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学诸家合善

国学复兴，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的声音渐弱，支持的声音渐强，障碍已基本消除，而国学复兴的意愿正在扩展。这是与当前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相适应的。国学有各种流派，各自表述。

笔者以为，国学是探讨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和应用的学科。历史学注重过去，国学着眼当今，重在经世致用。国学一定是历史上存在的事物，而历史上存在的事物并非皆为国学。国学是实践的学科，现实之学。历史学是既往之学。

复兴国学，并非简单复兴儒学，儒学是帝王之学，等级制度不符合现代社会，而且圣人道德只是虚幻的，独尊儒术已不可能重现。国家大多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必须建立大众道德体系，而墨家是平民之学。在传统文化中，当代最容易被接受的是兼爱。利他是圣贤之心（有心难为），利己为小人之行，兼爱才是凡俗之举。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预测说“当知墨子之学当复兴”。梁启超认为“非孔教之诸子，其学派实皆本于六经”，而“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见于用”。梁启超对六经的评论，虽有夸张之嫌，却也不无道理。唐人韩愈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只是儒学不认同兼爱。墨、儒、法、道各家可以互补。国学的核心结构应为民本、诚信、兼爱、法制。

西学与国学仍会有长期的争议。而事实上，论西学者也当属传统的沿袭。明人王守仁有“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诗句。唐人李白有“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诗句。“东家丘”，隋人颜之推《颜氏家训》有记载，说是“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邻近的贤哲，“每相狎侮，不加礼敬”。对于他乡异县，“延颈企踵，甚于饥渴”。鲁人称孔子为东家丘。可见外寻贤哲，本身就是民族性格。

梁启超称说“当知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梁启超主张融合中西，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对论西学者也有所评论。融合中西可为至论，而对论西学者的评价，虽事出有据，却稍嫌刻薄，有失宽容。笔者以为，国学的民族特色结合时代精神，兼容民主和科学。而国学可以增进民主自生能力。

笔者所指的应用国学合墨、儒、法、道各家之善，而不排斥西学。《墨子》被视为先秦诸子中唯一引用《吕刑》的著述，《吕刑》也将成为应用国学的主体。在此仅是顺题而谈，随后将有专述。

愿人心归善，善者得福。请为善者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