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来西亚中国观形成与演变的原因

冷战期间，马来西亚对华持怀疑、警惕的态度，尤其是在1974年之前，马来西亚对中国严加防范，极不信任。冷战后，马来西亚转变对华态度，积极开展对华合作，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体系层次看，冷战初期，美苏两极对峙，东南亚成为美苏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战场之一，马来西亚在美苏两极对峙中完全倒向西方阵营，对华态度极不友好。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4/2号文件“关于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的政策声明”指出，“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整个东南亚，就会使美国在太平洋近海岛屿链防务圈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从而严重危及美国在远东的根本安全利益。东南亚特别是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天然橡胶和锡的主要来源，是石油和其他重要战略物资的出产地。缅甸和泰国的大米出口与马来亚、锡兰和香港的关系重大，对日本和印度也有重要意义。东南亚特别是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一旦丧失，就会对日本形成巨大的经济、政治压力，以致极难防止日本最终与共产主义妥协”。

1954年4月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声称“现在亚洲已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在共产主义的独裁统治下，我们再也经不起更大的损失。一旦印度支那丧失，跟着就是缅甸、泰国、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丧失。这不仅是物资和资源的丧失，而且是成千成百万人口的丧失。再跟着就是日本、福摩萨、菲律宾近海岛屿防务圈受到威胁，再进一步就是向南威胁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经济方面，日本将不再是西方的重要市场，可能转而以中国为其商品的主要出路。总之，丧失印度支那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对自由世界来说，是无法估量的”。9月6日，美、英、法、澳、菲、泰、巴等国缔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9月8日，以反共为目的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建立。

马来亚当时虽未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但与英国在1957年签订了《马英防务协定》，接受美国的军事训练，因此属于美英同盟体系，成为“自由和民主国家”中的一环和反共帐幕下的一员。

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也逐步缓和，积极与中国建交和发展关系。在“尼克松冲击”后，英国和荷兰先后于1972年3月和5月与中国发表公报，将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1972年9月，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也及时调整对华战略，与中国建交，并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国建交。至此，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大国均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正是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搭上了改善对华关系的“快车”，于1974年与中国建交。但由于困扰中马两国关系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因此，此时的中马关系发展并不顺利，马来西亚对华的猜忌和防备心理依然严重。

1989年以后，随着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终于画上句号。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舞台逐渐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世界经济步入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国家关系中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竞争与合作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内涵也更加丰富，各种“伙伴关系”应运而生。中国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中马关系也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潮流的推动下于1990年正式步入正常化轨道。2004年，两国建立了战略性合作关系。

从国家层次看，马来西亚独立后的种族政治结构和国内环境使马来西亚政府对华采取谨慎、怀疑的态度。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马共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马来西亚对华态度实现根本转变。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形成了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为主体的种族政治结构。马来人执政党巫统处于种族政治结构的顶端，华人、印度人政党参与联合执政，但处于从属地位。对巫统而言，1969年以前，其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政权，维护马来族的利益。在马来当局眼中，马共是国家政权和马来人利益的主要威胁，因为马共企图“利用工会组织、遵循宪制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而一旦“马共夺权、华人主政”，即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建立，不但国家的政权要更迭，马来人的利益，即政治经济特权以及宗教（伊斯兰教）、语言（马来语）、传统（马来风俗）也将受到侵蚀。这是马来人不可接受的。马来人将对侵犯自己利益的行径坚决反击。历史上，马来亚联邦的最终破产、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分道扬镳以及1974年执政联盟“国民阵线”的组建就是马来人坚决捍卫其根本利益的例证。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马来当局对马共及其“支持”马共的中国采取强硬政策。

1969年“5·13”事件后，种族矛盾上升为马来西亚国内的主要矛盾。维护种族和谐，调整社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拉扎克总理推出“新经济政策”以消除贫困、重整社会结构，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推行“国家文化政策”，将马来文化、伊斯兰文化列为国家文化的核心，以巩固马来人的文化权益。加之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马共斗争相对减弱，中国采取对苏战略，谋求与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友好关系，逐渐冲淡了与马共的关系。正是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中马关系得以缓和。1974年双方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建交以后的马来西亚对华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直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马来西亚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中国，对中国的发展态度才趋于积极。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颁布，从法律层面宣布中国反对华侨拥有双重国籍，公开表明中国政府正式切断与海外共产党的关系。马来西亚从此逐渐消除了对国内华人的疑虑，放宽了中马之间的民间流动，允许其国民到中国探亲。1989年12月2日，马共领袖陈平分别与泰国及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协议，宣布彻底解除游击队武装，与政府和解。至此，长期困扰中马两国的马共问题得以解决，中马关系终于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冷战结束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非但没有“趁火打劫”，还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给予东南亚国家大量援助和支持，推动东盟开启“10+1”“10+3”合作道路，构建了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路线图。2002年以后，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将东南亚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地之一，中马经济关系全面拓展。2003年，温家宝总理提出“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后，中国与马来西亚及东盟关系在各个层次全面深化，中马关系步入战略性合作轨道。

从个体层次看，马来西亚领导人拉扎克、马哈蒂尔、纳吉布对推动中马建交和深化中马关系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1969年“5·13”事件后，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拉扎克出任国家行动理事会主任，全权负责处理骚乱。1970年9月22日，拉扎克出任第二任总理，全面调整外交政策。与拉赫曼时期的“一边倒”政策不同，拉扎克提出“不结盟”政策，提倡将东南亚建成“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对华关系方面，拉扎克主张与中国建交，以稳定国内马来人与华人的关系，解决马共问题。拉扎克希望，两国建交后，中国停止向马共提供任何援助。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拉扎克果断推动中马建交。1981年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后，提出“最后买英国货”“向东看”“充当第三世界发言人”等外交战略，推动马来西亚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态度强硬。对中国，马哈蒂尔毅然决然地摒弃当时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取消对两国民间交往的限制，率领庞大代表团访华，全面改善中马关系。如果说拉扎克是中马关系的奠基人，那么马哈蒂尔应该算推动中马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人。马哈蒂尔之后，历届领导人均延续了马哈蒂尔的对华政策，重视发展中马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拉扎克之子第六任总理纳吉布。2009年纳吉布上台之时，正值亚太战略格局调整，美国加紧“重返”东南亚，积极拉拢东南亚国家对抗中国。但纳吉布义无反顾地继续对华友好的传统，上台仅两个月就出访中国，深化中马战略合作。正是这次访华，《中马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得以签署。在涉及主权问题的南海争端上，纳吉布表示“中马可以利用现有机制探讨南海问题。南海争端不会影响中马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