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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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精英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充满了波折,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框架,没有发生民主崩溃(breakdown of democracy)的现象,但超级总统制的确立为民主的侵蚀(erosion of democracy)提供了条件,从而促使俄罗斯的政治回归到威权主义。民主侵蚀与民主崩溃是民主转型中回归威权主义的两种情况,其区分可参见Andreas Schedler,“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 Journal of Democracy 9.2(1998), pp.91-107。普京执政后,威权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为了回应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民主倒退”“民主回潮”的批评,俄当局进行了强烈的反击,强调俄罗斯要走自己的民主化道路,并提出了所谓的“主权民主”。但是,“主权民主”与其说是一种民主模式,毋宁说是一种标签,或者说是一种对外宣示的策略。这是俄罗斯精英们对于俄罗斯民主转型的一个“创造”。但这种创造对俄罗斯实质性的政治转型毫无意义。事实上,在威权体制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失去了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俄罗斯在政治稳定的目标下正在逐渐走向停滞,而精英结构也在逐渐走向僵化。

虽然俄罗斯的精英队伍在普京治下逐渐实现了“稳定”,但是精英的分野和帮派化却使得普京时期精英内部的关系较叶利钦时期变得更为复杂,对总统的严格从属并没有消除精英派别之间深刻的分歧和矛盾。俄罗斯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曾尖锐地指出:“精英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如果我们不能使精英保持团结,俄罗斯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可能会消失。当精英失去了统一思想并陷入你死我活的大厮杀时,整个帝国就会从地缘政治地图上被抹去。”因此,凝聚俄罗斯精英的“平台只有一个,即在现有边界范围内保持有效的国家性”。Интервью с Д. Медведевым. Сохрани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границах. / /Эксперт, № 13(460),4 апреля2005.团结在普京周围的俄罗斯政治精英们虽然表面上维持了和谐的局面,但是内部的明争暗斗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之前再次充分显示出来。2007年12月,普京在离规定提出总统候选人的最后期限只有十余天时,才推出梅德韦杰夫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并非是他匆忙之间做出的决定,而是因为精英内部的复杂性需要他选择公布决定的最佳时间。

决定精英内部稳定的因素很多,“最高权力”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传统的俄国专制政治所留下的遗产。帝俄时代的沙皇、苏联时代的共产党总书记、新俄罗斯时期作为威权领袖的总统,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精英构成与流通的“最高权力”。普京在任期内实现了精英的稳定,他离任总统后做出了“梅普组合”这种奇特的政治设计,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没有先例。显然,除了普京本人恋栈权力外,“梅普组合”的另一个明确目标是继续保持权力结构的稳定。普京执政期间打造的所谓“普京团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仍然需要一个作为平衡器的领袖,不是“民族领袖”,而是“精英领袖”。但是“梅普组合”从成立之日起就引发了各种猜测,梅普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一直被外界跟踪、关注并放大,特别是在2012年总统大选日益临近之际,梅普之间的“明争”越来越多,分属他们的精英派别的“暗斗”也越来越激烈。总统候选人的推出问题一直是俄罗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梅德韦杰夫几次表示要尽快决定,但是普京作为一个“政治运作高手”,更想保持“不确定性”,其理由是:“现在距离大选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现在发出某些不正确的信号,那么无论是总统办公厅还是政府,一半以上的人员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转而等待某些变化。”Коротко, но неясно.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 о третьем сроке. Газета“Коммерсантъ”, № 65(4606),14.04.2011.普京的担忧也是实情,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唯“最高权力”马首是瞻,他们当然希望候选人早日尘埃落定,以决定自己的投靠方向。由此可见,“梅普组合”这项为“稳定”而做出的政治设计,事实上被“不确定性”的犹疑这一事实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虽不能说它是失败的,但至少不能说是成功的。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俄罗斯政治系统中的“停滞”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政治生活中缺乏竞争,政权党一党独大,其他反对派逐渐被边缘化;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几乎窒息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腐败成为社会和政治的痼疾,侵蚀着社会的机体。梅德韦杰夫早已认识到这种“政治停滞”会给国家造成的损害,在他任总统期间,也曾提出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通过了一些反腐败措施,并且推出了“政治现代化”这个新概念,然而收效甚微。梅德韦杰夫提议并最终获得议会通过的有关降低政党进入议会准入门槛的法案,并没能真正提高政党之间竞争的公正性,而打击腐败也更多地停留在口号和一般性的措施上。当然,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不能施展手脚,其权力受到掣肘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已经逐渐被固化了的精英结构则是造成当今俄罗斯“政治停滞”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 В.伊诺泽姆采夫对俄罗斯政治现状所评价的那样,俄罗斯“不会崩溃,也不会发生激烈变革,还会是老样子”,因为目前俄罗斯体制的“稳固”,来源于普京通过“垂直权力”建立起了一种“比过去等级更多”的新封建化的精英结构。在这种精英结构下,国家成为“公司国家”,政治问题被当成生意问题来解决,而生意问题则被当作政治问题来看待,腐败是这种结构的“黏合剂”。这种精英结构最重要的特点,一是精英队伍中充斥了大量的平庸之辈,精英的流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逆淘汰现象;二是与苏联后期的情况相反,庞大的社会群体不是反对而是竭力想进入这个体制。这种结构所导致的后果是,目前的精英因把持着“位置”而大捞好处,激烈反对任何体制上的革新;普通的年轻人将进入公务员系统当成首选的职业方向据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公务员在俄罗斯最热门职业排行榜中高居首位,其中42%的受访者认为国家公务员是“最具吸引力的职业”,超过一半的18~30岁受访者认为“当公务员比经商好得多”。2011年7月14日,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企业家时,针对俄罗斯青年人中的公务员热,不无忧虑地指出:“青年人热衷于成为公务员,是因为这是一种快速致富的手段。”转引自新华网http://www.sooxue.com.2011-7-20。;而优秀的人才则大量流失。Vladislav L. Inozemtsev, “Neo-Feudalism Explained”, The American interest, the March - April 2011.

无论是叶利钦时期,还是普京时期,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既是社会转型最主要的受益者,也是俄罗斯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这两类精英之间的关系曾一度影响着俄罗斯政局的变化。俄罗斯精英研究者佩列古多夫认为:“大商人和国家行政官员相互倚靠,某些地方甚至融为一体,构成了所谓的 ‘统治阶级’,以全社会的名义管理国家事务……而社会却被排挤出了管理功能之外……即使宪法意义上归属国家管理体系的某些公民社会组织,也不可能真正参与实际的政治管理。”Перегудков С. П., Конвергенция по - российски: золотая середина или остановка наполупути? Полис.2008. №1.目前,俄罗斯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关系的实质,就是大商业(不论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受控于政治权力,且商业精英已经被纳入国家的垂直权力体系之中。

精英对于民主的巩固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转型学家认为,必须存在或创立五个相互联系的条件才能巩固民主,即存在自由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相对自主并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保障公民自由和社团生活的法治;可以为新的民主政府所利用的国家官僚系统;制度化的经济社会。〔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第7页。很显然,目前这五个条件俄罗斯均不具备。对于俄罗斯来说,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社会的结构性原因,精英是民主转型的首要和支撑性力量。叶利钦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忽视了政治的重建,尤其是忽视了对官僚系统的民主改造,从而为整个社会留下了后遗症。普京从稳定出发而对精英队伍的改造只是延续了传统俄罗斯的政治惯性,新的精英结构的固化使得他很难也不愿打破这个结构。同样是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提出了“民主发展的俄罗斯模式”Институт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емократия: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дели.http://www.riocenter.ru/.,但他也只是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稳步改革对体制进行一些小修小补,由于变革动力的缺乏,最终使他也难有作为。

在纪念“8· 19”事变20周年前夕,戈尔巴乔夫在媒体上曾公开批评“统一俄罗斯党”垄断政权甚于苏联时期的苏共,正在“将国家拖向过去”,“所有党派只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ев,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тянет страну в прошлое.http://www.argumenti.ru/politics/2011/08/120430.。他强烈呼吁俄罗斯领导层应该进行更新,但戈尔巴乔夫的呼吁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俄罗斯社会的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俄罗斯政治精英发展进程和典型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今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所面临的局面,即上层精英阶层已经成为改革的强大阻力,而消除这种阻力却又存在着打破俄罗斯政治“稳定性”的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