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汇集经学善解

本书采用汇纂叙论的方式。经典其实是历代不断推衍而成的。经学数千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感悟，各表词义，繁简不一，发挥、产生不同的影响。广阅群书，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尽可能多地展现历代经学家的各种见解。汇纂，在于戒己利人，在叙论过程中，转述或详，或略，或省，理解难保准确，恐有不当，或有断章取义之嫌，因此采用汇纂，便于查考。在明清，汇纂是经学的治学模式之一，有不少专门的汇纂书籍，汇纂的范围各有不同。今人顾颉刚、刘起釪所著《尚书校释译论》也是汇纂，只是通过对正文的注解显示。本书与其近似，但稍有区别，作为叙论引用的脚注。

另一方面，是本书经比较，鉴别，以探觅其善。此中过程冗长，枯燥、烦躁与乐趣交加。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要论》，作为上篇，包括穆王吕王之争、吕国所在歧义、改刑诸说异同。第二部分是《句解》，由于篇幅较长，依据段落分为两篇，即中篇《古训》，包括书序、古训上、古训下、天牧；下篇《详刑》，包括详刑上、详刑中、详刑下、敬刑。中篇、下篇的篇名及其下一级标题，按《尚书》之例取名，以第一个实词命名。

《要论》各部分均有诸多分歧，“穆王吕王之争”，有春秋战国说、炎帝文明说、魏刑说、综合说；“吕国所在歧义”，有新蔡说、南阳说、山西说、山东说、江苏说。“改刑诸说异同”，有适时说、尽心说、仁爱说、衰世说、敛财说、失刑说。诸说中又有所歧义。而《句解》的字、词、段、句，大多又有歧义。

“穆王吕王之争”，起因于今人对传统结论的质疑。“吕国所在歧义”，大多为古人之争，有些争议起于今人。“改刑诸说异同”及《句解》均为古人，上自战国汉魏，下至明清，主要是唐宋，尤以宋人为多，解说者官学合一，加入了自己执政、司法中的经验教训和为政的理念。宋人解说夹杂理学，带有些许神秘之感。明清大多是汇纂。晚清官、学开始分流，解经多以训诂，而《吕刑》叙述的是为政、刑罚，晚清的解说不如唐宋。今人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汇集有诸多晚清之说，刘起釪也仅从史学角度解说，本书间有采用。

何以为善，出于笔者的判断，包含了学术的感悟。善解，也许并非确实为善，仅仅是笔者以为善，他人可能会有不同见解。笔者虽非愚顽，却聪明不足，深恐思虑有所不至，非敢自善，也难以尽善，仅只希冀减少遗憾。常有此感，以为自己所论相当得体，得意未久，而继续翻阅文献，古人早已说过，并且更为适宜。重读书稿，发现原有论点有错，断句有误，而自我纠错。句解最难，首先要读懂，字词解说都要体现出来，给出如此采信的理由。语言发展演变，又是多义，常有词句百思不得其解，而后顿悟。有论者作长篇幅评论，有助于原文的理解。不少字词没有恰当的解说，只得不断地查阅文献，这是本书完稿延误时日的主要因由。

思维方法、视觉角度、经历理念的不同，是导致歧义出现的缘由。笔者判断的标准是，《吕刑》全文的宗旨、段落叙述的内容、上下文衔接是否相符。解说难以确认是初始含义，只是尽力使其接近初始含义。有不同论者，解说角度不同，均为合理，就互补，并众善合而为一。见解相同或近似的，采用行文较为贴切的解说；行文相同的，以先前者为准。

“穆王吕王之争”成文较早，并由于自身的特点，体例不同，笔者的评论夹杂在诸说之中。其余部分，体例相同。“吕国所在歧义”、“改刑诸说异同”，先以诸说分述，再作叙评总述。《句解》是每句诸段分述，再作叙评总述。一般读者可读叙评总述，学者可读分述，专门研究者可读引述汇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