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郡守兼掌军事略说

秦汉时期，郡守掌政，并兼掌军，郡尉只是郡守掌军方面的助手。对这个问题，《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本来是很清楚的，但后世治史者多有不察，有些著作给人的印象，好像郡守治民、郡尉治兵，两者分了工。因此，本文就秦汉郡守兼掌军事的问题试作考辨。

一 问题产生在《续汉志》

关于秦汉郡守、尉的职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得比较明确：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据此分析，可知秦汉郡守“掌治其郡”，是掌管全面事务，既掌政，也掌军，其下属尚有“掌兵马”的丞或长史；郡尉的职掌是“佐守典武职甲卒”，即协助郡守掌军。

但是，后来的一些史家对此认识都有些模糊。马端临在记述秦汉郡守、尉时，有所谓“守治民”“尉典兵”之说（见《文献通考》卷六十三《职官考》“郡太守”条）。当代一些史家也有与其说雷同者。如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上写秦朝制度时说，“地方官制有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辅佐郡守并主军事）”；又说，“秦制度基本上变成了汉制度”。（见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第5页、第39页。）这里所引之文中“郡守”“郡尉”后面括号内的文字，乃原著所有；也就是说，编者认定秦汉时期的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辅佐郡守并主军事”。又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写到秦朝制度时说：“每郡置郡守掌管全郡事务，是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郡守之外，置郡尉以辅佐郡守，并掌管全郡军事……”又说，“汉的地方行政机构也和秦朝一样”。（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118页、第177页。）照他们的说法，似乎郡守治民，郡尉治军，二者是文武分工。其实，这是个误解。

发生这种误解，可能与《续汉书·郡国志》所写内容有关。《续汉书·百官志》有一段“本注”曰：

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尉一人，典兵禁，备盗贼，景帝更名都尉。

这个记述，未能说清郡守、尉的职掌问题。此中所提“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尉一人，典兵禁，备盗贼”等，很容易使人得出“守治民”“尉典兵”的结论来。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引证一些历史材料，用历史事实说明秦汉时期的郡守不仅治民，而且掌军。

二 秦郡守掌管军事

秦郡守的职掌问题，因秦朝存在时间短促，又因秦籍遭受火焚，所以直接而明确的记述材料，几乎没有；但是在一些间接的材料中，仍然有蛛丝马迹可寻。

在春秋以来郡县制逐渐产生发展的过程中，郡守就是兼掌军事的。战国时期，魏、赵、韩、楚、燕、秦等国，为了军事防守和兼并战争的需要，都在一些要地设郡。魏先后设西河、上郡及河东等郡以防秦；赵设云中、雁门、代郡以防林胡、楼烦；韩设三川郡以防秦；韩与赵都设有上党郡，互为对峙；燕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以防东胡；楚设汉中郡以拒秦，设巫郡、黔中、会稽以防南方各族；秦设陇西、北地以防戎，并在蚕食六国过程中，不断设置新郡，以巩固军事成果。正因如此，郡守既是文官，又是武将，负有征发兵卒和指挥作战的军事任务。从魏为了“拒秦、韩”，以“善用兵”的吴起为西河守来看，战国时期的郡守无疑是掌军事的。

当时秦的郡守也是兼掌军事的。《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十三年，任鄙为汉中守。”（《六国年表》《白起列传》所记与此同。）仅据此，难知任鄙为汉中守是否掌军事；然从“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史记·秦本纪》），“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樗里子甘茂列传》）等记载来看，可以推知任鄙是因具有武力而为汉中守的。又，《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可知秦之蜀郡守是兼掌军事的。秦统一六国过程中，“王翦将上地”，即统率上党郡的兵卒，“杨端和将河内”（《秦始皇本纪》），即统率河间郡的兵卒，“令蒙武发东郡之卒”（《韩非子·存韩篇》记李斯上韩王书中语），都可以说明秦郡守兼掌军事的问题。

近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提供了秦郡守兼掌军事的佐证。云梦秦简中有《南郡守腾文书》。秦南郡守腾发布该文书是在秦始皇二十年四月初二（《南郡守腾文书》：“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此时正是秦统一六国行动大规模地展开，军事上积极推进，已经处于消灭韩，打败魏、赵、燕，并准备消灭楚、齐之际。南郡处于秦东进的南翼，灭楚的前沿，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此时的南郡守是否掌军？这是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的记载，秦在取韩过程中，也就是在南郡守发布该文书的前几年，秦有个既曾为“假守”，又曾为“内史”的重要军事人物腾。这个腾，恰好是与南郡守同名。而当秦正是需要加强南方战线之时，南郡守的人选，很可能就是那个曾灭韩的首要军事人物腾。腾这个人，在秦始皇十六年“发卒受地南阳”时，既为南阳假守，又于次年为“掌治京师”（《汉书·百官公卿表》）的“内史”，并且建立了灭韩的大功；那么，在此秦向山东挺进已突破了中线，正向南北两翼发展，又值秦始皇十九年“南郡备敬（警）”（云梦秦简《大事记》）之际，出任南郡守这一点，无论从腾的资历、才干和当时形势需要来看，都是合乎情理的。从云梦秦简《大事记》所记“廿年，韩王居□山”，“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及《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昌平君徙于郢”来看，秦在内史腾“得韩王安”之后，将韩王安囚禁于南郡境内（郢，原是楚都城，正在秦南郡境内），这就证明“得韩王安”的内史腾，与监禁韩王的南郡守腾，更有可能是一人。因此，可以断言，秦南郡守一定兼掌军事。

秦统一六国之后，郡守仍然兼掌军事。《史记》许多篇章记述，秦三川守李由曾掌军事，抵抗过吴广等起义军，然告失败；因此，赵高追查其责任，秦二世遣使案办；后来项羽、刘邦等起义军击破李由军，并斩李由。这说明，秦三川守李由是掌军事的。

除三川守李由之外，还有一些秦郡守在秦末风云中掌军作战之事，载于史籍，如：会稽郡守通闻陈涉起义，“欲发兵”（《史记·项羽本纪》）;“泗川守壮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史记·高祖本纪》）；“与南阳守战阳城郭东，陷阵，取宛，虏，尽定南阳郡”（《史记·曹相国世家》）；“从击秦军，出毫南。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史记》《汉书》中其他一些篇章也记及此类事。由是可知，秦的会稽郡守通、泗川郡守壮、南阳郡守、河间郡守等，都和三川郡守李由一样，掌郡内兵权，而统兵作战。

当时，秦郡有无典武的郡尉呢？有的。据史记载：“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二世时，南海尉任嚣”（《史记·南越尉佗列传》），可以得知，秦的东郡和南海郡有典兵的尉。若据《史记》《汉书》中的《樊哙传》“从攻东郡守、尉于成武”的记载，还可推知，秦东郡的尉是随同守一起作战的。

而且，秦末起义军有这种情况：项梁于江东起兵时，“为会稽守”（《史记·项羽本纪》）；刘邦起义后，“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史记·高祖本纪》）。由此可知，当时起义军袭用了秦郡守掌军的制度。

这样就可明白，秦的郡守，无论是从秦统一六国，还是从秦之末世，抑或是从秦统一之前的历史来看，都是兼掌军事的。

三 西汉郡守“兼领武事”

西汉代秦而起，其郡守也是兼掌军事的。

汉人称郡守为“郡将”，可能就是郡守兼掌军事的缘故。《汉书·酷吏传》写严延年新为涿郡太守，有“绣见延年新将”语。颜师古就“新将”一词注云：“新为郡将也。谓郡守为郡将者，以其兼领武事也。”（《汉书·酷吏传》注）后来，山斋易氏、王鸣盛、汪之昌等皆袭是说，并有所论述。

汉人称郡守为“将”，较为普遍。西汉有称东海太守尹翁归、京兆尹孙宝、涿郡太守严延年等为“将”者，是否这三人曾做过将呢？不是的。此三人，除尹翁归在为东海太守之前曾“为弘农都尉”（《汉书·尹翁归传》）之外，其他二人都未曾做过将、领过兵。是否这三人兼任都尉呢？也可能不是。因为史无明文记及此事；且据《汉书》之《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等记载，他们所守之郡是有都尉的。《汉宫解诂》云：“都尉将兵，副佐太守。……言与太守俱受银印剖符之任，为一郡副将。然仅主其武职，不预民事。”（据孙星衍校集《汉宫解诂》）据此可知，都尉为副将，太守则是主将无疑。东汉也有称郡守为郡将者。因此，可以肯定，《汉书》所记，颜氏之汉郡守“兼领武事”之说，是可靠的。

西汉郡守亲自主持郡内都试和练兵之事。如：韩延寿为郡守，“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汉书·韩延寿传》）。翟义为东郡太守，于都试之日，“因勒其车骑材官士，募军中勇敢，部署将帅”（《汉书·翟方进传》）。关于都试之事，《汉官仪》也有所记述：“岁终郡试之时，讲武勒兵，因以校猎简其材力也。”（见《后汉书·耿弇传》注引）又云：“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鄣塞烽火追虏。”（见《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由是可知，郡守亲自主持郡内选练士卒的重要活动。王鸣盛就从郡守讲武练兵的一些事实，说明郡守是兼掌军事的（参见《十七史商榷》卷十五《郡国兵权》条）。

郡的兵权，由郡守掌握。据史记载，汉中央调发郡兵，有虎符的规定。《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颜师古注云：“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可见在郡之虎符是由郡守掌管的。《汉书·冯奉世传》记载：冯野王为琅邪太守，“大将军凤风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归家”。冯野王为郡守持虎符归家，无疑他是掌管虎符的。汉中央到郡调兵，需要“至郡合符”，也就是要通过掌管虎符的郡守，才能办到。《汉书·严助传》记述：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武帝同太尉田蚡商谈对策，田蚡不愿发兵相救。武帝听了严助之言，说：“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颜师古注云：“以法距之，为无符验也。”（见《汉书·严助传》注）这说明，无论是“符”也好，“节”也好，汉中央调郡之兵，都是要通过郡守的，可见郡守握兵权之重。因此，淮南王安欲发兵作乱，便得“盗写虎符”（《汉书·贾捐之传》）；否则，调动不了郡国的兵。

西汉郡守，不仅掌握兵权，而且将兵征讨。《汉书·朱买臣传》记载：

是时，东越数反覆，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拜买臣会稽太守。……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居岁余，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有功。

这是会稽郡太守朱买臣统兵征伐之事。会稽太守朱买臣“受诏将兵”征讨是否特殊事例，而非常法呢？不是的。西汉一代，郡守将兵作战之例甚多，并不是单例孤证。兹据史籍记载，略列数例如下：

（文帝后六年）……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以备胡。（《汉书·文帝纪》）

（景帝后元二年）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汉书·景帝纪》）

本始二年，汉发五将军击匈奴，征广汉以太守将兵，属蒲类将军赵充国。（《汉书·赵广汉传》）

（鸿嘉四年）冬，广汉郑射等党与浸广，犯历四县，众且万人。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郡中及蜀郡合三万人击之。（《汉书·成帝纪》）（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汝南太守严捕斩令等。（《汉书·成帝纪》）

这些例子说明，西汉郡守将兵征战，有的抵抗和打击匈奴，有的镇压屠杀人民。

郡守如果不将兵征战，或在军事上贻误失职，还要受到处分。如史籍记载：

（天汉二年）泰山、琅邪群盗徐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汉书·武帝纪》）

（天汉三年）秋，匈奴入雁门，太守坐畏愞弃市。（同上）

这就说明，郡守如果贻误军机要受惩处。因此，对于“（元朔元年，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元朔三年，夏）匈奴入代，杀太守”；“（元鼎五年）匈奴入五原，杀太守”（以上均见《汉书·武帝纪》）；“（永始三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并等十三人谋反，杀陈留太守”;（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杀东郡太守”（均见《汉书·成帝纪》），等等，一般可以认为，这些郡守都是在军事活动中丧生的。

从西汉郡守主持都试练兵、掌握兵权、将兵征讨等情况来看，完全可以肯定其“兼领武事”。因此，对于汉代人称郡守为“郡将”，谓“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甲兵之重”（杜钦语，见《汉书·冯奉世传》）；还有“太守专郡，……诛讨凶残”之说（《汉官解诂》，见《北堂书钞》卷七十四），可以不必置疑。

四 东汉“省诸郡都尉，兼职太守”

东汉郡守与西汉郡守相较，更掌军事。因为，西汉之郡，往往有守有尉，在此情况下，郡守还“兼领武事”；而东汉“省诸郡都尉，兼职太守”，在此情况下，郡守兼掌军事就更无问题了。

东汉时期，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较为尖锐，不断发生起义和战乱。在这种情况下，东汉政府为了加强镇压，维持统治，不仅在中央设置重兵，而且各地都有“郡兵”。如史籍记载：“马防将诸郡积射士三万人击羌。”（《马防传》）“和帝时，窦宪伐匈奴，发缘边十二郡兵。”（《窦宪传》）“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发天下诸郡兵征之。”（《卢植传》）由是可见，当时诸郡皆有兵。所有郡兵，主要是由郡守统辖的。如史籍记载：“（更始二年）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元元年）参狼羌寇武都，败郡兵，陇西太守刘盱遣军救之。”（同上）所谓太守“遣其将”、太守“遣军”，就是郡守派遣其所统辖的将兵。这都说明，郡守兵权在握。

太守因为兼任都尉，当然必须统兵征战。关于东汉郡守征战之事，史不绝书，非常频繁。尽管当时“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见《后汉书·桓帝纪》注引《汉官仪》），那些边郡都尉及属国都尉肯定是管军事的；但是，边郡太守统兵征战的活动仍然很多。《后汉书·祭肜传》记：“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掠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帝以肜为能，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至则励兵马广斥候。……虏每犯塞，常为士卒前锋，数破走之。”这说明，辽东太守祭肜是统兵征战的。仅据《后汉书》诸帝纪所记，东汉一代边郡太守统兵征战的活动就达二十余人次之多。当时碑刻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如：《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有“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的纪事（见《金石萃编》卷七）;《巴郡太守张纳碑》有“爰整干戈”“搏则有获”的语言（见《隶释》卷五）;《武都太守耿勋碑》有“压戎和难，武虑慷慨”“东抚西征”等词句（见《隶续》卷十一）。

至于东汉内郡的太守，在“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的情况下，要负统兵征战之责，乃自然之事；仅据《后汉书》诸帝纪记载，就有十余人次之多。注3实际上岂止此数。史籍中，关于东汉郡兵“讨”“击”“破”“救”“败”“讨破”“击破”“讨平”“大破”“起兵”，等屡见不鲜的记载，在当时“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推定多是由郡守统领进行的。当时碑刻中也记有东汉内郡太守用兵的内容，如：《丹杨太守郭旻碑》刻有郭旻招抚“淮夷”之事（见《隶续》卷十九）;《陈球后碑》刻有零陵太守陈球镇压“盗贼”之事（见《隶释》卷十）;《博陵太守孔彪碑》刻有孔彪“削四凶以胜残”“拯马蠲害，丑类已殚”等“功德”（见《隶释》卷八）。

注3：《后汉书》诸帝纪记载东汉时期内郡太守统兵征战的活动如次：“（建武八年）闰月，帝自征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光武帝纪》）“（建武八年，九月）安丘侯张步叛归琅邪，琅邪太守陈俊讨平之。”（同上）“（永初四年）先零羌寇褒中，汉中太守郑勤战殁。”（《安帝纪》）“（永和二年，二月）武陵太守李进击叛蛮，破之。”（《顺帝纪》）“（永和三年）五月，吴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斩之。”（同上）“（汉安二年，夏四月）……汉阳太守张贡击烧何羌于参，破之。”（同上）“（建康元年，九月）……九江太守邓显讨贼范容等于历阳，军败，……”（《顺、冲、质帝纪》）“（永熹元年，四月）丹阳贼陆宫等围城，烧亭寺，丹阳太守江汉击破之。”（同上）“（延熹六年，秋七月）武陵蛮夷叛，太守陈奉与战，大破降之。”（《桓帝纪》）“（熹平元年）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遣……丹阳太守陈夤讨破之。”（《灵帝纪》）“（熹平三年）十一月，……率丹阳太守陈夤，大破许生于会稽，斩之。”（同上）“（中平元年）南阳太守秦颉击张曼成，斩之。”（同上）“（中平四年）夏四月，……（贼）遂寇汉阳，汉阳太守傅燮战殁。”（同上）“（中平四年）冬十月，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长沙太守孙坚击斩之。”（同上）“（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州黄巾寇太山，太山太守应劭击破之。”（《献帝纪》）“（初平三年）东郡太守曹操大破黄巾于寿张，降之。”（同上）以上共十六例。

虽然如应劭所说“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史籍中也有“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后汉书·桓帝纪》永寿元年七月），以及内地郡尉军事活动等的记载；但是，记载内地太守用兵镇压“盗贼”“叛乱”，不仅有十余人次之多，而且就史籍所记来看，郡守比郡尉的军事活动显然居于多数。据《后汉书·酷吏传》记载，董宣为江夏太守之时，有江夏都尉阴氏在郡，然移檄“寇乱郡境”的夏喜等却是太守所为。此说明，在郡有守有尉的情况下，太守仍然负有军事之责。

另外，东汉郡守在抵御“夷”“蛮”和镇压“盗贼”等方面若犯了错误，有时将遭到惩处。如，《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九年八月，“鲜卑寇肥如，辽东太守祭参下狱死”。李善注引《东观记》曰：“鲜卑千余骑攻肥如城，杀略吏人，祭肜坐沮败，下狱诛。”《后汉书·顺帝纪》记：“（永和）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将军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贤军败没，安定太守郭璜下狱死。”《后汉书·质帝纪》记载：“（本初元年春正月）壬子，广陵太守王喜坐讨贼逗留，下狱死。”《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延熹五年）冬十月，武陵蛮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坐奔北弃市。”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东汉郡守的军事职责，责无旁贷；失职要受惩治。

由此看来，东汉郡守比西汉郡守在军事上所负之责尤重，从而在政治上更加拥有实权。明于此，对于东汉一代往往或以尚书仆射出典一郡，或由郡守入为三公的情事，也就不难理解。

五 几点余论

总之，如上所述，秦汉郡守不完全是文职，仅仅“治民”；而且“兼领武事”，掌管军事。在秦汉郡守问题上，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一）郡守高于郡尉，有尊卑之分，而非并行关系。尽管郡守、尉皆由中央任免，但是郡守“掌治其郡”，负责全面；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协助郡守掌管武事，郡守的职位是高于郡尉的。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守“秩二千石”，郡尉“秩比二千石”。可见郡守的官秩和俸禄也是高于郡尉的。因此，对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所写：郡守“掌郡之治”，应理解为郡守掌管一郡的政、军、吏、财、文等全面工作，而不能把军事一项排除在外；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应理解为郡尉协助郡守掌管郡内的军务，而不能认为郡尉独当军事一面。否则，“佐守”二字便难以理解，许多史实也难以解释。至于《续汉书·百官志》所写“凡郡国皆掌治民”,“尉一人，典兵禁，备盗贼”云云，肯定与史实有所出入。秦汉中央直接任免郡尉，安排职位及秩禄仅次于郡守、而高于一般郡吏的郡尉，到各郡“掌佐守典武职甲卒”，说明军事十分重要，但不能说明郡尉的职位与郡守并行、各自分管一摊。

郡守与郡尉的尊卑关系，在史籍中还有些反映。如《史记·酷吏列传》记：“宁成……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主，操下如束湿薪。滑贼任威。稍迁至济南都尉，而郅都为守。始前数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这颇能说明守、尉的尊卑关系。“始前数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虽然也说明郅都之严，但是究属一般情况；而宁成为郡尉，“直陵”郡守郅都，“出其上”，这是异乎寻常的反常现象，是说明“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的。《史记·酷吏列传》又记：“周阳由……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必陵太守，夺之治。”这也与前一例同样，皆可说明守尊而尉卑。

（二）东汉之后出现分裂割据现象，固然有封建经济基础方面的基本因素，但也与两汉时期的郡县（或州郡）制度有密切关系。秦代处在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新陈代谢之际，废分封，立郡县，当时收到加强中央集权之利。汉初，郡国并行，分裂割据的危险倾向，在诸侯王国，不在郡县；削弱王国，发展郡县，也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而自汉武帝实行推恩法、王国支分之后，以诸侯王为代表的分裂割据势力大大削弱；而以郡守（后来是州牧郡守）为代表的分裂割据势力便逐渐发展起来。郡守成为分裂割据势力，主要在于他们“专制其郡”，不仅操纵地方的政治、经济，而且掌握地方的军权，“久于其任”，盘踞一方，是地方的军阀。东汉末，“州郡各拥强兵”，州牧是地方大军阀，郡守是地方的小军阀。军阀混战，分裂割据，自然与郡县制的郡守“掌治其郡”“专制其郡”有关。当汉初大事削藩，增强郡国，至于武帝之世时，严安曾对武帝提到：“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观齐晋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观秦之所以灭者，严法刻深，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里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讳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不仅部分地说明了齐、晋和秦灭亡的原因，而且敏锐地预感到郡之强大有可能导致“万世之变”。史实果然，自严安之后三百年，就是州牧、郡守等军阀割据与混战，搅乱国家，涂炭生民的世变之局了。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是君主专制，君主欲驾驭一切，然又一切落空；地方之制，“郡守专权”，酷吏横行，良吏何在。专制制度，无论于中央，于地方，于国家，于人民，终究是祸害。

（三）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不能仅仅了解其一些表象，而要全面深入地进行，既要深入研究其经济基础，以知其根源，又要深入研究其制度，以明其特点。我国自秦汉以来，封建专制主义猖獗两千年，这定然与“垂二千年而不变”的郡县制有缘；而郡县制中地方长官之军权，又必定与封建专制主义相关。因此，了解与研究秦汉以来郡县制中的军权归属问题，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