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秩序演进——机遇、风险与对策

董春岭

摘要：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无疑是21世纪影响全球秩序的最重要事件。它将世界的全球化与现代化水平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同时也加速了西方主导地位衰落，使国际体系朝着更均衡方向发展。这给广大新兴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新兴国家自身存在着很多弱点，其影响力被西方刻意放大，其集体行动力也受多重因素限制。传统的国际秩序在“吸纳”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方面面临困境，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对抗风险增大，这可能导致“零和”思维抬头、全球化倒退，中国应保持警惕，提早防范风险。

关键词：新兴大国 国际秩序 全球化 风险 零和世界

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无疑是21世纪以来影响国际关系的头件大事。特别从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等后发国家呈“梯队型”“后浪推前浪式”发展，不仅侵蚀着“一超多强”国际政治格局，也使国际体系发生深刻转变，更推动着全球秩序不断演进。基辛格的“四百年未有之变局”，萨科齐提出的“相对大国时代论”，梅德韦杰夫提出的“多极化已成现实”说，扎卡利亚提出的“后美国时代”论都反映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给我们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新兴大国在为国际秩序朝民主化、多元化方向发展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应警惕可能出现的世界“零和化”倾向，防范可能由此带来的风险。

一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原因及影响

央视纪录片《大国兴衰》曾详细探讨了不同时期大国崛起的原因及特征，可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这些国家兴起都顺应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各国的现代化水平均走在当时世界前列；其次，在生产力 (器物层面)或是生产方式 (制度层面，包括社会组织方式、生活方式等) 都有所创新，引领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再次，这些国家都做好了自身的内部治理，同时有正确的外交政策相配合，逐步积累起充足的物质财富；最后，这些国家的国民都富有冒险和开拓精神，涌现了一批对人类进步作出突出贡献的精英，他们用汗水和智慧支持了国家的崛起。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即遵循了上述规律，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为例，这些国家都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化进程最初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它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自由贸易”夺取和霸占发展国家的市场，但这种“如意算盘”显然落空了。全球化“一经开启便很难再退回原点”，新兴大国在此过程中获得了较大的相对收益。全球化使得财富、技术、资源以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发生扩散，推动着各种要素突破主权的边界和市场割裂的藩篱，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先进的经济组织方式、社会政治方式、思维方式也不断传递，为新兴国家的内部变革提供了知识和技术上的准备。正是在这种机遇下，大部分新兴国家积极推进内部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积极学习西方，使其与本土化特征相适应，同时抓住了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引领的世界经济繁荣长周期，在不断探索中完成了一些重大的革命性创新 (如中国的工程建设、环保技术、航天技术及新能源技术)，逐步建立起现代的国家结构和工业体系，并掌握了现代化的主动权。新兴国家普遍处于工业化时代的后期，而发达国家则处于后工业化时代，这种“代差”使新兴国家工业发展潜力巨大且具备“后发优势”。各新兴国家利用自身特殊的人力、物力条件，在释放出积压的经济潜能的同时，又加入到了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当中，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全球化的内涵。例如，一些国家将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再投资到西方发达国家 (如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使得资金流向逐渐发展成真正的全球多向流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盘根错节，广泛而深刻。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全球化发展相得益彰，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种互动下“螺旋上升”。

此外，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自身有特殊的“天然禀赋”。上述四国就领土面积而言，是“天然大国”，而南非、墨西哥也属于中等规模国家，广阔的幅员不仅使这些国家占有一个或多个地缘战略要冲，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腹地与丰富的能源、资源。中国和印度人口数量居世界前两位，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内部市场。俄罗斯拥有强劲的能源实力，天然气储量占全球的35%，是世界第二大白金和钻石生产国，空间、军事科技处于世界前列；巴西以资源立国，铁矿石、木材及农产品出口丰富；印度信息、生物技术后来居上，信息技术出口年增长率达到35%，在软件外包等领域居世界前列；南非虽然经济规模有限，但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众多国家关系紧密，贵金属矿产、煤、石油等资源储量丰富，具有开发非洲桥头堡的地位。中国和印度是重要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这些国家都是地区大国，在国际上也具有较强影响力，且具有实现国家兴盛强大的内在动力和抱负。如中国、俄罗斯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巴西、南非都是2011年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俄罗斯是八国集团成员，中国、印度、巴西、南非都是“77国+中国”“基础四国”等南南合作机制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的核心参与方，“金砖五国”都是新的全球金融标准制定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的重要成员。中俄是核俱乐部成员，印度已经拥有核武器，巴西建有南美首个铀浓缩提炼中心，而南非是重要的铀生产国，且有“拥核”经历。这些新兴大国均具备崛起成为世界级大国的资质和条件。

不可否认的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是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和贸易体系而实现的，属于“体制内崛起”。在崛起道路的选择上是通过和平方式而非战争，外交政策选择是对体系主导国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而非对抗，为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西方主导下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不仅为全球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条件，也给各国发展营造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如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资源供给线一直保持畅通，“这是美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这些国家可以依赖美国海军的保护而安心使用马六甲海峡”。面对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而西方世界相对衰落的困境，欧美一些地区“反全球化运动”逐渐活跃，其鼓吹的一个理由就是“全球化使新兴国家搭了便车，而使西方国家相对利益受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国际体系所呈现出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总结新兴大国崛起动因的时候，对美国领导下的国际体系这一积极面应本着客观的态度予以肯定。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的新兴大国正将世界现代化进程带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新兴大国崛起在本质上是要实现现代化，完成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宏大进程。从宏观方面看，第一波现代化浪潮发生在欧洲，是工业文明同“千万”数量级的人口相结合，如英国、法国。第二波现代化浪潮发生在欧洲两翼，是工业文明同“亿”数量级的人口结合，如美国和苏联。而正在发生的第三波现代化浪潮是工业文明同“十亿”数量级的人口结合，如中国和印度。当前，全世界真正享受到现代化生活水平的人口只有10亿人左右。而第三轮现代化浪潮过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工业文明以和平方式扩散至地球的各个角落，惠及数十亿人，整个世界才算真正完成工业文明阶段。从微观方面看，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在前现代时期曾创造过灿烂的农业文明，并积累了丰富、强大的文化小传统。然而，在近代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结构和话语背景下，这些国家不仅在物质上感到落后，在文化上也缺失信心。通过实现现代化，新兴大国证明了一定时期应对现代化不力并不代表文明本身衰落，通过不断学习、调整、适应，它们不仅能够应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挑战，甚至能够给现代性增加新的内涵。通过实现现代化，新兴国家不仅完成了“自我救赎”，重拾文化自信，还能够发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叠加效应，推动器物和制度层面上的创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成果共享，从而把人类文明带入现代化新阶段。新兴国家人口总量约有40亿，它们理应享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其实现崛起和完成现代化有着内在合法性，西方已经实现现代化的10亿人没有理由干涉。而总数为50亿的现代化人口将彻底颠覆现有西方的生产、生活模式，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数百年来西方世界外部靠“剥削穷国”、内部靠“透支未来”的发展模式彻底终结，低碳、环保、节约、高效的现代化新阶段将随之到来。

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打破了西方国家占据世界舞台中心500年的历史，加速了世界经济和权力重心的转移和分散，使“西方中心地位”开始衰落，同时也塑造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当前的种种秩序，看似是东西方不同制度国家协商的结果，实际上在制度、规则、话语权等方面很大程度上由西方主导、由美国霸权塑造。随着新兴大国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局面开始改观。这不是危机状态下的一种偶然或暂时现象，而是伴随现代化历史进程而必然产生的、持续的、长期的趋势。目前，新兴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50%, IMF预测到2050年，“金砖四国”的GDP排名都将进入世界前六位。非西方力量整体提升使得西方世界不得不正视国际经济和权力重心“由西向东转移”“由北向南转移”的客观事实；守成国家不得不思考向新兴国家主动或被动让渡部分权利。如世界银行2010年4月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投票权由44.06%提高到了47.19%，金砖国家的总体投票权上升到了13.1%。根据2010年11月达成的IMF份额改革法案，发展中国家整体份额上升至42.3%，金砖国家的总份额上升到了16.067%，两大机构承诺未来还将继续向新兴国家转移权利。此外，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机构，新兴大国之间也建立起多种临时性或长效型的协调机制，借助这些平台，新兴大国开始与传统大国“平分秋色”，积极参与国际议题，主动发声，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援助等，其话语权和决策权、国际影响力和体制塑造力均有了大幅提升，一举一动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影响，对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多极化和民主化、促进世界资源的更均衡分配具有积极意义。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对“华盛顿共识”构成了挑战，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市场至上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新兴国家普遍增强了自主发展的合法性，其经济、政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参考借鉴意义。新兴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一支重要的建设性力量，不仅在于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更在于其具有的、长期被低估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非西方群体”正将自身的传统智慧、现实经验同日益增长的世界关怀结合起来，探索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新路，它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垄断，推动着世界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在反恐、防止核扩散、世界经济恢复、气候治理等诸多全球治理议题上，传统大国对新兴国家的倚重不断增强，世界经济、政治权力结构正以和平的形式朝着东西方均衡的方向发展。

守成大国美国因冷战“不战而胜”变得狂妄自大，发动的两场战争使其由于实力过度扩张导致国力逐渐衰落，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担忧终成现实。从“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我们见证了美国权威的不断下降，北京奥运会、俄格冲突、引领世界经济恢复，以“金砖四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无疑是造成这种权威流散的重要动力。守成大国在经历了失落、迷茫、反思之后，如果能够更加谨慎地使用权力，继续履行责任，通过一系列举措恢复和完善自己，通过协商谈判逐渐让渡权力，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将新兴力量吸纳到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其领导者地位未来有望继续延续，而国际秩序将随之进入一个稳定乐观的时期。反之，旧有的国际体系将在动荡中不断走向崩溃瓦解，这对任何国家而言都不会是好消息。当前的美国正处于失落和迷茫期，世界面临着“零和化”的风险，而国际体系处在“转型时期”，将经历一个从权威缺失到区域动荡，再走向相对稳定的漫长过程。

二 新兴大国个体及集体的弱点分析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守成大国既不会轻易放弃主导权，也不会任由自身衰落持续下去，“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新兴大国面临的内外挑战会随着影响力的提升而不断增加，各种“捧杀”“陷阱”“障碍”也将纷至沓来。我们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但“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对未来不应盲目乐观，需客观认识自身的问题和局限，防止“被忽悠”，明确新兴大国群体应克服的弱点，以便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为推动国际秩序的良性变革而努力。

(一) 新兴大国的影响力“被夸大”

在自身危机感、责任外包、麻痹战略对手等心理的驱动下，西方世界热炒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夸大了这些国家的实际影响力，这种现象值得警惕。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

第一，新兴国家的经济影响力“被凸显”。经济实力确实很重要，但它并非权力的决定性因素，只能部分反映出实力的变化。人们过于关注新兴国家的经济实力增长速度而忽略了其综合实力中的其他“短板”。例如，中国的海外利益和影响力扩张确实非常迅速，但面临着“经济单兵突进的困境”，政治力、军事力、外交力的提升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多情况下，海外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俄罗斯凭借“能源红利”迅速致富，但面临“能源产业一枝独秀的困境”，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并未建立，一旦遭遇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国内经济就直接受影响，经济发展的脆弱性突出，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

第二，新兴国家的地区影响力“被凸显”。新兴大国都是地区大国，其对所在地区的影响力要大于对世界的影响力。美国在一些地区问题上需要借助新兴大国的力量，而新兴大国也的确有能力在一些地缘政治问题上阻止美国实现目标。例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对付朝鲜需要“看中国脸色”；在缅甸问题上需要中国和印度的协助。但这是地区影响力，而非国际影响力。美国对这些地区大国的借重是议题式的合作，是出于战术考虑而非战略。“很多地区事务对美而言并没有实际利益，但依然需要美国介入才能解决，而美国乐意且有能力这么做，这种国际影响力是当前新兴大国不具备的，这种责任是新兴大国不愿且无力承担的。”在媒体及学界的炒作下，新兴大国在本地区事务上的突出表现被“放大”成为“国际影响力”，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三，新兴大国的影响力被多边机制“夸大”。中国、俄罗斯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中国、印度是“77国集团+1”机制成员，因有77票支持而在联合国享有较大影响力。事实上，中国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除了台湾问题，在其他国际事务上不愿意触怒美国，很少使用否决权，而77国集团只有在具备共同目标的情况下才选择和中国站在一起，并非中国利益的铁杆支持者，但这种机制赋予的权利在不分场合、条件的情况下直接被外界归为新兴大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样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四，新兴大国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增量优势”和“趋势性”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存量优势”和现实情况。新兴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动人数据”是在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取得的，其未来增长的趋势也是基于当前数据的一种分析和预测。仅根据各种评估分析和数据预测就做出战略判断未免过于简单。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即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实际的决策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西方世界手中。这和当前新兴国家崛起有某种相似的地方，用简单的一句话可概括为——新兴大国“将起未起”，传统大国“将衰未衰”。趋势未必能够变成现实，当前的现实依然不容过于乐观。

第五，新兴国家崛起“被夸大”还体现在相对性上。金融危机使美欧等西方国家实力整体衰落，新兴国家的经济在整体上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只不过伤害较小。新兴国家在“别人都差，自己不那么差”的情况下被推到了前台，因为美国实力衰落使得自身地位凸显。新兴大国在自身发展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必须以大国的形象出现，担负起全球治理重任，客观上带来很多问题。新兴大国自身在软、硬实力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在主观上也未做好充分准备，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西方世界希望转嫁更多的体系调整成本和国际责任给新兴国家，这样，新兴大国不仅面临着来自他国和全球公民社会越来越多的责任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国内民众因国力上升而对国家治理、自身生活水平等方面产生的越来越高的期望值，两种压力交织使得外交政策很难平衡。此外，新兴大国的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有待提高，在国际制度资源、历史经验积累以及综合协调能力方面仍很欠缺，宏大的目标与战略谋划能力之间不相匹配。就当前的状况来看，新兴大国被动地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传统大国的政策见招拆招居多，缺乏前瞻性的政策规划，主动塑造力不足。

(二) 新兴大国的集体行动力“受限制”

新兴大国文化多元，各个国家在政治体制、发展模式、价值观念、文明体系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虽然为改造旧的国际秩序这个目标而走到了一起，但集体行动力不足，这主要受以下四大因素制约。

首先，新兴大国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分歧，缺乏政治互信，在具体的合作目标等问题上也存在差异。从战略层面上看，新兴大国合作面临着某种程度的“地缘困境”，中、印、俄三国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外围依托的战略区域相互重叠，缺乏缓冲地带，稍有不慎就会触碰对方，互信难度很大。这些国家各怀大国抱负，在共同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也彼此竞争、相互提防，俄罗斯、印度、中国在地区主导权问题上争夺激烈，巴西、南非虽然与中国相隔甚远，但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在拉美、非洲的影响力迅速扩张，两国对中国的戒心不断加强。在具体合作目标上，俄罗斯期待能够抓住机遇在国际格局转型中发挥特殊作用，利用自己既是G8成员又是“金砖四国”成员的特殊身份，回旋其中。印度希望突出优先合作项目，巴西则更关注增强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而南非则希望能够借集体的力量巩固自己非盟盟主的地位。中俄两国与印度、巴西在安理会改革上存在利益分歧，在对待“印度入常”问题上也持不同意见。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印度、巴西、南非强调其自由民主的国家特征。

其次，新兴大国之间缺乏合作的经济基础，经济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新兴大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它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集体崛起，这些国家多处于高增长、高能耗的初级发展阶段，都依靠开发自然资源，使用廉价劳动力，输出廉价商品的方式发展，都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产业结构相似，主要的贸易输出地相同，经济缺乏互补性，竞争面突出。如中国与印度、巴西之间常常发生恶性贸易竞争，巴西与中国、俄罗斯在市场准入问题上曾有过冲突，印度、巴西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时常“倒戈”，对华施压，在WTO谈判中，印度和巴西在最关键的农业问题上分歧严重。缺乏合作的经济基础，新兴大国间的合作常常流于形式，而上述各种分歧则很容易被发达国家利用，挑拨离间。

再次，新兴大国缺乏“美国式”机制建设能力，合作深入发展举步维艰。如前所述，在金融危机的助推下，新兴大国还未做好准备就提前登台亮相，自身参与机制建设的能力不足。当前，新兴国家的合作机制五花八门，难以整合，不能发出统一声音，也无法形成与发达国家博弈的集体合力。新兴国家的各种合作机制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无法与G8、经合组织等发达国家俱乐部相比。各国处于试探磨合期，在目标、利益分歧等因素作用下，在很多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短期内难以形成规范、稳固的组织机制。“中俄印”“BRICS”“基础四国”“发展中五国”等多个机制成员雷同、议题重合，各国对机制扩员态度消极，对机制整合意见不一，削弱了新兴大国集体行动力。此外，各种机制“群龙无首”“谁都不愿当头，谁都不服别人当头”，各种机制处于自发的、无序的状态中，缺乏整体的制度设计，缺乏政策方向感。

最后，新兴大国面临着被西方分化瓦解、被发展中国家猜疑嫉妒的双重压力。新兴大国多以对美关系为主轴，争相发展对美关系，实质上将彼此合作的主导权交给了美国。而西方国家对新兴国家采取了“两面下注”战略，融合与遏制并举。在安全方面，美国一方面加强同新兴国家之间的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另一方面强化和扩大了军事同盟。在经贸方面，美欧等国一面加速占领新兴国家的市场，另一面加强贸易保护，提高进口产品的质量、技术标准，强调所谓的“环保要求”与“劳动标准”。对不同的新兴国家，西方使用“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办法，如对待中国和俄罗斯以防范为主，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遏制；对待巴西和南非以合作为主，尽力给予支持；对待印度，则是极力拉拢，企图将其纳入“亚洲版北约”，用“美日澳印四国联盟”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此外，西方还利用民众的妒忌心理，煽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对立，降低新兴国家发挥“南北沟通”桥梁的作用，力图阻止新兴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基于共同利益结成“议题联盟”，增大对新兴国家的战略压力。

三 国际秩序潜在的三大风险

英国《金融时报》外交事务版首席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2012年出版了专著《零和世界——崩溃后的权力与政治》，书中将1978年至2008年这三十年的全球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为标志的“转型时代”；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乐观时代”；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焦虑时代”。通过研究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可以发现影响当前国际秩序的三大消极趋势：一是全球化发展可能出现拐点，二是新兴大国群体与西方世界的对抗性风险增大，三是国际关系的主导逻辑正在向“零和化”方向发展。这些风险值得我们警惕和重视。

“转型时代”的重大政治、经济转变为“乐观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日后的崛起埋下伏笔，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导致苏联崩溃，二者结果不同，全球意义却非常相似：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间的壁垒被打破，创造财富、自由贸易和追逐资本成为全球理念。这股市场自由化潮流也促使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国家最终加入国际贸易体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凭借强大实力成为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开启了“乐观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大多数国家归入一个经济体系，所有大国“都秉承相似的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理念”。在近20年时间里，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印度及多数东南亚国家也快速发展，欧盟规模扩大一倍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繁荣、自由与稳定在全球扩展，贫困、专制、无政府状态逐渐减少，全球化成为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主题，互利共赢的逻辑主导国际关系，似乎预示各国生活水平将提高，世界将更和平，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支撑“乐观时代”的是五大理念：一是认为民主事业将不断推进，这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得到充分体现。二是深信市场将压倒政府。这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认为世界正进入小政府、低税收、私有化、放松管制、市场开放及全球化的时代。三是相信科技变革将推动繁荣、民主与全球化，现代科技创造出一个全球社会，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联系紧密，更难以干涉，互联网正冲破国界和贸易壁垒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四是信奉“民主和平论”，认为在民主与资本主义处于上升势头的世界，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危险“必然消失”。五是认为只要美国下定决心，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就能战胜任何国家。

该时代也曾出现反全球化声音，主要出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中东并未从全球化中获益，大部分财富被掌握在西方银行家、俄罗斯寡头、亚洲企业家等少数人手中，而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传统特性和生活方式却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走向消亡。“基地”组织更是充当了反全球化的先锋，对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发动攻击 (世贸大楼是世界经济中心，而五角大楼则是世界权力的中心)，美国则以两场战争回应，战争消耗着美国的国力，也消耗着美国人的乐观。

2008年金融危机宣告“焦虑时代”的来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支撑美国在“乐观时代”保持自信的5个理念均遭重创。因向伊拉克和阿富汗输出民主的行动受挫，美国的自由事业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严重动摇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信心。技术革命不再是万灵药，其无法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俄格冲突使“民主和平论”不再具有说服力。而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中陷入困境也使其无往不胜的神话大打折扣。

危机之后，相对衰落的西方世界开始重新思考全球化的发展与国际关系的“共赢”逻辑是否仍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新兴大国已在体系中崛起且愈发自信，日益成为制约美国权力的重要力量，而美欧等国不但面临贸易逆差、财政赤字、高失业率、经济增长乏力等困境，国际影响力也开始下降。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美国还未做好结束其霸权的思想准备，很多美国人将危机根源归咎于中国，将美国衰落归咎于华盛顿政治家的失败。在焦虑情绪下，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政府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对全球议题日益冷漠。中美竞争加剧，两国“安全困境”升级，双方在汇率、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上展开博弈，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开始陷入“零和”状态。危机也使欧洲面临多重忧虑：一是欧盟内部任一成员国的经济危机会对整个欧盟市场和汇率构成威胁；二是成员国因削减公共支出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会影响其一体化进程；三是欧洲各国开始将亚洲的廉价商品及周边国家非法移民视作社会稳定的威胁。

面对非西方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将外部世界更多地视为威胁而非机遇，在国际政治议题上逐渐退回孤立主义，对贸易、移民等问题日益倾向采取保护主义行为，全球化很可能在未来出现拐点，发生倒退。这主要是因为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心态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西方世界面对新兴经济体 (如亚洲四小龙与日本) 的挑战时，可以采取“吸纳”的方式，将这些新兴国家纳入西方文明体系，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这些国家规模较小(西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二是这些国家本身的西方文明因子较强，也有意愿“被收编”。但当前的局势与以往不同，新兴大国群体规模巨大且文化多元，西方10亿人口主导的秩序体系不可能在吸纳了约40亿新加入工业文明的人口之后仍保持主导地位，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被新兴大国吸纳”。西方国家在主观上不愿接受非西方的新兴大国群体崛起，这必然导致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的对抗加剧，国际秩序的“零和化”特征已经开始显现。四大趋势正在日益加剧这一特征。一是全球难题增多 (如汇率、减排、资源、移民等)，且多具“零和”性质，博弈各方的竞争大于合作。二是新全球治理模式饱受争议、停滞不前。三是新兴国家不愿也无力承担过多治理责任，它们更多地从本国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性要远强于建设性。四是潜在的“失败国家”(如索马里、巴基斯坦、埃及等) 增多，将加剧国际局势的混乱。

正在形成的“零和”世界将带来双重威胁：一方面，它意味着全球性威胁无法解决，“美国不愿站岗值班，也没有人接替”，在很多地区将出现权力真空，大家自扫门前雪，为了私利不惜冒险，全球贸易受挫，粮食、能源紧张，环境灾难及核恐怖威胁增大，“失败国家”增多，爆发地区性战争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即使所有糟糕情况得以幸免，寻求全球合作能力的退化也将给国际关系带来危害，主要大国将为利益与权力相互冲突、争吵并使用阴谋诡计，国际秩序将变得复杂而混乱。

四 中国外交的应对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既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又带来了风险和挑战。机遇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这一趋势推动着世界多极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制度性权力提升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赢得了主动地位。其次，将中国崛起寓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之中，有助于缓解面临的战略压力，节约了自身发展的成本，同时拓展了外交回旋余地，增加了与守成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再次，同新兴国家在国际秩序变革方面的议题式合作能够为其他合作营造良好氛围，有助于推动外交工作的整体开展，为经济发展开拓空间、提供资源、营造环境，服务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目标。最后，“西方中心主义”的衰落、“东西”“南北”更加均衡的国际体系，为中国拓展自身软实力，重新发掘自身文明特性，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条件。

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美国是否会以和平的方式衰落？在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冲击之下，西方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已经动摇，但美国选择以何种方式应对冲击尚不得而知。其次，中国目前的GDP规模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军事现代化也在加速进行，作为新兴大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国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美国地位的最有力挑战者，“榜眼效应”使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既是守成国家重点防范和打压的对象，也是其他新兴国家妒忌的对象和竞争的目标，外部压力增强。再次，中国自身发展受益于全球化，当前的反全球化趋势蔓延下去，将会给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最后，一个领导缺失的世界将使中国面临的外交难题迅速增多，而中国也将被迫提前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准备不足，自身能力有待提升，各方协调难度很大。

为了更好地把握机遇，防范风险并应对挑战，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或可供有关部门参考。

第一，不急于在新兴大国群体中“当头”，继续“韬光养晦”，低调保持和各新兴大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巩固和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借助新兴大国群体的力量部分化解外部压力。同时积极发展自己的软硬实力，完善内部治理，为未来更好地履行大国责任打基础。

第二，用“双管齐下”的方式对待西方的“两面下注”及分化瓦解战略。在同新兴大国合作的同时，要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它不仅是盘活中国外交全局的需要，也是防止世界进一步“零和化”的需要。中国应增强与美互信，缓解其战略疑虑，同时鼓励其继续发挥作用，在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议题上予以支持配合，在新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

第三，有选择地承担“国际责任”，在全球治理方面增强新兴国家间的凝聚力，积极参与多边外交，认真学习传统大国的机制建设能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体系塑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