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基础

2000年以来，“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高度关注，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试图重新激发农村建设的活力。

一 取消农业税

自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我国农村开始步入“后税费时代”。尽管全面取消农业税可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有关研究并没有一味地为这一政策叫好。相反，有学者指出，新农村建设不得不直面“后税费时代”由国家公共权力退出农村引起的乡村秩序失范和组织、治理的困境。此外，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也使新农村建设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高度的农村人口流动、农村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的衰落、乡村组织的弱化和农民的日益原子化等问题构成了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基础。

贺雪峰曾冷静地提醒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形势依然严峻。原因在于“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基层组织大多数瘫痪，并且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空前匮乏。李昌平则在《农业税和农村土地制度的功能》一文中完整地阐述了农业税的正面效用，认为它具有调节农业生产结构、调节乡村之间各种利益关系、增强基层政府信用、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救济以及农民与政府博弈手段的功能。李昌平作为一个基层组织的运作者，深刻体会到如果“后税费时代”不能及时建立配套的补救制度，势必导致许多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凸显，并导致传统制度、机制和服务体系的彻底崩溃。温铁军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如果不能尽快建设良性的基层组织，黑社会、非法宗教势力就可能迅速崛起，进而控制农村。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博士认为，只有一个健全的、先进的、坚强的乡镇政府，才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必须积极作为，帮助农民进行自我组织。

这些观点显然与“转变职能派”“合乡并镇派”的主张截然不同。当然，这并不是只要一个强势的基层政权，而是说“后税费时代”的基层组织不能全面退出农村社会，而是要在推动村民自治、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培育新农民等方面有所作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在目前来说，仍然处于国家主导的范式内。一个软弱的乡村基层组织只能导致乡村社会的灰化和边缘化，久而久之便会摧毁农村社会的信仰和文化认同感。

二 人口流动频繁

在人口流动频繁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也必然与流动性挂钩。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共有1.2亿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如何实现人口流入村与人口流出村以及人口双向流动村的良性治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而对流动人口本身的治理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徐勇、徐境阳在其著作《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中指出，绝大多数农民未经商品化意识的培养便直接投入现代化的浪潮，而这正是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徐勇从他的政治学研究出发，对农民流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农民流动是联结外部输入与内部发展的重要媒介。但他同时也指出了流动中的乡村治理的困境：有流动无发展——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有流动无突破——乡村结构的再复制；有流动无安宁——乡村秩序的失衡性。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

不可否认，徐勇、徐境阳对乡村治理困境的认识是深刻的，也是独到的。但似乎由于政治学自上而下看的思维惯性，徐勇、徐境阳失去了从农村和农民的本位来构建乡村治理良性基础的可能。徐勇、徐境阳自己也曾论证过，“正式制度的引入能否成功，与非正式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徐勇、徐增阳，2003）。而城乡二元体制和土地制度的改革，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失调，推进城市化进程，还是值得深入论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