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浙东女子尽封王”的历史依据

一提到“十里红妆”，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浙东女子尽封王”这句话，由此又会联想到这句话背后的那个民间传说。在浙江，尤其在浙东，这个有关“十里红妆”的传说是颇具影响的，流传面也很广，譬如宁波、鄞州、舟山、定海、镇海、奉化、宁海、象山以及台州一带均有流传，具体的情节基本一致，只是其中的某些细节有些出入。相传南宋时康王赵构为避金兵追击，一路南逃，途经南京、杭州、绍兴、宁波、宁海、台州、温州等地。在南逃时，曾得一村姑相救而得命。后为报答村姑之恩情，派人寻访不着，特下“浙东女子尽封王”之谕旨，准许这一带女子出嫁时，可享受公主之待遇，坐花轿、披戴凤冠霞帔，以示皇恩浩荡。

流传于浙东的这个传说不但流传下来，而且还有一些地名与此传说相关。譬如宁波的这则传说就有两个地名与此相关：惊驾路与宋诏桥。据传，当年赵构在金兵追击时，他的马被惊得狂奔起来，他与随从人员从此走散了。幸得一晒谷女子相救。那匹马被惊的路就叫“惊驾路”。后来，赵构为了报答晒谷女子的恩情，派人前来找她，找不到，便下了诏书：浙东女子尽封王。因当时宣诏于一座桥上，故此桥便命名为“宋诏桥”。宁波的镇海也有一个民间传说“民女救康王”，说的是康王逃到了五里牌的一个地方，从一座桥上走过，这座桥就叫“渡驾桥”，然后到了张鉴碶这个地方，被一晒谷女子相救，答应日后接她去皇宫当皇妃，届时以布襕挂在门口为标记。结果，此事被村人知道，皇宫派人来认领时，家家户户都挂起了布襕。在这个地方有一座土庙，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庙内神桌上供奉着一顶小花轿，庙外旗杆上一年到头都扯着布襕旗，意即此乃村姑救康王之处。故在镇海，至今仍有“张鉴碶，布襕扯大旗”之俗话盛行。除此之外，镇海还有许多地名与赵构有关，如辂林（今路林市场）、鼓楼、朝宗坊、宋帝庙、城东钩金塘和洗马池、南薰桥外道头、贵驷桥、迎圣桥（今九龙湖镇）等。另外，镇海还保留了遇花轿必让路之习俗，当地人称之为“让轿圣”，也叫“让轿神”。在《浙江通志》及《镇海县志》等书里对赵构南逃到镇海一带的记载颇多，如“至镇海”“下楼船”“葬侍卫”“驻跸”“登鼓楼”“赐銮舆和绿袍”等。

实际上，这个传说不仅仅在浙东，在杭嘉湖平原也有流传，那些地区的村姑均变成了采桑女子。在杭州，这个传说也是相当有名的，如半山娘娘庙的来历就是源于这个传说，据传半山娘娘是个采桑女子，姓倪。北宋末年，金兵追袭康王赵构南逃，正在他走投无路时，采桑女子用桑篮罩住他，救了他一命。康王答应她，等他登基后，就来接她去皇宫，册封她为皇妃。谁知赵构坐稳龙椅之后，早把此事忘了。采桑女子忍受不了别人的讥讽、挖苦，气得身亡。但因蚕家对她非常同情，觉得她救驾有功，死后肯定会成为掌管蚕桑丰歉之神的，遂于半山建庙祭祀。每年的三月三，人们均到此庙进香，祈求一年的蚕桑利市。

一直以来，人们只是把这个故事当作了传说。其实，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传说，它是有相当的历史依据的。

一 宋高宗南逃期间，浙东人民鼎力相助

宋高宗赵构命苦，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帝，却被人骂了一世又一世。若细究其一生行状，亦是颇堪同情的一个人。赵构生母韦氏系一宫女，是宋徽宗宠妃郑氏侍女乔氏的结拜姊妹，后乔氏“得幸徽宗，遂引韦氏”，徽宗“才一御幸”，她便怀了赵构。他是宋徽宗第九子，韦氏生他时，年已28岁。韦氏“进婕妤，累迁婉容”，可见，她并不见宠于宋徽宗，无非凭借了乔贵妃之宠而生了贵子，才在宫廷中有了嫔妃之地位，但这个位置是很低的。赵构虽贵为皇子，但由于母亲出身低贱，他在宫廷中的生活不如其他皇子舒心。宣和三年（1121），赵构进封康王。翌年，赵构16岁，按古代礼俗，举行“冠礼”，赐字德基，离开皇宫，“就外第”，住于康王藩邸。史称赵构“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且“喜亲骑射”, “人皆骇服”。可以说，康王多才多艺，但自从搬入康王藩府后，“已属意丝桐”；另爱书法，习过黄庭坚、米芾、孙过庭等字，“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就是这样一位人俊，最后却变成了人们眼中屈辱求和、不管社稷与亲人的昏君！

宋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直逼宋都东京开封府城下，自恃兵马强壮，向宋廷提出“以亲王、宰相为质”等条件，方肯退兵。宋徽宗被这个阵势吓坏了，于忙乱中将帝位传给皇太子赵桓，即宋钦宗，他自己以太上皇的身份避难于南方。宋钦宗不得已接受皇位，召集皇兄们问谁肯以亲王名义前往金营作人质？其时，赵构愿往，临行之前说“朝廷若有便宜，无以一亲王为念”，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之慨。然金人认为康王胆子很大，疑他为大将之子，“请以越王（赵偲）代康王为质”。因越王是钦宗之叔父，只好命肃王赵枢代替赵构，赴金营作人质，成了赵构的替死鬼。靖康二年（1127）春，金军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宋宫“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并将开封府与皇宫内的金银财富、图文书籍等洗劫一空。康王的母亲韦氏以及他的三位有名号的妃子及五个女儿，均在被俘之列。他们到达金国后，成了奴隶，女子们则成了奴婢与妓女，任凭金人凌辱。

靖康二年五月一日，年仅21岁的赵构在应天府登基，建立了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登基时，场面相当感人，“登坛受命，礼毕恸哭，遥谢二帝，即位于府治”。金人得知赵氏政权重建，开始新一轮之南侵，目的是要趁政权新建，立足未稳，将其一举消灭。建炎元年（1127）秋，金兵南下攻宋。高宗恐重蹈“靖康之变”之覆辙，于十月将朝廷迁至扬州。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兵奔袭扬州，攻陷天长，前锋距离扬州城仅达数十里。因事前未得战报，高宗尚在后宫寻欢作乐时，乍闻金兵来袭，惊吓过度，遂致丧失了生育能力。慌忙间，他同少数随从乘马出城，从瓜洲渡江南逃。同年7月，宋高宗唯一的三岁儿子赵旉夭折。也就是说，宋高宗在失去生育能力之后，又失去了唯一的子嗣，这对他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该年的8～10月间，宋高宗带领宋廷随从人员到了杭州，其时杭州称临安府。但宋高宗自经维扬劫难之后，已成惊弓之鸟，日夜忧心忡忡，遂决定将行朝搬至越州（今浙江绍兴）。身在越州的宋高宗，得知右相兼江、淮宣抚使杜充叛金投敌的消息后，“不食者累日”，后又得闻金兵自采石渡江南下的不确传闻，随即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左相吕颐浩献了一策：“金人以骑兵取胜。今銮舆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卫家小甚众，若陆行山险之路，粮运不给，必致生变。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轻骑追袭。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既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江、浙地热，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宋高宗考虑之后，觉得此计可行，便说：“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之，断在必行，卿等速寻船。”

君臣商定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再作定夺。因人多马众不好处理，吕颐浩建议“令从官已下，各从便散去”。逃难途中，人数越少越好。而宋高宗则另有想法，说：“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则朕所至，乃同盗寇耳！”看来，宋高宗毕竟年轻，不晓事理。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那么讲究！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尽管皇帝有圣约在，但侍从百官大多作鸟兽散。君臣本是同朝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多数臣子或逃走外地，或留在越州，跟随高宗南逃的只有吕颐浩等少数臣僚。

到了明州，由于船只有限，规定一船只能上60人，每家所带家眷不得超过2人，导致众卫士武力抗议。因大家都带着父母、妻子及兄弟姐妹，如只带2人，其余人怎么办？宋高宗觉得这些卫士不可靠，惩处了为首的17人，并以“不便海舶”为由，将部分官员留在了明州，另一部分人“陆行以从”。此时，金兵已逼近临安府。宋高宗一行至昌国县（今浙江舟山一带），后又移泊台州（今浙江临海）与温州。

这一路南行，宋高宗的处境相当艰难，先前的大队人马，到了后来，渐渐地少了下去，只剩下几个人。贴身女人只有两个：张才人与吴夫人；宰执大臣只有吕颐浩等数人。因船在海上，遭逢南风，逆风而行，船速甚慢，船上的食品已告罄。那时的高宗确实是非常尴尬与狼狈，此种情形，古籍记载颇丰，一些细节记载甚详。据《云麓漫抄》记载：“台州临海县章安祥符寺，法堂有高庙御坐。寺僧师颜年八十余矣，能言东巡事，云时年方十四，事悟讲主。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间言言天子航海东来，泊金鳌山下。二十八日平明，有十六人皆衣战袍，步自金鳌，入寺，有黄领者坐，顷之，问寺僧僧有素食否？时方修岁忏，乃取炊饼五枚以进之。食其三，已，又食其半。悟讲主复撷园蔬芼以姜盐进之。”吃过炊饼，悟讲主请宋高宗到方丈室用茶。高宗进入方丈室，抬首见墙壁上题有一诗：

牡蛎滩头一艇横，夕阳多处待潮生。

与君不负登临约，同向金鳌背上行。

宋高宗见诗大惊，忙问题诗者谁？答是过客。高宗心中颇不好受，狠狠地将茶水泼向诗句，刹那间，整面墙上淋淋漓漓，那落下的水无异于高宗心头的血呀！也许有人会问，好端端一首诗，宋高宗读后何故生气？细究此事缘由，据《辍耕录》记载：“初，宋高宗在潜邸日，泰州人徐神翁能知前来事，群阉言于徽宗，召至，以宾礼待之。一日，献诗于帝曰：‘牡蛎滩头一艇横，夕阳多处待潮生。与君不负登临约，同向金鳌背上行。’及两宫北狩，匹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镇，滩浅搁舟，落帆于镇之福济寺前以候潮，顾问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鳌山。’又问：‘此何所？’曰：‘牡蛎滩。’因默思神翁之诗，乃屏去警跸，易衣徒步登岸，见此诗在寺壁间，题墨若新，方信其为异人也。”

宋高宗在章安落难时，不仅向祥符寺僧讨炊饼吃，还到一个村子里向村妇讨过“麦碎饭”。当地有个“麦碎娘娘庙”，即与宋高宗有关。传说宋高宗南逃到章安的一个村子里，当时村民都逃难外出，村里只剩下一位卧病不起的女子。她家人临走前怕她饿死，给她留下一碗麦碎饭与一碗吃剩的菜汤。宋高宗到这女子家里讨吃的，女子见他实在太饿了，便将麦碎饭与菜汤拌在一起给他吃。他此时顾不得体面与否，端起碗就狼吞虎咽起来，觉得麦碎饭的味道真是太好了。后来，宋高宗到了临安皇宫里，想起麦碎饭的美味，很想再吃一碗，就让御厨给他做，结果都不合口味。最后，他下令让人去章安把那个女子叫来，给他烧美味的麦碎饭。做好后，他尝了一口，味道很差，大骂女子烧猪食给他吃。女子说，皇上当时到她村里时，因实在是饿了，所以吃什么都味美。现今到了宫里，天天山珍海味，饱食终日，自然吃不下农民吃的饭食了。宋高宗一想也对，觉得错怪了她，为了感激她当年救驾有功，就封她为“麦碎娘娘”，同时，封麦碎娘娘居住的村子为“富人村”。她死后，当地百姓建麦碎娘娘庙纪念她。这则传说影响很大，自古以来，文人雅士留下了不少诗句，诸如“岩花记上宫娥鬓，畦麦曾供天子尝”; “麦饭曾将供御膳，山呼犹是听朝班”; “当年亲辱皇舆过，麦饭粗粗入御庖”; “村姬进饭非图报，骚客题诗莫浪猜”; “麦盂更咽滹沱饭，泪饮重吞典午杯”; “山寺僧厨进炊饼，依稀麦饭芜蒌冷”; “岂料村姬一进饭，宋家基业再相承”等。尤其是最后一句诗，居然把一碗麦碎饭同宋家基业联系了起来，好像宋高宗不吃这一碗麦碎饭就要饿死了。

宋高宗在浙东期间，是浙东人民接纳了这位落难的天子，他们在根本不知道他是皇帝的情况下，对他非常照顾。宋高宗在祥符寺吃完炊饼，喝完茶后，另有一个场面非常感人，《辍耕录》载曰：“时住持僧方升坐，道祝圣之词，帝趾忽前，闻其称赞之语甚喜，戒左右勿惊而谛听之。少焉，千乘万骑毕集，始知为六龙临幸。野僧初不闲礼节，恐怖失措，从行有司教以起居之仪。山下曰黄椒村，村之妇女闻天子至，咸来瞻拜龙颜，欢声如雷，曰：‘不徒今日得睹天日’，帝喜，敕夫人各自逐便。故至今村妇皆曰夫人，虽易世其称尚然不改。”陈寿桂《金鳌山怀古》诗中有“独有黄椒山下妇，至今犹自唤夫人”句。

患难之交最感人。宋高宗连父母、兄弟、妻妾、女儿都不管了，江山也保不住了，一路南逃，弄到连饭都没得吃的地步。到了章安，本以为当地百姓会骂他、打他，孰料，竟然还有这么多百姓前来欢迎他，拜瞻他。这要在朝廷之上，他是不会在意的，而现在，他落难至此，走投无路，面对眼前的情景，若非木石心肠，定然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感动之下，就把村妇唤作“夫人”。我们知道，汉代以后，王公大臣之妻称为“夫人”。唐、宋、明、清各朝，对高官的母亲或妻子加封，称为诰命夫人。故古代的夫人不同于现在的夫人。村妇被皇帝封为“夫人”，那么，夫人的女儿自然就是公主了。故公主出嫁自然与皇宫公主出嫁待遇相同。

再说，宋高宗在逃难浙东期间，是浙东人民出生入死，帮他打下了南宋江山，这话绝非随便说说的，而是有根有据的。宋朝的李正民于其《乘桴记》中记载宋高宗及随从人员：“建炎己酉十二月五日车驾至四明，居于府廨……庚午正月三日至章安镇驻舟，知台州晁公为、李承造皆来。上幸祥符寺，从官迎拜于道左。是日，得余姚把隘官陈彦报，人马至县，迎击乃退。四日，象山县报，人马至明州，张俊为战守备。六日，张俊奏云：‘十九日、正月初二日，凡敌杀伤相当。’十五日，金人再犯余姚，十六日雨雷发声，十八日移舟离章安镇。”宋高宗南逃期间，是他的将领带着无数浙东人民一次又一次击退了金兵的进攻，为他奠定了南宋政权。对于这一点，宋高宗非常清楚，故宋高宗与浙东人民的感情非同一般，“浙东女子尽封王”亦非虚妄之语。至少可以说，浙东女子唤夫人，夫人之女皆公主。故浙东女子出嫁时有“十里红妆”就不奇怪了，她们在出嫁这一天享受“凤冠霞帔坐花轿”之待遇也是理所应当。

二 南宋人口大量南迁，为“十里红妆”提供了诸多条件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人民有三次大规模的南迁活动，发生时间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尤其是靖康之变后，中原人民深知，金兵掳走了徽、钦两帝之后，残余的大宋江山要靠赵构来收拾是不可能的。宋高宗不愿自己被掳走，只得一路南逃。随他逃难的人有大批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能工巧匠、优伶巨贾和平民百姓。

史籍对于这一段南逃历史的记载是颇为不乏的，自从靖康元年（1126）金兵进攻河东时，南宋人民逃难的历史就开始谱写了，河东“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建炎之后，逃亡人数更多，“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中原人士，扶挤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在两浙，“平江、常、润、杭、明、越为士大夫渊蔽，天下贤俊多避于此”, “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率领内侍及亲军南渡长江，随同而来的百官、百姓渡江者约数万人。为确保北方难民能够顺利渡江，南宋政府特地“令有司具舟常、润，迎济衣冠、军民家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的南迁高潮。当时的临安府因屡经战乱，人口骤减，而这次南迁，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凑骈集，数倍土著”。

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向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导致了“人多地少”之矛盾。早在宋朝以前，地少人多的北方，就有人纷然南迁，《隋书·食货志》记载：“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北宋文学家苏辙说：“吴越巴蜀之间，拳肩侧足，以争寻常尺寸之地。”苏轼也说：“吴、蜀有可耕地之人，而无其地。”据初步统计，靖康之变后南迁的人数高达1000万之多！大多聚集于吴、蜀及东南地区，故除吴蜀无耕地之外，东南地区早已到了“野无闲田，桑无隙地”之地步。

在这种情况之下，“十里红妆”的出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则？其一，北方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南方的土地成为焦点，在解决这个焦点问题时，联姻就成为竞争手段，竞争的砝码当然是丰厚的嫁妆了。于是，“十里红妆”的婚俗就出现了。

其二，南迁移民的成分非常复杂，除了一般的平民、士兵、义兵与归正人之外，更有相当一部分的统治集团成员，如皇帝、后妃、外戚、文武百官及其家属等。由于他们地位之特殊，故对南方的政治、文化生活及社会习俗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譬如高层统治者嫁女的规格，绝对不会因为他们迁到了南方而降低，相反，有可能会更加讲究。皇家尤其是文武百官嫁女的排场在南方大地上时不时会上演，这种风气难免会影响到当地的民俗，有一句话说：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其实，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开始时，这种宏大的嫁女场面有可能在北方南迁的高层贵族之间进行。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北方与南方的上层之间也会有姻亲关系，南方富豪之家，若要与北方南迁而来的高层官员结为紧密关系，联姻是最好的手段之一。若是南方商家富豪嫁女，商家在古代没有多少地位，必须有官宦者为之撑腰，他们往往会把女儿嫁给官宦人家，并以“十里红妆”以及大量的土地作为嫁资。这在当时，是百无一失的好买卖。

其三，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动了南方经济、商业以及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不仅如此，还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生产工具，充分开发了南方的自然资源，使得南方的经济达到了一个高峰。在这种情况下，富豪人家越来越多，加之南宋“尚奢”风气严重，故富家嫁女没有“十里红妆”是说不过去的。

其四，重用南方之士大夫。众所周知，宋朝是在平定南方各割据政权之后以中原王朝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全国性统一政权。故建宋之初，对于南方士大夫哪怕是科举出身的均加以排斥，不予重任。这一现象到了北宋末年有所好转，但仍以北方士大夫为主。靖康之变后，南方士人在进士科考中越来越占有优势，以至南方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反而超过了北方人。“据今人统计，高宗朝有籍贯可考的80名宰执中，北方移民有34人，占42.5%，南方人占57.5%，自孝宗以后，移民及其后裔出任宰执的比率进一步减少：孝宗朝为25.5%，光宗、宁宗朝为15.5%，理宗朝降至5%，到度宗朝则已无一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譬如抑制武人势力的崛起、因地域差异造成的不同政治态度以及社会基础等。但据笔者推究，这与南宋立国跟南方人尤其是浙东人民紧密相连是有关系的。宋高宗在浙东逃难途中，从方方面面得到了浙东人民的照顾与厚爱，这份情感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最清楚的。故在南宋朝任宰相的人中，浙东人不少，如明州（今浙江宁波）鄞县的史弥远、宁海的叶梦鼎、天台的谢深甫与贾似道等。宋理宗的皇后谢道清（三朝皇后）就是谢深甫的孙女。浙东人在朝廷中的位置决定了浙东人的生活品质，哪怕在民间，能讲究的生活品质还是得讲究一番的。譬如“十里红妆”的婚礼，这也是浙东女子一生中唯一值得骄傲与回味的一天。

故而从随南宋人口南迁而带来的婚俗习惯来看，“浙东女子尽封王”并非纯粹是民间传说，其历史依据是非常厚实的。也许除这些原因之外，还有更加厚实的历史依据也未可知。但只凭以上这些论据，就足以说明“十里红妆”缘何兴起于南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