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三个层次的反思

科学发展观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以方向指引，其理论针对性有三个层次。一是反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积累的局面，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造成的困境与警醒。二是结合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传统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反思。三是反思世界从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历史发展道路。最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启发与引领我们迈向新的发展道路。

一 第一个层次的反思

这个层次的反思，是针对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积累的局面，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进行反思和经验总结，指出新的发展方式与应对措施。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与胡锦涛在2010年2月3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八点意见，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内容。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科学性，要求在发展方式上区别于原有的发展，用科学发展取代非科学发展。非科学发展的主要问题是：GDP崇拜，大搞政绩工程，在执政行为上片面迎合“投资者”，忽视社会发展指标与生态约束。我们在发展中未能避免非科学发展，主要反映在如下的认识缺陷上。

1．不能科学地认识发展的效果

原来曾以为是发展的重大成就，实际上却是在损害长远发展。如以GDP为衡量经济发展成就的基本指标，在发展的实践中却越来越显示出其误导作用。因为这个衡量指标所起到的导向作用带有三大忽略：一是对经济发展质量与内容的忽略。以GDP为衡量经济发展成就的衡量指标，必然只重视经济增长的量与规模，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和内容。经济增长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结构上。停留在失衡的、低级的结构上，经济增长的内容将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严重偏离。二是对经济发展的社会效果的忽视，为了追求GDP的增大，不顾带来的负面社会效果，对两极分化、社会公平取漠视态度，忽视社会成员对安定、公平、安全的渴望，忽视人力资源的培育，甚至不惜以坑穷扶富、牺牲劳动者未来的健康与保障来拉动本地经济。三是对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本忽略，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牺牲环境、生物物种、土地资源来取得短期经济效果，不惜以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来增大产业规模。

2．不能全面地认识发展的成效

当今中国现代文明发展模式在实践中还没有完全摆脱物质文明发展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特征。把物质文明建设成就作为衡量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唯一尺度和最高标志，不仅淡化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而且严重忽视了生态文明建设。这样势必导致人的精神、社会和自然界都呈现出种种病态，不仅社会出现许多不和谐、不协调的因素，更是对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基础产生根本性破坏。用巨大的惨重的生态代价和社会代价换取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实现国民经济快速高速增长，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经济发展本身难以持久，危及子孙后代的发展基础，而且已经越来越厉害地造成对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极大损害。

3．不能辩证地认识发展的条件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两个法宝。前者的关键在于放开、搞活，从竞争中得到效率；后者的关键在于转换国际国内经济资源、利用国际国内的市场。而改革开放能够得到这些成效，离不开国家原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从物质资产到精神动力、从组织资源到工作经验、从政府力量到民间关系。在此当中，我们融入了私人物质利益的精神动力、个体与私人经营的积极性灵活性、外资和外国技术的要素补充与竞争驱动。这些发展条件应当根据正确的理论观点加以辩证认识，不能让错误思潮引入歧途。导致非科学发展的认识就在于眼睛只看到改革开放后新引入的“私”“资”“外”一类因素的积极作用，看不到一直存在的“公”“社”“内”的基础作用；只看到“私”“资”“外”的竞争、驱动、灵活的正面作用，看不到其追逐短期效果、作假、腐蚀、限制发展的负面作用；只看到“公”“社”“内”原有的僵化、动力不足、产权不明的弊病，看不到与其相联系的精神动力、发展实力、正确引力与创新潜力的内涵，看不到原有的条件受到蚕食、蜕变的原因所在。国外资源与国外市场，既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要素补充、先进示范、规模增容的条件，又能产生依赖效应、抑制效应与冲击效应。只看一面、不看两面，就会在实际运作中进入误区，吃亏受损。

4．不能清醒地认识发展需要的状态

由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的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多年的高速增长业绩，能否保持冷静的头脑，始终注意发展所需要的均衡、持续状态，需要有科学头脑、智慧与战略眼光。如果说，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前，人们尚无系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认识的话，那么，在开展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中，少点头脑发热、不赶风头、不走极端，并非过高的要求。很多酿成非科学发展的问题，既有具体的发展战略偏差，又有在日常的工作中表现众多的头脑发热、赶风头、走极端的不良思想和不良作风。

就以我国经济转型来说，事物变化的辩证法表明：经济转型要坚持正确的方向，但绝不能成为一种倾向。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当中，不能只要市场没有计划；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不能只追求生产效率而不顾及劳动就业；由适应国内经济发展趋势转向适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不能只讲国际竞争而不讲保护民族经济。经济发展一走极端，或者很快就带来负作用，或为今后留下隐患。从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来看，一味追求对外经贸的依存度，忽视扩大内需；一味强调发挥现有比较优势（即劳动成本廉价的优势），忽视通过自主创新来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即技术先进的比较优势）。这在一个时期固然可以成绩卓著，如出口规模增长、创汇数量不断增加，但长远来看是没有良好前景的，且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经受波动的承受力。2008～2009年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沿海地区造成的冲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次波折从根本上看，就是发展需要讲求均衡、发展需要兼顾不同倾向的问题。

二 第二个层次的反思

这个层次的反思，是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走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和经验总结。我们对发展方式有两轮重要的反思。第一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段时间，结合真理标准大讨论与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那一次反思中讨论的是在各领域如何全面纠正“左”倾思想，涉及发展方式的问题主要包括：端正生产目的，生产发展要为人民带来实惠；注重客观经济规律，尤其是尊重价值规律；注重经济效益，反对盲目追求速度而不顾效益与结构；正确看待物质利益原则，反对否定按劳分配，等等。第二轮是在党的十七大之后我们进行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主题是实践科学发展观。这一次反思与总结主要体现在：对以人为本的理论解说，对全面、健康、持续发展的解说，对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的理论解说，对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理论解说。这次反思产生的重大理论进步，是将生态、民生、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以实践科学发展观带来的思想解放，在许多方面重新强调与进一步发展了当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解放的理论成果。例如，对社会生产目的，从当年的生产发展给人民带来实惠到现在的发展要关注民生；当年提出注重经济效益，现在进一步提出加上注重生态、社会效益，提倡低耗（能耗与物耗）、高效的生产发展；当年倡导按劳分配，主要着眼于正确看待物质利益原则，现在则从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角度，反对只看资本增殖。当年的思想大解放没有提到生态经济问题，但是，从80年代起学界、政界就关注经济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生态经济学应运而生，现在则提升到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两次思想解放的理论成果这种一致性，说明我国以往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处于持续改进、改进不足的状态中，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任重道远。其不足之处，就表现在偏重发展的手段性而忽视发展的目的性；偏重发展的表面成绩（如增长速度、产业规模）而忽略真正的、深层次的成绩（如经济结构体现的生产力水平、综合发展效益）；偏重当时发展的主流注意力而忽视真正的社会主体，如劳动者的利益；偏重发展的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的、生态的利益等。为此，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必将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

三 第三个层次的反思

这个层次的反思，是对世界整个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行反思和经验总结，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提供全新的论证。

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工业化，传统的工业化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问题与矛盾的最终根源。社会主义工业化既是西方工业化道路的继承，又是其变革。探讨科学发展观，必须以揭示这个发展过程的内在规律与历史地位为使命，论证旧模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被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工业化是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但长期套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壳，两者相互渗透。即使我们舍掉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特点，工业化发展也仍然抹不干净资本主义的色调。比如：经济资源依靠资本（在计划经济中改称为“投资资金”）来调动，资本（投资资金）所有者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因素；生产单位总是能够对自然界进行相对无限度索取与征服；物耗成本向外界的转嫁；以资本增殖——表现为利润增加——为生产动力；市场拉动物质资料生产规模并一味增大，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损坏，却总是对社会生产的主导力量有利。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诞生后更要搞工业化，也无法抹去上述色调。如果我们只看到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异，不认识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业化特有的弊病，就会在发展方式上重蹈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许多覆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市场经济的交往方式为载体，资本主义工业化正是在市场经济交往方式平台上进行的。这个平台是历史造就的，有效但有着天生的缺陷。市场经济的机制中没有考虑社会发展长远利益的内在动因，这需要由计划调节机制来解决。相反，市场经济偏好的是高消费，是产品的价值实现，是本位成本的节约而不是社会成本的节约。消费领域的浪费，是对市场经济当事人的支持，浪费越大，企业的市场状态越好。为企业经济成本的节约，不纳入该成本的资源消耗越多越好。这些机制，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不利作用，而许多理论观点长期赞扬这种“消费一端不提倡节约，生产一端提倡节约”的特定含义，将其作为市场经济机制的优点。为此，从商品领域表现出来的资源耗费，以及环境损耗成本、劳动力健康与发展成本的转嫁，就愈益严重。如果不能科学地认识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的缺点误认为优点，那就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调节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病与缺陷。

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走出来的，既有当年相关国家的具体国情，又有当时世界的历史背景，后来者往往不加分析，将许多具体的事物当成仿效的样板。20世纪60年代后大批发展中国家仿效着西方经验开展工业化，引出许多教训，在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中早就有所总结，这已经成为世界的精神成果。中国理论界本应重视发展经济学的这些成果，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进一步加以总结。然而，我们后来出现的非科学发展问题，恰恰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经发生、而在西方经济学者当中已是老生常谈的认识：就是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生态破坏。而我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此视而不见，一味热衷于所谓市场化是否到位、民营是否取代公营、私有产权是否确实保障一类问题。显然，不能靠这种学者来开展第三层次的反思。

对于“要走出一条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的新路”这个选择，理论界实际上并没有共识。不少观点盲目崇拜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表征，除了口头上不认可“先污染、后治理”这一点之外，对其发展方式、动力机制、消费类型、产业结构、城镇化发展、产品更新模式、技术发展状态等等一概无条件推崇仿效。不改变这个认识局限，我们就不可能对世界整个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武器，有助于改变上述认识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