

学者们还认为，目前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产权的分配和再分配上，从一种分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不仅改变了“玩家”们的相互关系性质，而且还改变了它们的结构组成。佩列古多夫认为：“大商人和国家行政官员相互倚靠，某些地方甚至融为一体，构成了所谓的 ‘统治阶级’，以全社会的名义管理国家事务……而社会却被排挤出了管理功能之外……甚至被正式纳入国家管理体系的公民社会组织，也不能参与实际的政治管理。”因此，学者们指出，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的关系其实就是国家和商业集团的关系，其实质是大商业（不论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受控于政治权力，而且被纳入垂直权力体系中。学者们对“国家资本主义”评价不一，因为它在某些情况下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这种体制的根本性缺陷是因制度性基础薄弱而不稳定。

精英内部统合的基础是研究俄罗斯精英内部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精英统合的基础各不相同，但帮派化关系（клан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是一个最为突出的原则，因此学者们普遍对联邦层面和地区层面帮派的形成极感兴趣。学者们认为，尽管在俄罗斯精英帮派的框架下家族以及亲属关系相对较弱，但采用“帮派”这个概念来评价俄罗斯的精英集团仍是最为适宜的。从叶利钦时期到普京时期，俄罗斯精英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从“帮派分立”体系转变为垂直权力模式的过程中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帮派都被纳入垂直权力体系之中。

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精英内部关系调节方式的研究结果表明，深层的矛盾历来是俄罗斯精英内部关系的常态，这种矛盾有时甚至导致将意识形态上的“同志”清除出权力场。由此可以看出，当今俄罗斯精英内部的矛盾甚至比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