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和谐稳定的总体判断

2006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2006, CASS）结果显示，全国绝大多数城乡居民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各种主要社会关系在总体上是比较和谐的。

1．中国社会现阶段总体上比较和谐稳定

多数居民认为我国社会比较和谐。根据调查统计（表2-1）,8.2%的人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非常和谐，66.7%的人认为比较和谐，两项合计达到74.9%；而认为不太和谐的人占15.1%，认为非常不和谐的占1.8%，两者合计为16.9%（亦即六分之一略强）；另有8.2%的人感到说不清。因此，总的来看，全国近3/4的人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是总体和谐的（非常和谐 +比较和谐）。当然，客观地说，有六分之一多的人认为我国社会不够和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多数居民认为我国社会基本稳定。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比较稳定或非常稳定的人所占比例，略高出认为我国社会比较和谐或非常和谐的人比例（表2-2）:10.6%的人认为我国社会目前非常稳定，65.2%的人认为比较稳定，两者合计占75.8%。认为我国社会目前不太稳定或非常不稳定的人分别占15.6%与1.8%，两者合计为17.4%。总的来说，在大多数人看来，基本稳定是我国目前社会形势的主要特征，但人们也看到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种种不稳定因素。虽然认为社会不太稳定或非常不稳定的人所占比例较少，但不稳定问题本身是具有扩散性的，因而不能因为有较多的人认为社会基本稳定而忽略各种导致不稳定的因素。

尽管人们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稳定形势的看法上存在种种差异，但绝大多数人都渴望社会稳定。例如，在调查中，对于“对现在的中国社会来说稳定非常重要”这个判断，表示很同意的人占56.1%，表示比较同意的人占40.4%，两者合计占96.5%；而表示不大同意的人仅占1.6%，表示很不同意的人更少，只占到0.4%，两者合计占2%。可见，努力促进社会稳定，是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望（表2-3）。

九成左右的城乡居民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比较乐观。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工业化也在总体上进入中期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阶段也是社会发展容易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期。我国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也确实面临不少矛盾、挑战和压力。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绝大多数人对于我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解决问题、应对挑战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是有信心的，态度是乐观的。

调查显示，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暂时的”这一判断，表示比较同意或很同意的人占83.4%；对“党和政府是有办法管理好我们国家的”这一判断表示比较同意或很同意的人占91.6%；对“我相信下一代的生活会比我们更好”表示比较同意或很同意的人占93.5%；对“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值得骄傲”表示比较同意或很同意的人占88.9%；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是很好的”表示比较同意或很同意的占90.5%（表2-4）。可见，我国社会总体上是一个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社会。

2．对社会生活状况的乐观和忧虑情绪并存

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在社会稳定问题上的社会态度和主观看法。根据调查结果，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上述主流社情民意是有其客观现实基础的，但这种基础尚非十分牢固。

多数人感到过去五年来生活水平上升。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很重要的标志是要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能够不断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使人们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种提高不仅要用收入增长、消费水平等物质指标来衡量，也需要得到人们在主观上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水平上升的主观认同将会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下一步行动。调查表明（表2-5），与五年前的生活状况相比，认为“今天的生活水平上升很多”的人占9.7%, “略有上升”的人占53.7%，两者合计占63.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认为“没有变化”的人占22.1%；认为“略有下降”的人占9%，认为“下降很多”的人也占到4.9%，两者合计接近14%（即接近1/7）。

超过一半的人对未来生活水平变化表示乐观。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与对个人生活发展的信心，往往并不同步。一些人可能对大的形势比较乐观，但对个人的发展则不怎么乐观。对“未来五年生活状况的预期”的分析表明，相信其未来五年的生活水平会“上升很多”的人占10.6%，相信会“略有上升”的人占43.3%，两者合计占53.9%；认为“不会有变化”的占17%；认为会“略有下降”的占6.8%，会“下降很多”的占2.7%，两者合计占9.5%；还有19.6%的人对未来五年的生活变化感到不确定（表2-6）。由此可见，在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努力提高人民群众个人的发展信心，增加发展的机会，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多数人认为当前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做到使所有社会群体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都能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不容易。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发展能力、条件和机会，因此存在差异是必然的。这种差异在一些特定因素的影响下，会转化成这样那样的利益矛盾或冲突。这一点，在本次调查结果中有较为显著的反映。对于“我国各个社会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这个问题，只有16.3%的人认为没有冲突；44.9%的人谨慎地认为“有一点冲突”,18.2%的人认为有较大冲突，还有4.8%的人认为存在严重冲突，三者合计占到67.9%。其余15.8%的人感到“说不清”（表2-7）。这一结果表明，原本可能是潜在的群体利益矛盾，正在逐渐显化，成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利益矛盾。

3．利益格局不平衡成为普遍看法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现阶段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形势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社会关系结构，也就是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个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它们不一定牵涉基本的社会利益结构，但对每一个社会群体的发展和利益获得都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不利影响。

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看法。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分配。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是否能够保证社会大多数人获得合理的利益，是这种关系结构是否和谐从而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调查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实际存在着对社会关系和谐及社会稳定的挑战。

关于我国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的问题，过去一直是理论学术界在研究和讨论。此次调查表明，社会各界，从普通农民到国家干部，从一般工人到私营企业主，都已经对此形成比较明确的共识。在调查中，我们请被调查者指出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的三个群体，并且要求按获益大小排序。按照加权的方法（第一选择的权重为3，第二选择的权重为2，第三选择的权重为1）进行整理分析的结果表明，干部以29.16%的综合加权得分比重（即综合三种选择的加权得分占综合加权总分的比例）高居第一位；其次是演艺人员，综合加权得分比重为20.14%；第三是私营业主，综合加权得分比重为17.61%；第四是国有和集体企业管理者，综合加权得分比重为16.01%；第五是专业技术人员，综合加权得分比重为14.09%，他们的比重合计达到97.01%；农民、工人、农民工和其他社会人员排在第七至第九位，综合加权比重合计不到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序格局，是各个社会阶层都认同的（表2-8）。

干部被排在获益群体的首位也是值得警惕的现象。在过去多数年份的同类调查中，排在首位的多数情况下是私营企业主，现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一方面与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干部待遇的稳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一些腐败现象的蔓延对干部形象的影响有关。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群体利益冲突可能激化。在市场化、工业化的过程中，按照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在一个时期内，必然会出现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的现象。但是，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如果这种不平衡格局持续时间过长，先富不能带动后富，则可能激化社会群体利益矛盾。利益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是不要激化矛盾，使之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调查表明，不少人确实担心或者认为这种矛盾会激化。例如，对于“我国社会群体利益矛盾是否可能激化”这个问题，持完全否定态度（即认为绝对不会激化）的人仅占8.6%，谨慎地认为不太可能激化的人占30.4%，两者合计占39%；认为可能会激化的人占33.6%，认为绝对会激化的人占5%，两者合计占38.6%。还有22.4%的人态度犹疑，说不清是否可能激化（表2-9）。

社会综合安全感达到70%以上，但部分群体的安全感低于平均水平。本次调查对人们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劳动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等七个方面的社会安全感进行了测量。其中，认为人身比较安全或很安全的人所占比例最高，达到80.5%；认为食品、医疗与交通比较安全或很安全的人所占比例最低，分别仅为59.6%、62.9%与64.1%；在其余三个方面，认为比较安全或很安全的人所占比重都在76%以上（表2-10）。

根据被调查者对不同方面的安全程度的评分，我们计算了综合安全感指数，其值为72.1。如果把综合安全感指数不到50定义为安全感较低，把综合安全感指数为50以上75以下定义为安全感中等，把综合安全感指数在75及以上定义为安全感较高，则安全感较低的被调查者占2.5%，安全感中等的占49.4%，安全感较高的占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