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通论》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我如释重负，因为从2003年年底开始就把这项研究视为一种历史使命来完成。我们之所以关注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既有理论上的感悟，又有实践中的体验。

理论原因主要是：其一，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大环节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西方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最为重要，著名的萨伊定律说的就是“供给自创需求”，意即生产决定一切。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消费最为重要，并认定是“有效需求不足”影响了经济发展，所以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应带头消费。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更为推崇交换的作用，以至于一个交易费用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要交换必须先明确产权，所以产权制度是决定经济活动的基础。而我们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最为关键的是分配，因为分配不仅决定交换和消费，而且还决定生产。只有分配了，才能产权明晰，有了产权才能交换，通过交换才能各取所需进行消费；而且是分配的数量决定了交换的数量，进而决定了消费的数量。企业分配是否公平不仅决定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而且还影响生产要素积极性的发挥。那么，分配体系和分配结果又是如何形成的？无论是企业的契约、市场的价格，还是政府的政策和法规都是某种利益分配机制，任何契约的更改、价格的变化，以及政策和法规的出台无不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再看制度，制度的本质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任何制度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利益相关，与利益无关的制度，没人对它感兴趣，因此也就不称其为制度。而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有什么样的权力体系，就必定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利益分配体系。这里所说的权力，正如理论界所普遍认可的，是指行为主体凭借所掌握的资源而形成的对其他行为主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讨价还价力只不过是权力在谈判过程中的一种外在表现，所以又称为谈判力。行为主体在某项博弈活动中的权力大小，是由其所掌握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和替代性所决定的，所以资源的禀赋决定权力的禀赋，进而决定制度的性质和制度的结构。制度之所以发生变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导致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强权者要求利益重新分配以体现新的权力结构，当这种变革的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体现新的利益分配的机制即新的制度便被催生了。其二，人们普遍认为市场经济应避免权力的介入，那么市场想要规避的究竟是什么权力？权力通常可以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政治权力在政府有关部门又表现为行政权力。可以说权力遍布整个人类社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单就经济领域而言，不管是企业、政府，还是消费者都具有相应的经济权力，即都可以凭借自己所掌握的资源而形成对其他经济主体的某种影响和控制。例如，消费者一方面可凭借自己所拥有的体力和智力而拥有劳动力的出卖或不出卖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凭借自己的所得而拥有对某种商品或劳务的购买与不购买的权力。而企业则可以凭借自己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决定生产什么和不生产什么；政府更可以凭借税费收入和财政预算来决定其采购和投资的领域、对象和数量。正是经济主体所掌握的这些经济权力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可以说没有经济权力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的计划经济就是一个例证，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行政权力对经济权力的扭曲和替代。社会权力通常体现在行业协会等各种非官方、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中，一般不具有强制性，经济主体是否接受和行使这种权力完全靠自愿。因此，市场对其没有规避与不规避的问题。由此看来，市场想要规避的只是行政权力，而不是所有的权力。其三，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究竟需不需要政府参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越少越好，完全放任自流是最好的。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时候，大多数企业可能都会赞同这种观点，但一旦有大的经济危机出现，很多企业就会情不自禁地求助于政府，并且希望其支持的力度越大越好，直至完全托管。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必然产物，经济危机是经济结构自身的问题所造成的，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按照生物学规则让其自消自灭，否则就是姑息养奸，遗患无穷。但问题是出了事故的企业和产业，真的都是阻碍经济发展，从长远看可以淘汰的吗？例如，始于2008年末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可以说美国的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出了问题，难以为继，若是都让其自行倒闭，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能够承受得起吗？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自然科学的规律和法则能否完全适合社会科学还值得深入研究。下面再看市场失灵的情况，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外部性，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只要产权明确界定，且交易费用小于政府规制成本，就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解决，无须政府操劳。但问题是产权除了政府这个第三者谁能界定？另外，研究市场交易时，总是把谈判双方简单地设定为两个法人或自然人，而事实上经常是以广大受害者为一方，要让广大受害者形成统一的意见，以一个声音说话，那是极其困难的，其组织费用远大于政府规制成本。二是垄断性，从理论上说竞争越充分，对消费者、对经济增长就越有利。但问题是没有哪个企业不希望垄断的，而这种人为造成的垄断，光凭市场机制自身是无能为力的，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和法规来规制。三是公平性，公平至少可以分为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经济公平就是等价交换，当某种生产要素供给过剩时就会出现其收入小于贡献的情况，但过剩者常常是一般劳动，凡是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政府岂能不管。而社会公平的主体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所以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企业和市场没有这方面的责任和职能。当然也可能有人说，政府不也会失灵吗？是呀！所以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既有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有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主动参与。因此，政府对经济活动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在实践体验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对成功原因的解读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作用，有的说是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也有的说是微观市场竞争和宏观中央统筹相结合的产物，等等，不一而足。尽管这些看法无不从某一侧面说明了一定问题，但我们认为这都是表象，其本质都不外乎“放权让利”这一核心内容。先看农业，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首先从农村开始的，那就是安徽小岗村农民最先实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项，一是将土地的使用经营权由集体下放到农户个人；二是所谓“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亦即将过去的一切收获归集体的做法转变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一部分利益留给农户自己。概括起来就是放权、让利。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农村改革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么一件大事，至今再无任何大的举动。但就是这么一项改革，就使中国人民从贫困超越了温饱，就使中国经济从短缺变为了丰足，并为全面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再看工商业，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只有工厂和商店，而没有企业。因为企业的本质特征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计划统一确定，各种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拨，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工厂和商店只是执行计划没有任何自主权，职工不管盈亏，报酬都是固定不变的。中国的工商业改革之初，主要是汲取农村的改革经验，从承包、租赁一直到“政企分开”这样一个逐步“放权让利”的过程，使工厂和商店逐步变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工商企业。当然，民办企业天然就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因此，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从允许、鼓励一直到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同时还通过招商引资，大量吸引外商到中国投资办企业，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充满活力的企业这样一些经济细胞，中国经济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最后看政府，改革开放之前地方政府在经济方面就是一个计划执行机构，对重大经济问题少有决策权力；收入全部上缴国家，支出全靠中央财政拨款。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拥有了充分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权力，国家还把经济发展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干部业绩的重要指标。另外，通过税费改革使地方政府有了对地方税和土地转让费等的收缴和支配的自主权。正是中央对地方的层层放权让利，才使地方政府有了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和积极性，才促使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产品推销、项目申请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从而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家可能还记得所谓“深圳速度”，那“深圳速度”是怎么来的呢？在深圳建设初期，为了平整土地需要把山丘上的土石运到低洼地去，为此调来了大批运土车摆开一字长蛇阵，但这蛇是冻僵的蛇，基本不动。原因是不管拉多少车土石，司机的收入都是不变的，所以司机宁肯坐在驾驶室里吸烟、闲聊，也不愿到那尘土飞扬的地方装土和石。建设指挥部为了按时完成计划，被迫采取了拉一车土给几角钱的做法，这一招真灵，长蛇阵很快就变成车水马龙了。但不久就有人将此事告到中央，说深圳竟搞金钱挂帅、物质刺激，中央了解情况后做出了“特区可以特事特办”的批示。正是这一批示让深圳特区有了特事特办的权力，这一权力的实质就是让贡献与利益挂钩。因此，可以说深圳速度也是来自于放权让利。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是放权让利的结果，那么现在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健康发展的仍然是由于权力下放不到位导致的利益分配失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市民与农村居民的权利失衡。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农民不仅享受不到同等受教育权、自由迁徙权和相同的社会保障权等，而且连仅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在承包期未满的情况下可以不经同意而被征用，同时使用权转让费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落到了政府和开发商的手里。正是因为农村人口多，平均收入低造成了内需不足，从而使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二是利益集团与平民阶层的权利失衡。一些不法商人和某些国家贪腐干部结合起来形成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不仅掌控着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还拥有影响政府决策的巨大能量，致使很多有利于改善民生、遏制腐败、防止暴利的政策和法规难以出台；同时造成平民阶层不仅收入和福利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就连话语权都几乎没有，本意是为平民百姓参政议政提供平台的各级政协、人大，如今很难见到平民百姓的身影。可见，由于利益集团与平民阶层的权力失衡及其导致的利益失衡，已经成为妨害改革开放、阻碍经济发展、扩大贫富差距、破坏安定团结的主因。三是大型垄断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的权利失衡。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凭借优先享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有利地位，进行垄断或变相垄断性经营。而中小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获取等方面都享受不到同等“国民待遇”，致使其举步维艰，生存和发展都面临极大困难。但中小民营企业是全面发展经济、进一步扩大就业的主力军。因此，若不能切实解决好大型垄断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的权利失衡问题，必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民间财富增长。

总之，我们认为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既包括物质的又包括精神的）最大化，由于经济活动的群体性，利益一定是通过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权力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分配体系与权力体系是同构的。而权力结构是由经济主体所掌控的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和替代性决定的。为了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福利的优化，在同一层级内使不同经济主体权力对等、同一经济主体权力与责任对称，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途径。

《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通论》一书的完成，是我们学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个人只是思想的提供者、团队的组织者、工作的参加者。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虽然参考了大量国内外的学术文献，但总的来说其基本思想和理论框架都是我们独有的。因此难免有考虑不周、出现疏漏甚至错误之处，敬请读者们批评指正，我们将不胜感谢。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张屹山

2010年10月19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