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身份、角色与作用

“新兴国家”研究相关概念辨析

周鑫宇

摘要：新兴国家研究是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理论热点，但关于什么是“新兴国家”，什么是新兴国家的“崛起”等问题尚缺乏学术共识。本文试图定义新兴国家的学术内涵，并讨论新兴国家崛起问题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兴国家崛起面临的主要系统性问题和风险。

关键词：新兴国家崛起 现代化模式 学习的限度

新兴国家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近两年来，世界各地的学者和舆论逐步达成了共识：有一组西方发达国家世界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稳定的国力增长，这可能会给世界秩序带来重大转变。但是，对于哪些国家可以列入其中、其增长的性质如何，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和模糊之处，或者干脆可以说，还缺乏充足的科学研究。因此，从学理上对“新兴国家”进行定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兴国家崛起的本质，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新兴国家问题的提出

探讨和厘清“新兴国家”概念的由来、内含、外延和学术意义，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新兴国家崛起这一当代重大理论和实践性问题的基础。从外延上看，对于哪些国家是新兴国家，人们既有一些共识，又存在着模糊不清和争议之处。从内涵上看，对新兴国家性质的不同理解，将会影响到对新兴国家崛起原因、性质和其对国际体系影响力的判断，从而导致一些根本性和方向性的认识分歧。

新兴国家问题的提出，首先归功于高盛投资银行。高盛最早敏锐地嗅到了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其对新兴国家发展现象的相关研究报告几乎奠定了后来学者、媒体和政治家展开相关讨论的基调。

2001，高盛公司全球经济研究部门撰写了一篇报告，名为《建设更好的全球经济“砖块”》(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指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四个国家将很快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金砖四国”的名称由此诞生，并在此后几乎成为主要新兴国家的代名词。两年后，高盛发表了关于金砖四国的第二篇报告，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大国的排名将重新洗牌。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其他三国也将跻身中、美之后，将德、英、法等传统西方大国挤出世界经济前6强。又过了两年，在高盛的第三篇以金砖四国为名的研究报告中，其研究团队又提出了一个与新兴国家相关的重要新名词——“新钻11国”，指出了继金砖四国之后，另外11个极具发展潜力、人口优势明显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其中，墨西哥和韩国还有可能成为和金砖四国一样，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发挥支柱性作用的国家。

高盛对世界经济长期趋势的研究带有典型的风险投资人的风格：提早预判、对赌未来。起初，这种过于大胆的预测风格并不被正统的学术界所接受。更何况，在高盛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2001年，最主要新兴国家的经济前景似乎还并不明朗。中国一方面在亚洲经济危机的困扰中缓慢恢复，另一方面还在苦苦等待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历史机遇。国际油价正处于历史性低位，俄罗斯还在后叶利钦时代可怕的经济衰退中苦苦煎熬。印度经济虽然开始加速，但看起来困难比希望更多。而巴西经济则发展迟缓，直到2005年以后，巴西经济才真正脱颖而出，配得上“金砖四国”的称号。

然而，高盛所发明的概念不久就成为全世界耳熟能详的热门词汇。随着新世纪的脚步向前迈进，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出现了远超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从2000年到2008年，这9个新兴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1%上升至15.7%，份额增长了近40%，而西方7国的份额则从77%下降至55.8%。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更是达到了43.7%。

2008年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加速了新兴国家对西方的追赶进程。2006年以后，随着次贷危机逐步加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开始显出疲态，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加大。2008年，全球经济增幅的约78%来自新兴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2008年对全球经济增幅的贡献率超过了45%。2009年，西方发达国家陷入全面衰退，全球经济增长几乎全部来自新兴国家。据高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经济机构的研究报告，新兴经济体将最早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们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还会继续把西方发达国家甩在身后。

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在迅速上升。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的传统秩序正在出现动摇。2008年7月，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在参加“八国集团”峰会时，组成了“五国集团”，构建出发展中国家与八国集团平等对话的首个正式多边框架—“G8+5”，这被视为新兴大国携手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标志。(次年的G8峰会又增加了埃及，形成了“G8+5+1”的结构。) 此后，在协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由10个发达国家和10个新兴国家组成的“G20”机制取代“G8”，成为讨论和处理世界政治经济议题的核心机制。2009年10月，第三次“G20”金融峰会正式把二十国集团会议予以长期机制化，并将其定义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这预示着“G8”这个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全球政治经济“CPU”将更新换代，新兴国家正式以对等的地位进入了世界核心决策层。在2009年12月举行的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以中国、印度、巴西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强硬地拒绝了西方国家惯常的指手画脚。前几年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浮现出来的“发达国家集团VS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局面再次戏剧性地出现。新兴国家底气十足地同发达国家相互指责，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夺世界舆论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由于中国、南非、印度和巴西在哥本哈根峰会前后有意识地密切协调立场、维护自身利益，因此被冠以“基础四国” (BASIC) 的称号。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同“基础四国”进行秘密会议，才使声势浩大的哥本哈根大会以达成一个无约束力的协议而告终。

到今天，新兴国家全面崛起和其对世界秩序的重大影响，已经真正成为全球性共识。就像其名字 (Emerging Powers) 所言，新兴国家问题也正在“浮现”为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主流话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的全球趋势报告认为，“目前发生的全球性财富与经济实力的相对转移，大体上从西到东，为当代历史所仅见”。美国智库“欧亚集团”在2010年最新的报告中说：“在世界摆脱经济危机的时候，世界的主要风险已经转向由新全球秩序带来的挑战——发达国家VS发展中国家，原单极体系VS正在出现的无极体系，原来的有管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VS越来越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新兴国家崛起问题真正成为国际政治学术研究的主流话题。

二 新兴国家的定义

尽管当前新兴国家崛起已经引发全球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广泛讨论，但是系统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展开。就连“什么是新兴国家”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还存在着模糊不清之处。“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ies)、“新兴大国”(Emerging Power)、“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 等名称在不同的场合混用，再加上“金砖四国”“G5+1”“VISTA”“N-11”“基础四国”等多种多样的新名词，新兴国家的相关概念在被频繁使用、约定俗成的过程中，又隐藏着理解的分歧和判断的争议。

如果仔细研究上述一系列名称，就会发现这些概念既有一些共通之处，又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甚至彼此冲突和矛盾。

如在这些名词中，“新兴工业化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当时，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龙”都经历了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经过数十年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数等社会指标方面都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中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把“亚洲四小龙”归为发达经济体。大多数人通常也把韩国、新加坡列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

今天，“新兴工业化国家”又被用来称呼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其中常被学者和专家提到的包括中国、巴西、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墨西哥、南非、泰国、土耳其等。而埃及、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也被部分研究者划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早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这些国家地理分布更加广泛，国家的规模和发展水平更不相同，但其中大多数国家都处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因此，今天“新兴工业化国家”经常与“新兴国家”等同使用。

在西方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是“新兴经济体” (Emerging Economies)这个词。2007年美国出版的一本投资类畅销书《新兴市场的世纪》，第一次使用了“Emerging Markets”这个词。此后，“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就被西方学术界广泛用于描述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也被视为新兴国家最主要的共同特征。

新兴国家崛起的意义不只是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是对政治格局的重铸。“新兴大国”(Emerging Powers) 这个词本身就蕴涵了新兴国家崛起的政治含义。早在1999年，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就开始用“新兴大国”来称呼中国。2001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印度问题专著名称就叫《新兴大国：印度》。高盛在解释“金砖四国”时，也强调了这几个国家绝不只是普通的“新兴经济体”，而且还是现代世界经济架构的重要基石。谈到新兴国家，绝对不能只谈“Emerging Power”(崛起的经济) 而不谈“Emerging Power”(崛起的权力)。

另外，要定义新兴国家，还需要区别“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使用极为广泛的概念，也是一个缺乏统一定义的概念。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除了通常公认的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富有的18个国家外，剩下的就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如果根据人均GDP等指标来衡量，发达国家的数量则可能达到40个左右。而按照人均GDP标准，一些人均收入较高、工业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石油输出国家又难以分类。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来界定。

实际上，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发展中国家”的名称诞生于一种历史背景之下，那就是二战以后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和非西方独立民族国家的兴起。“因此，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考察，所谓发展中国家就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那些在历史上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后来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目前经济发展又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民族和国家。”

上述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与“新兴国家”经常混合使用。在强调新兴国家快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转型时，人们会说“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在暗示新兴国家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力时，人们会用“新兴大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应的语境中，“发展中大国”则是常见的称号。

新兴国家的相关概念在上述三种语境中混合使用，对概念本身造成了一些模糊和矛盾之处。如俄罗斯是金砖四国之一，是公认的“新兴经济体”，但很少有人称之为“新兴大国”或者“发展中大国”，那么俄罗斯到底属不属于新兴国家？从经济指标上看，东欧波兰、捷克等国发展速度不亚于巴西、南非，人口和地理规模也举足轻重，是否应该归入新兴国家？韩国、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又是否属于新兴国家？一些重要的石油出产国，如伊朗、沙特、委内瑞拉等，在经济上似乎不满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要求，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又不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它们还算不算作新兴国家？

要想澄清这些问题，就需要对新兴国家的概念从内涵和外延上加以定义。

“新兴国家”的内涵。新兴国家的概念应当包含三重内涵：经济内涵、政治内涵和历史内涵。只有同时满足三重内涵，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新兴国家。

新兴国家的经济内涵是指原先经济水平发展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一段时间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经济水平得到相当幅度的提高。通常这种增长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包括资源的出口) 和强劲的投资而产生的。“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等概念主要描述的就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内涵。

新兴国家的政治内涵是指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政治权力的增长，并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全球或者地区性的政治影响。对权力结构和权力秩序的影响是“新兴国家”这一概念不可或缺的核心内涵。因此，“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ies) 未必属于“新兴国家”(Emerging Powers)。像新加坡、中国台湾、立陶宛、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属于“新兴经济体”，但由于各种原因，其经济发展难以产生足够的权力意义。

新兴国家的历史内涵也是界定新兴国家不可或缺的特征。必须把新兴国家看作一个历史性概念，放置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以后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来考量。新兴国家之所谓“新兴”，即指一些几百年都来处于落后或者“客体”(object) 地位的亚非拉国家，第一次形成对西方文明的快速追赶态势。这也是为什么像俄罗斯、波兰、捷克、奥地利等东欧国家，在经济上既符合“新兴经济体”的条件，在政治上也颇具影响力，但却无法列入公认的“新兴国家”的原因。他们原本就属于欧洲文明这一中心舞台，并且还是历史上曾经的主要玩家。今天的重振最多属于“复兴”，而谈不上“新兴”。总之，新兴国家必须同时属于狭义上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

新兴国家的概念是经济、政治和历史三大内涵的结合体。当今世界经济表现优异的国家有很多，但是新兴国家必须是那些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较大的全球或地区性政治影响力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在新兴国家的定义中存在着一个标尺，那就是跟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照：在经济维度上，是从原来的落后于西方到今天的追赶西方；在政治维度上，是从原有世界秩序的“客体”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主体”；在历史维度上，是改变数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出现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只有从三个维度上同时理解，才能对新兴国家有一个较为准确、全面的定义。

新兴国家的外延。到底哪些国家属于新兴国家？如果要严格根据新兴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历史含义来圈定，就必须进一步细化指标，如“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具体量化到多少、“全球或地区性影响力”具体如何判定，等等。然而，实际上，“新兴国家”是一个在日常的使用中约定俗成的概念。通常公认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展望五国”“新钻11国”“G8+5+1”“G20”等概念，已经包含人们对新兴国家相关特征的认同。在这些国家之中，符合上述经济、政治、历史三重内涵的国家，就是新兴国家。

实际上，列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新钻11国”是人们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成就的认可，列入“基础五国”“G5+1”“G20”是对新兴国家政治影响力的肯定。对照这些集合，再加入属于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这一历史因素，我们就可以得出当前新兴国家的大概名单和排序：

最核心的新兴国家 (在绝大多数集合中都出现)：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

重要的新兴国家 (在经济集合和政治集合中均有出现)：埃及、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韩国、沙特阿拉伯。

边缘的新兴国家 (只在经济集合或政治集合中出现)：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越南、伊朗。

因此，完全符合新兴国家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的新兴国家共11个，加上6个具有政治潜力的边缘新兴国家，新兴国家总共17个。在最核心的新兴国家中，东亚、南亚、南美、中美和南部非洲各一个。北部非洲、中部非洲、西亚、东南亚也分布了重要的新兴国家。几乎整个亚非拉三大洲的各个次区域都有新兴国家出现，这些国家已经成为或者很有潜力成为地区权力中心。

三 新兴国家崛起的本质

在确定新兴国家在经济、政治、历史方面的三重内涵之后，我们也可以相应地理解新兴国家崛起的学术含义。

首先，新兴国家“崛起”意味着迅猛、持续的经济和国力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必须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并且呈现出相当的持续性，才能形成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追赶效果。如果新兴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在同步增长，那么就只构成发展中国家“发展”(Developing)，而不构成新兴国家“崛起”(Rise)。总之，只有新兴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追赶性发展，我们才可以视作是新兴国家的崛起。

其次，新兴国家的崛起过程包含了政治权力消长和转移。“崛起”(Rise)这个词本身就暗示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新兴国家在经济上对西方的追赶性发展，与本国的人口、地理和文化因素相结合，会带来戏剧性的权力变化。新兴国家崛起必然意味着新兴国家的政治地位相对提升和西方政治权力的相对下降，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将向更为平衡的全球政治新秩序转变。因此，新兴国家就是那些通过自身经济增长改变国际权力结构和秩序的国家，新兴国家的崛起就是这种权力重构 (restructure) 过程本身。

最后，新兴国家的崛起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基于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并由此具备了特殊的历史含义。这一历史背景就是公元15世纪欧洲国家开辟新航路以后，尤其是19世纪欧洲普遍实现工业化以后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政治秩序和世界观念。今天新兴国家的崛起，就是对这种权力、秩序和观念结构的重构。几百年来处于落后地位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迅速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几百年来在国际政治中处于从属和被动地位，担当国际政治的鱼肉、棋子或者看客角色的部分发展中大国，以集体的面貌戏剧性地进入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并通过参与最高政治博弈而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这就是新兴国家崛起的历史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从最广阔的历史意义上进一步探讨新兴国家崛起的本质。新兴国家崛起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现代化。18世纪，工业技术革命和大工业生产最早在英国出现以后，世界上就诞生了一种工业社会的现代性。人类开始从农业文明时代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建立起来。19世纪，随着工业技术知识不可阻止的传播，欧洲、北美、日本等国也相继步入工业时代。而当时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因为自身不适应甚至拒绝学习现代化，也因为国家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利地位，在工业现代化的潮流中一度被西方远远甩在后面。

然而，现代工业文明扩展的脚步并没有就此终止。20世纪中期以后，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今天世界惊呼新兴国家崛起，只不过是这一洪流历经曲折，到今天看起来声势浩大、光彩夺目而已。

这样一个过程，与其说是西方文明的胜利，不如说是工业文明的胜利。现代工业文明的扩展源于以下几种强大的历史趋势。首先是先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的必然性。这是一条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其次，为了能够保证活跃的工业生产和技术产业投资，工商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原则也会自然扩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工业社会最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15世纪，现代商业文明模式在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国出现，随后传向西欧，遍布欧美，今天再走向全世界。最后，工业化必然意味着城市化，而城市化必然带来大众政治的出现。大众政治是工业文明下人类政治生活的现代面貌。大众政治给现代社会提出了相似的问题。因此，所有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活动，都以大概相似的手段和目标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题。

从上述三大潮流的意义上说，现代化是有普适性的。正是因为现代化的普适性，使得新兴国家崛起的方式有许多共通之处，包括发展教育和科研、现代化的观念革命、建立工业基础、市场经济改革、社会革命、政府责任、法治，等等。新兴国家崛起方式上的共通性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也是几大历史潮流的共同外部压力导致的。

现代化普适性还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关系。很明显，新兴国家的崛起伴随着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就先进的科技知识、管理模式和政治组织来说，西方进入现代工业文明已经两百余年，积累了现代化的先进经验。无论是通过发展教育和科研，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知识，还是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活跃的市场经济，或是通过社会改革、政府责任和法治来管理现代大众政治，新兴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大量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包括学习其他成功的新兴国家的经验。据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就是促使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的模板之一。向现代化先进者的学习，也证明了不同国家的现代化有着共通性和普适性。

但是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的普世性有一个极限。新兴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向西方学习，必然最终面临一个“学习的限度”。如果从技术、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逐一考察，就会发现新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学习的限度”。新兴国家的崛起，就是新兴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迈向全面的现代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包括一整套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文化方式。现代化的内容也可以分为技术 (technical)、组织 (associational)、文化(cultural) 三个层面。

技术层面是指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一切工具性的事物，如语言、行业标准、功能性法规，等等。技术的传播是必然的规律。通过技术的模仿可以有效推进现代化过程。新兴国家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必然包含一种向西方学习的宏大过程。尽管如此，技术的学习也会面临极限。最有效的学习也只意味着无限的接近。随着新兴国家与西方技术差距的缩小，技术学习的边际效应会降低。新兴国家如果不能实现自主的技术创新，那么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就会面临瓶颈。

相比之下，现代化只要稍微超出单纯的知识和技术层面之外，涉及人与社会的组织联系，如管理方式、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等，社会差异性问题就会出现，简单的复制和移植就会发生障碍。对先进经验和普遍规律的借鉴仍然需要，但是这种经验和规律必须与本地土壤相适应。即使同样由欧洲启蒙运动产生的政治制度设计，现代民主政治在法国和美国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同样是机械化的流水线生产和跨国营销，日本丰田公司和美国福特公司的管理方式也有显著的差别。在组织和制度层面上，已经没有一种普世的现代化模式可言。

而到了文化层面，现代社会更是因为国家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精神气质的稳定性，而更加呈现出差异的现代化特征。无论我们怎样习惯的说“西方现代化道路”，现代的美国、法国、日本、丹麦、瑞士都是个性鲜明但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文化个体。事实证明，日本社会并没有在现代化过程中变成一个西式社会。中国在现代化早期曾经推动旨在改良文化传统甚至“改造国民性”的系统运动。但是，即使一些旧的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在表面上被成功“扫除”，却并没有一种新文化现成地摆在那里可以照搬。文化层次上的现代化普世模板根本就不存在。

现在新兴国家崛起还处在学习和模仿的初级阶段，但在技术、组织和文化层面上，“学习的限度”会很快到来。“学习的限度”意味着，新兴国家现代化的成功必须依赖根本和全面的创新过程。一方面，随着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的缩小，技术学习带来的发展动力会最终枯竭。另一方面，现代化只有在纯粹的技术层面 (包括科技、知识和语言、标准等工具性要素) 是完全普世的和相通的，一旦到了更高的、涉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层面，就必然面对不同社会的独特性。因此，在组织和文化层面上，现代化则必然包含对本土特征的包容和适应。这种包容和适应过程，就是一种创新过程。这不只是通常所说的自主科技创新，而且是现代社会整体建造。新兴国家最终崛起的标志，那就是建立起全面的、独特的工业文明现代性。

以这样的逻辑，“学习的限度”也可以推出另外一个重要结论：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形态必是多姿多彩的。既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更不存在普世的全球现代化模板。国家的现代性不是唯一的。新兴国家崛起的方式和道路也不是唯一的。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既不存在可以普世的“美国模式”，也不存在可以通用的“中国模式”。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都依赖于一套独特的自我创造模式。

四 新兴国家崛起失败的风险

新兴国家的崛起由历史性趋势推动，但其崛起并不是必然的。从最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现代工业社会的文明形态最终将遍布全球，但是这样的判断对于新兴国家崛起没有实际意义。新兴国家的崛起绝不是顺理成章，更无法坐享其成。在历史和现实中，许多国家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到今天仍是如此。在我们可以讨论“新兴国家崛起”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仍然离成功非常遥远。

造成新兴国家崛起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对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反应迟缓。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几乎所有的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对现代工业文明本能的抗拒并为此长期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工业文明是一种外来物，就像移植的器官一样会经历排斥反应。排斥反应较小的社会，如日本，甚至可以成功地赶上第一波现代化的浪潮，但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在迟钝的反应和帝国主义的紧逼中步步沦陷，等到20世纪中叶才迎来涅槃。今天，大多数新兴国家都已经成为现代化最热情的支持者——有趣的是，这与当代西方反思现代化的思潮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在一些文化和宗教传统较为坚固的亚非拉地区，对现代化的不适应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导致新兴国家崛起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对现代化历史潮流反应不当。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在促进技术进步、组织经济活动和实现政府责任方面的表现有着高下之分。印度人在学习和应用技术方面似乎有特别的才干；中国人则善于创造一种独特的制度平衡，在资源相对稀缺、基础较为薄弱和国际环境复杂的条件下，实现了世所罕见的增长。但是，不是每一个国家的表现都一样优异。放眼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法较好地履行基本的政府责任——哪怕只是实现安定的社会秩序；还有很多国家的政府精英精通西方政治学说，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纠结于权力如何分配，却疏于基本的管理责任，导致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低效率。

当然，我们今天谈论的“崛起”过程中的新兴国家，都是亚非拉世界在现代化进程方面的佼佼者。相比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较好地适应和应对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并在技术进步、经济组织和政府责任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其经验甚至已经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虽然对现代化的反应迟缓和反应不当问题在新兴国家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新兴国家崛起的主要风险已经转移到如何突破“学习的限度”上去了。

“学习的限度”是新兴国家崛起面临的第三大风险，也是当前历史阶段的主要风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技术的学习和转移是推动新兴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引擎，但从现代化的最初阶段开始，“学习的限度”问题实际上就已经浮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初步实现工业化以后，曾经试图像复制西方技术和工厂那样复制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甚至文化结构，最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多数努力都归于失败。

“学习的限度”是一条非常残酷的规律。无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多么高的热情想要拥抱现代化，并准备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最后的成功者都必是那些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要求，先进的技术和制度经验，以及本国物理和人文特征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一种独特的现代化特征的国家。

不同的新兴国家有着不同的问题，但新兴国家崛起作为一个整体现象，其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就是创新失败的风险。新兴国家的崛起和现代化的成功，必须突破“学习的限度”，在技术、制度和文化层面实现历史性的重大创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但总的来说，只要社会有能力持续产出人才和投入资金，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是相对简明的事情。组织制度创新的成效有赖于结合先进经验、融合本土特征，这非常需要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并有合适的历史观、世界观和自我观作为支撑。西方和东方的历史都表明，如果缺乏一种能够在现代化压力下改良并重新迸发活力的文化，国家就无法在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中绕开重重迷雾和险滩，以超人的创造力和意志力实现民族的全面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