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方法

为了进一步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和货币金融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具有高储蓄动员能力的货币金融体制成因及其相应机制无疑是有益的。

（一）经济起飞、储蓄动员和中国货币金融体制改革

刘霞辉（2003）在总结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国产出增长的变动规律，其结果如图1-4所示。图中纵轴为人均GDP，横轴为时间，中间的曲线为产出线，大致呈S状。人均产量增长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值也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被经济学界看成起飞阶段。但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而是有一时间限度：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存在一拐点，高速增长到该点后，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人均产出将在越过该点后呈递减的增长趋势，其后就是遵循新古典增长的足迹。对不同的增长阶段应该用不同产出理论来解释，为与现有经济增长理论接轨，可以将这些阶段分为Malthus均衡、工业革命理论（或发展经济学）、卡尔多典型事实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即新古典理论）、新经济分叉。由此可见，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低收入、低资本存量和高收入、高资本存量两个均衡。在低收入、低资本存量均衡中，如果听任经济自由运行，由于收入水平偏低造成资本积累水平偏低，而资本积累水平偏低反过来又制约收入水平的提高，就形成了所谓的低收入贫困陷阱。为了突破低收入贫困陷阱，完成向高收入、高资本存量均衡的顺利过渡，必须发展包括货币金融在内的极具资源动员能力的体制，增强储蓄动员能力，支持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起飞。通过特殊的货币金融制度安排，增强储蓄动员能力，支持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对后起经济体尤为重要。这与格申克龙（2009）提出的后发劣势有关。尽管从表面上看，一个经济体起飞越晚，似乎越可以从引进外来技术、充分获得知识外溢效应中获得补偿，然而，其低下的收入水平和严重的资本积累不足将制约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因此，发展具有高储蓄动员能力的货币金融体制，正是解决由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和资本积累严重不足引发的后起经济体资源动员和组织的格申克龙难题的不二法门。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结构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带有明显的后起经济体低收入水平贫困陷阱特征，人均GDP仍然偏低，并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面临着紧迫的实现经济起飞任务。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均GDP也只有400美元左右，仍处于世界后列。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12亿人口仍有9亿生活在农村。这就构成了改革开放后知识（人力）资本严重稀缺（相对于原始劳动力数量）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初始禀赋。很显然，面对这样的禀赋条件约束，中国当时经济增长最主要推动力只能来自通过不断引进国外相对成熟的标准化产业技术（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使用原先积累的类似技术，带动知识（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增加，依赖干中学方式进行经验知识积累，最终发挥经验对生产率的有益影响。二是受制于从计划经济时期承接的财政、信贷资金分口管理体制及其配套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宏观调控，当时的中国也缺乏具有高储蓄动员能力的货币金融体制。所谓财政、信贷资金分口管理体制，系指财政部门以财政拨款方式满足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和定额流动资金需要，银行信贷不参与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仅限于满足企业临时性超定额流动资金需要。很显然，在财政、信贷资金分口管理体制下，银行信贷基本被排除在直接参与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之外。至于通过信贷扩张增加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供给间接参与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方式，也因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宏观调控规则受到严格限制。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并不具备能够动员储蓄的货币金融体制。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计划部门成了近乎唯一的储蓄和投资主体，并在理论上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储蓄动员，并不需要货币金融体制再具备储蓄动员能力了（兰格，1981）。

不过，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开启和不断推进，主要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影响，早在1981年以后，中国储蓄和投资结构就已发生深刻变化。在这场变革中，政府部门储蓄长期以来不敷自身支出所用，企业部门在留成利润中扣除再分配给职工的一部分收入之后，其储蓄也满足不了自身投资的要求。于是，储蓄和投资的缺口只能靠家庭部门的储蓄来填补。很显然，储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和储蓄-投资差异日益扩大，意味着原有的以政府计划部门为中心的储蓄动员机制正日渐丧失功能，需代之以具有高储蓄动员能力的货币金融体制，从而使得金融业在储蓄-投资过程中成为储蓄者与投资者不可缺少的“媒人”。

由此可见，正是为了应对如此严峻的资源动员和组织的格申克龙难题以及相应的后发劣势，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开始了发展具有高储蓄动员能力的货币金融体制，支持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尝试。

（二）信贷扩张、储蓄动员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

1．信贷扩张和储蓄动员机制

正如长盛不衰的货币化进程所体现的那样，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储蓄动员主要是以银行信贷扩张方式进行的，我们可以通过运用代表性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简表较为全面地揭示信贷扩张动员储蓄机制。如表1-2所示，银行信贷扩张规模的直接约束条件有两个：①充足的资本金率；②充足的准备金率。根据不完全信息、委托代理和金融合同的激励与约束理论分析，由于非货币金融资产（负债）间是不完全替代的，企业内部资金成本低于外部资金成本，银行只有具备充足的资本金率（由银行营业利润和资本损益决定的内部资金率）才能一方面降低由存款人对银行贷款项目审计的预期成本反映的代理成本，激励银行为贷款项目融资而发行各种存款债务；另一方面，也才能为各种存款债务提供良好抵押，激励存款人的有效需求，从而从存款债务供求两方面支持信贷扩张的可贷资金获取（Bernake和Gerter, 1989）。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资产和负债也不完全等同，这就要求企业保持足够的流动资产，以降低流动性风险冲击带来的提早清算损失。而作为提供降低整个社会流动性风险冲击功能的银行体系，自然更需要保持充足的准备金率。银行只有具备充足的储备（实质为银行的流动资产），保持合理的准备金率，才能有效进行信贷扩张，对投资和生产提供信贷支持（Friedman、Kuttner、Bernake和Gerter, 1993）。

中国银行信贷扩张上述两个约束条件是通过特殊的货币金融制度安排来满足的。其中，对金融中介特别是国有银行免于破产的国家隐性担保起到了补充银行资本金的作用。在国家提供隐性担保过程中，存贷利率管制特别是相应的利差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图1-5所示，从1999年开始，中国一改存贷利差较低的常态，跃升至年利差3%以上，与存贷利差一直偏高的欧元区日趋接近，远远高于同期的日本和韩国（多在2%以下，甚至接近1%）。考虑到中国的货币化进程的长盛不衰，如此规模的信贷扩张竟然能够保持与经济停滞和信贷扩张缓慢的欧元区相近的存贷利差，那就不得不说拜国家利率管制和相应的利率政策所赐了。毕竟，如果存在存贷利率市场化，信贷扩张的活跃将引发存贷款市场的双向竞争，通常倾向于缩小存贷利差。对资本市场和非银行中介发展的压抑也起到了在实现银行信贷扩张的同时保持存贷利差的类似作用。由此可见，高存贷利差政策和活跃的信贷扩张相结合保证了银行中介赢利，起到了补充银行资本金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金融中介特别是国有银行免于破产的国家隐性担保也就演变成了对银行存贷利差的国家隐性担保。与此同时，具有兼顾通货膨胀控制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货币政策则起到了保证银行体系准备金充足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非稳定性也得到大量实证研究成果的证实。谢平、罗雄（2002）在检验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泰勒规则时，运用货币政策反应函数GMM估计发现，通货膨胀率对利率的调整系数小于1。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在这一制度下，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自我实现机制。樊明太（2004）运用1992～2003年数据估计中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时，发现通货膨胀压力的厌恶程度小于对产出缺口的容忍程度，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具有动态不稳定性。赵进文、黄彦（2006）在检测中国的最优非线性货币政策反馈规则时发现，1993～2005年，央行存在非对称性政策偏好，实际造成中国通货膨胀明显倾向。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存在兼顾通货膨胀控制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根据信贷扩张和动员储蓄的需要内生供给货币的特征。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高储蓄还为银行信贷扩张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可持续性提供了重要保证。否则，如果缺乏高储蓄的配合，即使得到中央银行毫无节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持，信贷扩张也必将因很快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而被迫停止，无法实现其支持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一点已在米塞斯-哈耶克工业波动模型中得到很好的分析。米塞斯-哈耶克工业波动模型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和彼得·温纳齐克，1998）:

在经济中共存在自然利率（nr）和市场利率（mr）两种利率。自然利率是由实体经济部门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和生产技术条件共同决定的均衡利率；市场利率则是由金融部门信贷扩张决定的资金成本。当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相等时，不会发生资本品和消费品生产的非比例发展，宏观经济将处于均衡状态。在可贷资金市场上，此时储蓄和投资相匹配，所有投资都有自愿储蓄作支持，并不存在信贷扩张。在图1-6（a）中，这表示为E点。只有当这两种利率不相等时，非比例发展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银行信贷扩张压低市场利率时，尤其会发生，如图1-6（a）所示，当市场利率被人为地从mr0压低到mr1，投资水平则由I0上升到I1，大于自愿储蓄量S0。超额投资部分由信贷扩张提供支持。信贷扩张无疑可能产生强制储蓄效应。鉴于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产品总量属于常数，而信贷扩张增强了厂商（企业家）的购买力，并提高价格水平，自然造成消费被非自愿地减少，形成所谓的强制储蓄。在图1-6（a）中即表示为消费由YF-I0降为YF-I1。其中，YF为信贷扩张初始阶段（信用膨胀时期）的社会产品总量或潜在产出水平。在图1-6（b）中，生产的时间结构则相应地由C延长到C′。

人为压低市场利率的信贷扩张虽然有助于增加投资支出，但投资增加也降低了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出，即在竞争性资本市场结构中的自然利率。除非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发生了适应强制储蓄需要的变化，接受信贷扩张压低的利率，否则，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很可能造成对延期消费的补偿不足。随着企业家由信贷扩张获得的货币资本逐步转化为消费者的名义收入和购买力，消费者将增加当期消费支出。因此，投资被迫下降，生产的时间结构重新缩短。由此可见，如果得不到消费者意愿储蓄的配合，仅仅通过增加名义货币供给支持银行信贷扩张，人为压低市场利率引发的投资支出增加并不能持久。这是因为，这种投资支出增加只能靠最终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以递增速度进行的持续信贷扩张来支持，而恶性通货膨胀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永久存在的。

很显然，银行信贷扩张顺利进行的高储蓄前提在中国是存在的。如图1-7所示，中国国内部门（含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1996～2005年长期居高不下，保持在40%以上，并一度具有上升趋势。中国国内的高储蓄不仅有效支持了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而且还形成了可观的对外投资规模（在图1-7中体现为国内储蓄率和含国外部门总储蓄率的差额）。中国高储蓄主要通过居民谨慎性储蓄以及金融欠发达得以形成。一方面，居民谨慎性储蓄与其可支配收入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即居民可支配收入不确定性越高，相应的谨慎性储蓄动机越强烈，反之则反是。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激励（谨慎性）储蓄，才造成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长期偏低。如表1-3所示，20世纪60年代，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表中所列，除了日本），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都超过10%，而中国只有7.15%。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经济体金融足够发达，特别是拥有高效的消费金融，能够削弱谨慎性储蓄动机的影响，促进消费行为的跨期平滑。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信息生产能力的不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发展企业（生产）金融尚力有不逮，更别提发展具有创新性质的消费金融了。如图1-8所示，尽管自1997年以来中国消费信贷发展较为迅速，但占总贷款的比重仍然偏低，直到2008年年末也只略高于12%，并且主要由住房抵押贷款构成。由此可见，由社会保障发展滞后保证的谨慎性储蓄与金融特别是消费金融欠发达相配合促进了中国高储蓄的形成。

综上所述，对存贷利差的国家隐性担保提供了银行信贷扩张所需的资本充足性和相应的激励，具有兼顾通货膨胀控制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货币政策保证了银行信贷扩张的准备金充足，并降低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高储蓄则保证了银行信贷扩张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对存贷利差的国家隐性担保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相配合所实现的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构成了中国储蓄动员机制。此外，为了保证高储蓄主要通过信贷扩张方式得到动员，还必须进行压抑资本市场发展和实行资本流动管制等配套制度安排。很显然，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在动员储蓄时会带来利率管制、对存贷利差的国家隐性担保、主要通过通货膨胀形成的利率压抑、压抑资本市场发展和实行资本流动管制等一系列货币金融扭曲。

2．信贷扩张的金融风险控制

根据上面的分析，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构成了中国储蓄动员机制。在这样的储蓄动员机制下，一方面，存贷利率管制和存贷利差的国家隐性担保使得银行体系具有过度信贷扩张的激励；另一方面，利率压抑又造成过度投资的激励。这两方面影响综合作用，本应极易引发信贷扩张和投资支出过度，加剧经济波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高增长，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还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那么，中国信贷扩张又是如何通过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所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增长方式形成了特别有利于信贷扩张金融风险控制的风险分配格局。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从原始劳动力特别丰富的禀赋条件出发，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经济增长方式。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在性质上属于由外部技术引进推动的国内要素和资本积累，干中学则构成其核心的经济增长机制。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增长方式下，国际经济分工体现为由发达经济体承担总部经济职能，购买研发、金融、市场营销和商务等多样化中介服务，并由此发展创新制造业，成为全球经济的技术来源和终端消费市场；而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运用引进的标准化技术专业化于最终产品生产和制造。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增长方式下，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集中在产品生产上，并可通过干中学带来的学习效应逐步降低，技术创新和市场销售上的不确定性则由发达经济体集中承担。如此的国际经济分工和风险分配格局使得中国经济风险程度一度相对较低，也极大地降低了无论是延迟投资还是坚持投资的价值。这就意味着只要中国实现了迅速投资和生产，就能够逐步降低生产风险，并进一步保持较低的经济风险程度。经济风险程度较低反过来又为及时清算控制风险提供了可能。很显然，面对中国较低的经济风险程度，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恰好成为最优的货币金融制度安排。一方面，正是由于延迟投资的价值不突出，对存贷利差的国家隐性担保激励银行在保持最小存款准备金基础上，将吸收的存款尽可能地贷放出去，扩张性货币政策则降低了准备金的融资成本，两者相配合就能够为迅速投资和生产提供最为便利的融资服务。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坚持投资价值也不突出，银行通过提前清算就能够有效控制信贷扩张的金融风险。具体地讲就是，尽管银行信贷扩张的国家隐性担保加剧了企业投资的逆选择行为，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或干中学的经济增长在产品市场结构上倾向于竞争性，造成投资项目具有数量多、期限短、规模小和不确定程度低等一系列特点，即使进行提前清算，银行的投资损失和相应的金融风险也是可控的。

中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增长方式形成的风险分配格局，有利于银行信贷扩张的风险控制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体现得更为充分。得益于能够将经常项目顺差和其他各种形式流入资本再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中国有效抑制了银行信贷扩张规模，并控制了相应的金融风险。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增长方式下，发达经济体集中承担技术创新和市场销售风险主要体现为美国借助其具有足够深度和宽度的资本市场，通过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实质是吸收其他经济体的过剩储蓄）为其日益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融资。Caballero、Farhi和Gourinchas（2006）根据不同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经济中的三大现象所代表的经济和金融失衡成因，并特别强调了美国资本市场在有效控制金融风险、促进全球经济和金融循环中的重要作用。这三大现象包括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长期实际利率的下降（格林斯潘之谜）、美国资产在全球资产组合中地位的上升和美国持久的经常项目赤字。Caballero、Farhi和Gourinchas（2006）将全球经济分为美国（含英国和澳大利亚）、欧盟和日本以及主要由新兴经济体组成的其他国家3个部分。其中，美国具有高增长和发达的金融，欧盟和日本虽有发达的金融但缺乏高增长，其他国家则刚好相反，有高增长但金融欠发达，即本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宽度不足，无法提供足够用于储蓄的高质量金融资产。由此可见，美国具有技术进步和金融发展的双重套利机会，欧盟和日本资本流入美国是为了追求前者，其他国家则是为了后者。同美国经济高增长相适应，其货币和债务扩张一方面抑制了国内的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为全球储蓄提供了充足的合格金融资产，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入和美元名义汇率上升。这两者相结合势必导致美元实际有效升值，并产生了美国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换言之，美国之所以能够通过国际资本流入方式为其经常项目逆差融资，关键就在于其具有足够深度和宽度的资本市场，能够集中承担由技术创新和市场销售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金融风险，从而有效吸收全球过剩储蓄。由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集中承担技术创新和市场销售风险对中国银行信贷扩张的风险控制意义同样十分重大。根据Caballero、Farhi和Gourinchas（2006）的分类，中国无疑是经济高增长但金融欠发达的第三类国家的典型代表。正如前面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在国际经济分工和风险分配格局中，中国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并且风险程度较低，削弱了发展资本市场的激励。由此可见，只有通过将经常项目顺差和其他各种形式流入资本再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才能有效抑制银行信贷扩张规模，并控制相应的金融风险。否则，中国将极有可能遭遇控制银行信贷扩张金融风险和保持经济高增长的两难选择。正如Caroll和Weil（1994）所证实的那样，高增长能够带来高储蓄，反之则未必。Gavil等（1997）进一步强调了这一效应在东亚经济中的重要性。很显然，如果缺乏将经常项目顺差和其他各种形式流入资本再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的渠道，中国尽管还可能保持高储蓄（可能源于金融欠发达带来的流动性约束或谨慎性储蓄），但由于会导致银行信贷扩张规模和风险失控而无法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概括起来，根据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所形成的风险分配格局，中国分别获得了有利于银行信贷扩张风险控制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在微观上，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或干中学的经济增长在产品市场结构上倾向于竞争性，造成投资项目具有数量多、期限短和规模小等一系列特点，保证了银行可以通过提前清算控制金融风险。在宏观上，通过将经常项目顺差和其他各种形式流入资本再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有效抑制银行信贷扩张规模，并控制相应的金融风险。

其次，植根于反周期宏观调控的中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也在抑制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和控制相应金融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虑到存在对存贷利差的国家隐性担保，并能够得到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支持，中国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将很难避免。上面介绍的银行提前清算和将流入资本再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等风险控制机制也只能缓和而非消除银行信贷过度扩张，这就要求进行反周期宏观调控，发挥金融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定期释放由信贷过度扩张累积的系统风险。中国现行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包括对投资规模和结构的控制、保留信贷规模控制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控制中发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以及增加资本市场稳定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目标等一系列政策工具。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在对外开放领域主要体现在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和必要的资本流动管制上。其中，资本流动管制包括两个方面：①外债规模和期限管制；②在QFII（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和QDII（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框架下的证券组合投资管制。相反，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资本管制一直最为宽松。从2001年起，历经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和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中国目前对外商直接投资已基本没有限制（战略性行业除外）。很显然，除了增加资本市场稳定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目标外，中国现行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所使用的政策工具都具有市场化程度不足的次优特征。不过，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要素并不完全取决于政策工具有多市场化，而在于是否进行了反周期调控。因此，尽管国家隐性担保很难避免银行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导致信贷过度扩张，但反周期的宏观调控还是发挥了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作用，促进了系统风险的定期释放。

综上所述，通过银行提前清算、流入资本对美国国债市场再投资和反周期宏观调控的共同作用，银行信贷扩张的金融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正是在此基础上，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成为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配套的最优货币金融制度安排，尽管会带来一系列货币金融扭曲，但仍能充分发挥动员储蓄、支持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作用。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这一整套货币金融制度安排称之为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

（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面临的挑战

在上述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作用下，中国有效地解决了资源动员和组织的格申克龙难题，推动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或干中学的经济增长。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一举突破低收入贫困陷阱，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

伴随着经济起飞任务的完成，中国要素价格出现飙升现象，以致影响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或干中学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图1-9所示，以2005年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00, 1994年1月和2011年9月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为75.97和125.01。也就是说，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并轨改革以来，中国综合要素成本上升了近2/3。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更是加剧了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源于对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潜力的过度高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相互直接投资带动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第一次出现了发展中经济体先于发达经济体复苏的现象。这恰恰说明发达经济体无法有效承担总部经济职能，提供技术来源和终端消费市场可能并非仅仅是周期现象而是长期趋势。这就意味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可能变得难以为继。因此，中国只有适时推动自主创新，发展自主品牌和营销渠道，提升自身承担总部经济职能的能力，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缓解增长动力不足的难题。同样重要的是，转变增长方式还需发展城市化载体。从表面上看，似乎只需要在技术来源中提高自主创新的成分，增加技术供给，即可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然而，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培育以城市化为载体，发挥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降低创新成本，实现技术创新的可持续性。正如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2002）所指出的那样，单纯的技术创新也是一项耗费资源、成本昂贵的经济活动，同样摆脱不了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并不能构成持久的经济增长源泉。只有借助知识的非竞争性和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才有可能突破报酬递减的陷阱。由于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编码，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记知识需要面对面互动方能掌握。因此，在技术创新特别是相应的外溢效应发挥过程中，空间距离将成为关键因素，即距离越短，外溢效应越显著。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对中国经济风险状况产生巨大影响。首先，会造成中国经济风险程度整体提高。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培育新增长动力过程中，中国经济在技术创新和市场销售上的不确定性无疑将急剧上升。与此同时，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价格攀升，也会削弱干中学效应，进而提高产品生产的不确定性。其次，对城市化载体的培育将极大地延长投资期限，也会加大金融风险控制难度。很显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带来投资重点的重大变化。其中，技术创新投资重点主要包括：技术创新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城市化投资重点主要包括：城市和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住宅投资和消费者信贷、社会保障、提供原材料的重化工业投资。这些投资项目大多具有期限长、规模大和不确定程度高的特点。

中国经济风险状况变化对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的风险控制构成了严峻挑战。一是无论是增长方式转变带来的经济风险程度整体提高，还是城市化造成的投资期限的延长都会使通过信贷扩张为增长融资方式遭遇期限错配难题。这是因为商业银行承担着流动性供给职能，其控制金融风险的主要手段就是提前清算，依赖以短放长的信贷扩张为不确定程度高和期限长的投资项目融资，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提前清算成本的昂贵。二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不仅提高了中国将流入资本再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的难度，而且反过来加剧了资本流入的冲击。三是银行信贷扩张的期限错配难题放大，资本流入冲击的加剧，兼之缺乏足够深度和宽度的国内证券市场，使得中国宏观调控成本空前加大，无法更好地应对保增长与实现金融稳定和低通胀的两难选择。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主要服务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已经适应不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风险控制需要。由此可见，只有加速中国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的市场化转型，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才能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的金融风险。这是因为，只有拥有了具备足够深度和宽度的资本市场，才能通过资产组合复制各种类型的经济风险，并对其进行有效定价。

（四）小结

由于面临突破低收入贫困陷阱的经济起飞任务，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根据自身的禀赋条件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经济增长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配套的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即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在性质上属于由外部技术引进推动的国内要素和资本积累，干中学则构成其核心的经济增长机制。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则由对存贷利差的国家隐性担保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共同作用形成。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之所以能充分发挥动员储蓄、支持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作用，成为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配套的最优货币金融制度安排，其关键在于，这一增长方式的风险分配格局促进了信贷扩张的金融风险控制。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使得中国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产品生产上，并可通过干中学效应逐步降低。得益于这样的风险分配格局，中国获得了银行提前清算和流入资本对美国国债市场再投资两大金融风险控制机制，并在植根于反周期宏观调控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配合下，有效控制了银行信贷扩张风险。

根据Pagano（1992）所提出的经济增长率公式g=A∅s-δ，可以更加清楚地揭示中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增长方式同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之间的相互匹配关系。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能够支持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或干中学的经济增长关键有两点。①对存贷利差的国家隐性担保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相结合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储蓄，提高储蓄率s。②信贷扩张金融风险的有效控制则保证生产率参数（在公式中为资本边际产出）A能够有所提高，或至少不会严重下滑。只有这样，干中学效应才能成为现实。很显然，信贷扩张的风险控制意义更加重大。否则，储蓄动员将很难持久。由此可见，中国这样的后起经济体由于面临经济起飞任务，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与拥有成熟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发达经济体大相径庭。在发达经济体中，金融部门主要通过提高储蓄中用于非金融部门投资比重（实质反映金融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中介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A来促进经济增长，对储蓄率s的影响则微不足道。相反，中国这样的后起经济体不仅储蓄动员极为重要，而且资本配置效率A作用并不突出。只要信贷扩张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资本配置效率不出现严重恶化，就能够有效实现储蓄动员，获得干中学的效应。至于中介效率，由于存贷利差趋于上升也不尽如人意。总的说来，正是由于处于干中学的经济增长阶段，中国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尽管带来一系列货币金融扭曲，如存贷利率管制、对存贷利差的国家隐性担保、利率压抑以及各种市场化程度不足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但却没有阻碍以货币化为代表的金融发展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经济增长。

不过，要素价格飙升特别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时代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经济风险状况，也对国家隐性担保的信贷扩张风险控制构成了严峻挑战，加剧了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市场化转型，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压力。

综上所述，中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或干中学的经济增长同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之间的相互匹配关系特别适合运用一个引入资本品生产不确定性和信贷约束的干中学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研究。为此，本文拟从“供给导向”和“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互补性角度出发，借鉴Bose和Cothren（1997）的分析方法，将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这一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形成内生化，特别强调后起经济体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初始条件，即低收入贫困陷阱在其中的决定性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一体制运行效果及其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