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一 国外相关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54）较早地阐述了人口流动模型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流动规律，即两部门的工资收入差异是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原因，而这种流动会随着工资的趋同而停止，同时他在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中强调了在工资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劳动力会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阐述了城乡一体化趋势下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的方向[6]。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Ranis，1961）和费景汉（Fei.Join C.H，1961）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工业化”的对策，即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中去，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他们还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结构转换分为三阶段来分析，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换促使就业结构转换的条件[7]。乔根森（D.W.Jorgenson，1967）认为劳动力剩余为农村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提供条件，并促使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这种良性循环最终会导致农业人口转移过程中工资的不断上升[8]；托佩尔（Topel，1986）也认为“如果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个人将选择到未来收入最高的地区就业，那么区域间同质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就会由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缩小”[9]，他们的理论内涵类似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即认为在劳动力转移中实现工资趋同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Todaro，1969）在《欠发达国家的劳动迁移与城市失业模型》一文中构建了托达罗模型。他将劳动力转移的决策因素归纳为两点：一是城乡之间工资的差异，二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即就业概率[10]。他在刘易斯、乔根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另一内涵：就业机会的同等化。
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也较为关注，如Michael C.Seeborg，Zhenhu Jin 和 Yiping Zhu（2000）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原因及其含义，认为传统的新古典模型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存在的大规模城乡劳动力迁移，而市场分割的社会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可以作为有益补充加以解释；他们认为，中国城乡地区的政策改革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和提供了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其中劳动合同制的发展和私营部门的出现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1]。Audra J Bowlus，Terry Sicular（2003）通过采用面板数据考察家庭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可区分性来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进行调研，发现中国农村要素市场依然不发达，劳动力在一些地区过剩而在其他地区短缺，在广阔的乡村里存在大量的就业机会，而这些就业和乡村之间的资源流动一样将促进乡村内部的竞争性资源配置[12]。Thomas Hertel，Fan Zhai（2006）则运用分家庭的循环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评估了中国一些关键要素市场的改革对城乡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土地租赁市场和户口制度的改革既增强了非农劳动力的流动性，又明显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加入世贸组织和要素市场改革共同显著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率和平等[13]。Thomas Glauben，Thomas Herzfeld和Xiaobing Wang（2008）根据1986～2002年的浙江省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业家庭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行为，认为劳动力市场决策与家庭、耕地和村组织等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且教育是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女性家庭成员具有从事非农工作的更大可能性[14]。Suqin Ge，Dennis Tao Yang（2011）从新古典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发现基于多重数据来源的经验证据无法证实刘易斯转折点在中国已经到来，反而城乡部门的工资较一致地连续增长；农民工在迁移限制条件提高时扩大了非农工作，跨省迁移的原因主要是预期收益和当地的就业情况，同时教育的报酬逐渐向国际标准靠拢[15]。John Knight，Quheng Deng和Shi Li（2011）则运用2002年和2007年的家庭调查数据对中国近期存在的农民工短缺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难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制度性原因这两种现象在当前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很可能仍然并存[16]。
二 国内相关研究
（一）城乡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研究
要实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就需要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的所有制部门之间进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17]。而要建立起城乡之间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则需要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那么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背景下所要求的就业结构应该如何定义呢，国内学者们提出的观点各异。
漆向东（2005）认为，就业结构的内涵应从城乡结构、三次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技术结构这四个角度去定义[18]。王丽娟、刘彦随（2007）认为就业结构就是指地区国民经济各部门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比例及其相互关系[19]。周兵、冉启秀（2008）则进一步指出，就业结构是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就业人口构成及其劳动者的就业结构比例关系，其维度包括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性别结构、素质结构、年龄结构、所有制结构及其行业结构等[20]。而李文星、袁志刚（2010）在分析了我国就业结构失衡的限制原因后指出，就业结构应该具体指产业就业结构、区域就业结构和城乡就业结构三个维度[21]。尽管对于就业结构的划分，学者们意见不一，但这些观点中都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即肯定产业结构（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是就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事实上，国内学者也大多从产业结构这个角度来系统阐述就业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1.就业的产业结构研究
我国现阶段就业的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高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且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太高，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较低[22][23]。如果用偏离度来分析，则会出现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从较高的正偏离趋向零偏离靠拢，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会从较高的负偏离趋向零偏离靠拢，这种结构偏离度远离均衡且多年呈居高不下态势[24][25]。有学者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我国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滞后程度，滞后时间分别为9、8、3年[26]，尽管该数据只是根据现时的就业结构滞后产业结构的数据计算的，不能代表未来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差距的拟合时间，但是已经足够说明我国就业的产业结构失衡这一严峻问题的存在。所有制结构与行业结构的剧烈变动会通过就业结构的形式表现出来[27]，而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过慢，而现代化工业生产中又普遍采用以技术或资本替代劳动的生产方式，以及第三产业的增长仍然缓慢[28]。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29]。除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动因外，制度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等因素也制约着我国就业结构的产业均衡[30][31][32]。
产业间就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能加快推动第二、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促进非农就业，对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量、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配置比例及推动我国有效就业都有着深远影响[33]。有学者认为，就业结构的这种优化效应可以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协整关系中得到答案，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与就业人数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相反，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与就业人数却存在着明显的协整关系，即对就业起着促进带动作用，第二产业的产值每增加1%可带动就业增加0.3069%，第三产业的产值每增加1%可带动就业增加0.6026%。很明显，第三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要优于第二产业[34]。因此我国未来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应重点倾向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高铁梅、范晓非（2011）则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等角度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论证和检验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得出以下结论：由农业总产出曲线计算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从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供给模型可以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从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及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说明我国城镇出现了代表经济阶段性变化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表明中国已在2005年后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35]。
2.就业的地域结构研究
由于我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支持，我国东、中、西三部地区呈现经济的阶梯式发展，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经济远比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和超前。表现在地区就业的产业结构上也是相当明显，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远低于西部地区，而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又远高于西部地区[36]。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导致了工资收入存在差异，从而使得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迁移和流动，这种地域就业结构的特性使我国的就业增长按高低程度可划分为：就业高增长地区、就业低增长地区和就业紧缩地区[37]。如果按照就业地区距离家乡的远近来划分，则可以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结构分为：户籍所在地乡镇内就业、户籍所在地乡镇外与县或县级市以内就业、户籍所在县或县级市以外与地级市以内就业、户籍所在地级市以外与省以内就业和户籍所在省以外就业五种类型，东部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户籍所在省内就业即就地转移就业的占到近一半（43.8%）[38]。这个数据也反映了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除了向外省发达地区输出外还有就近转移的趋势。
3.就业的城乡结构研究
城乡就业结构的内涵包括城市和农村两个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就业的待遇、环境等要素。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城乡户籍分割而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不同的市场。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又可以分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其中城市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主要是不向农民工开放的那部分正规就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那部分向农民工开放的则是非正规就业的次要劳动力市场[39]。也有学者按照制度性的分割将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细分为城市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正规就业部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40]。必须承认的是，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也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
农民工问题也使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成为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在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工作种类、工作环境都要优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在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往往不能享受与正规部门就业同等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基本很难建立正规的雇佣合约关系[41]。袁霓（2010）通过调查分析1997～2006年我国城镇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和医疗保险覆盖率数据（如2006年正规就业者平均为1377.59元和76.93%，而非正规就业者平均为867.18元和34.45%）证实了以上论点[42]。
吴要武、蔡昉（2006）对我国66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进行了调查统计，发现按照三种口径计算的非正规就业比例为42.0%、46.7%、48.2%；非正规就业人数为6551.5万人、7278.0万人、7512.5万人。并且还发现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只是正规就业者的64%，但是其工作时间却是正规就业者的120%，其受教育水平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女性比例要高于男性等一些非正规就业者的个体特征[43]。蔡昉（2007）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根据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反映了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以及城镇就业压力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批评了传统的“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判断。同时他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44]。
石莹（2010）运用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蒙德、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理论，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失业”和“空岗”并存现象。过高的期望和家庭保障等是大学生就业匹配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技能低、盲目搜寻、保留工资提高等则是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民工潮和民工荒并存等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且这些影响因素在其他劳动力市场中也有着明显体现[45]。郝团虎、姚慧琴（2012）则通过吸收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对制度变量的讨论，建立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解释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对其的重要影响。他们认为，政府的强制性制度障碍导致“S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曲线”的产生，从而使城市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政策和人力资本优势；作为对福利制度缺失的替代，“隐形补贴”等诱致性制度创新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成本优势[46]。
4.就业的技术结构研究
所谓技术就业结构是指技术的专业结构和层次结构。具体表现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的专业性结构或供求双方的技术层次性结构，我国的技术就业结构失调也称为结构性失业[47]。
我国现阶段城乡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都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拥有全国2/3劳动力的农村，教育程度在近年来虽然有所提升，但和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异，这种技术水平和职业技能上的差异将会加剧结构性失业的状况[48]。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被技术资本所替代，从而释放出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这将使我国就业结构的城乡差距、地域差距更为显著[49]。
5.就业的劳动者特征结构研究
城乡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特征结构也日益被学者们作为就业结构的研究重点。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也是构成城乡劳动者就业结构不均衡的重要原因。处于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要想获得与城市劳动者相同的待遇或者就业机会，往往因为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而受到歧视。
对于农村劳动者的年龄结构学者们意见不一。章铮、杜峥鸣等（2008）认为，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群体大多是青壮年，这与城市企业用工追求高效率和年轻化有关。这种针对农民工的用工需求使得很多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的农民工基本不能在城镇定居[50]。陈东有、周小刚（2008）基于对江西省500多位农民工就业的调查，发现处于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年龄结构特点是以31～40岁为主，年龄偏大；性别结构上呈现男多女少的特征；教育程度上以初中文化及初中文化以下为主；技术上以低技能为主且技能与迁移距离成正比[51]。史清华，程名望（2010）则依据我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3～2006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年龄趋于上升，从农户家庭成员的年龄与性别分布中可以看到，农村劳动者的年龄按15～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55～64岁这种阶段划分的话，呈现均匀分布状态，且随着年龄增加其人数并没有明显短缺。此外，他还分析出青壮年男性劳动力规模要大于女性，个体工资水平与受教育时间呈正向变动关系[52]。
对于劳动者素质结构的研究，学者们根据城乡不同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张二震、任志成（2005）认为劳动者素质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指在各产业内部，由低端向高端提升的过程，简单讲就是指劳动者技能的提升[53]。边文霞（2009）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发现北京地区劳动者呈现高技能化趋势，劳动者生产效率远大于其创造的价值[54]。臧旭恒、赵明亮（2011）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在改进垂直专业化分工测算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部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总体上降低了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中低技术行业的回归分析显示这一影响更为显著；而高技术行业的回归分析显示垂直专业化分工增加了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但回归系数弹性要小于总体行业回归和中低技术行业回归的弹性[55]。
（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就业结构优化的关系研究
1.就业结构优化对于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李文（2005）从城市化和就业的产业结构角度分析了我国就业结构滞后对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发现如果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演变，那么城乡劳动力分布会比较合理，反之，则会出现城乡劳动力分布失衡的情况[56]。
崔巍（2005）以辽宁省为例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的原因，发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失衡（劳动力主要滞留在第一产业）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受限，进而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实现[57]。王萍（2006）则认为就业结构的失衡将会引起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结构性扭曲，进一步扩大城乡间经济水平的差距[58]。而苏大伟（2007）构建了城乡统筹就业的指标体系，将就业结构纳入了统筹城乡就业的指标，对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结构的衡量采用不同指数，即肯定了就业结构作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利用灰色聚类方法对陕西省的城乡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相关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陕西省的就业结构基本符合发达国家的就业经验，即就业结构基本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律且非农就业的比例迅速增长[59]。
张永锋（2010）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与就业结构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发现劳动者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同样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他选择非农就业人口来表示就业结构，发现非农就业人口比重高的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也较高，且城乡收入差距相应较小，这一发现印证了就业结构的优化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差距，对构建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有重要启示[60]。张文、徐小琴（2010）基于江西省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结构性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就业结构的调整即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加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即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下降会缩水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对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正向的作用，从经验数据上证明了就业结构优化对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重要促进意义[61]。
2.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就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孟宪生（2007）以吉林省就业结构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就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关系，他认为就业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标志和主要内容是庞大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的比重降低[62]。随着城乡一体化这一过程的实现，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定量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发现随着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我国居民对服务的消费比重和水平将提高，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63]。这种城乡居民趋同的消费结构也会间接促进我国就业结构的优化。
3.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就业结构优化的辩证关系
蔡昉（2008）把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分为：劳动力市场的区域一体化、部门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即强调了劳动力就业的区域结构、部门结构和城乡结构。他认为要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就需要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的所有制部门之间建立起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只有这几个维度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才能推进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水平提高。作为权威专家，蔡昉的观点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就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