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联解体的文化因素及俄罗斯的文化战略

一 苏联解体的文化因素分析

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这除了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窒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社会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等原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在建国以来，苏联的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日益走上教条化的歧途。目前，学术界对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政治原因的探讨比较充分，而对文化方面的原因研究得还很不够，而文化的原因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不仅是因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直接与其相对应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它还相对独立地对一个国家的公民直接发生影响。苏联解体时没有发生任何公民甚至是共产党员的有组织的抵抗，这与俄罗斯人民在社会心理层面对这种教条文化的厌恶是分不开的。

除了苏联当时思想和意识形态自身的异化之外，苏联解体的文化原因还有，作为冷战的一极，苏联是西方文化战略主要攻击的对象，同时，由于其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僵硬，苏联始终没有能力对西方的文化战略作出有效的回应。再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理论和行动上的“走偏”，一定程度上在文化思想上带来了混乱。改变苏联时期僵硬的思想文化模式和意识形态是对的，但在改变的过程中战略和策略存在问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又一个文化原因。

1．苏联国家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异化

首先是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以领袖的个人言行作为判定是非、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领袖个人的极端崇拜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可以追溯到14世纪。因为从那时起随着俄罗斯中央国家的逐步形成，统一的司法制度的制定，以及俄罗斯统一国家在反抗外来入侵中巨大作用的显现，俄罗斯人民的国家观念和集权意识也开始形成。在东正教传入俄罗斯、“莫斯科即为第三罗马”论出现后，这种意识又进一步得以强化。君主专制思想的深入，为沙皇的出现以及沙皇专制制度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沙皇专制制度的建立又强化、巩固了皇权思想，以至于以沙皇为代表的君主专制思想成为俄罗斯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顺从专制，崇尚权威，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一种性格。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确立后，苏共并没有自觉地警惕这种盲从的民族文化心理，反而大搞个人崇拜，致使意识形态严重僵化甚至异化。

其次是在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见物不见人”、漠视人的目的意义和个人正当利益的思想文化模式。苏联是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使得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优势和特征之一的民生和福利被迫作出了牺牲。苏联通过强行高积累，剥夺农民正常的甚至是必需的消费来超高速地积累从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1929年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开始，苏联社会就急剧震荡。城市恢复定量配给制后，迅猛发展的工业投资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弥补赤字只好大量印刷钞票，农村倒退到以货易货的时代，全苏联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全国都在骚动。在这一过程中又片面宣扬被扭曲了的集体主义，超过合理界限的所谓奉献精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做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建立在违背人的基本需求的前提下的意识形态必然走向虚假和教条，从而遭到人们的抛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再次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泛化阶级斗争理论。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同时，苏联形成了由“个人崇拜”“告密文化”等构成的不良的政治文化生态，使苏联人民失去了健康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正常的政治生活。苏维埃建立之后，本来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然而，苏联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种种现实的问题和困难。本来这些困难是可以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斯大林错误地将党内和国内各种不同意见上升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性矛盾，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进行“大清洗”。这场运动打击的面过宽，受迫害的人口占当时全部苏联人口的一成。

这充分说明了，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一旦把正常的党内意见和争论视为敌人，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进行消灭，最后都会对国家，对民族，也对政党自身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甚至遭遇亡党亡国的命运。

最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极“左”的、单一的思维模式。苏共片面地以指导思想的单一性取代文化艺术的多样性，以钦定风格流派的垄断地位代替百花齐放的自由竞争。在意识形态中，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及其思想残余，包括一切中间的思想形态；以大批判和整肃的手段来推动学术文化的交流；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以垄断的方法，通过以政治和哲学粗暴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式，控制意识形态，这就必然造成思想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也导致教条主义根深蒂固地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种僵硬的思想意识形态，不仅制约了社会科学的生命力，使社会科学失去了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力，而且损害了人的心灵，使人们失去分辨是非、感知美丑的能力。

2．冷战时期西方持续的文化渗透

冷战是20世纪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方式。“文化冷战是它的重要的特征，它不仅开创了国际文化战略竞争这一当代世界文化安全的新范式，而且将长期地影响世界文化安全战略关系的发展走向。”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西方有针对性的文化战略对苏联的解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冷战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通过对对方所信奉的价值观的否定来否定对方的合法性，进而通过对对方精神空间的控制颠覆对方的合理性。在冷战的条件下，军事上的竞争转到幕后，经济上的竞争由于两个世界的隔绝也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锋，政治上的斗争表面热闹，实际的作用并不大，最为起作用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渗透，具有“水滴石穿”的战略恒久性。

在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就认为苏联的存在构成了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作为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1982年5月8日，美国总统里根在一次讲话中说，美苏全球冲突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将不是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最终苏联的解体证明了美国文化战略的实效。美国主要不是运用军事上的打击，也不是经济上的渗透，这里起关键性作用的是文化的渗透。美国通过文化的影响，瓦解了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取得了“意志和思想”的胜利，并最终终结了这个国家的存在。

但是，在批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文化霸权和强势文化渗透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苏联在面对西方关于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时，对自身的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落后和消极的文化因子没有引起足够的反思，对自身意识形态模式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没有进行及时更新，没有敏锐地清理和扬弃自身文化当中漠视“人”的因素，没有有意识地增强自身所奉行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模式的生命力，致使其在面临西方文化的渗透之时显得不堪一击。

3．只有批评、缺少建构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

对苏联僵硬的国家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是重要的，对苏联模式进行质疑也是必要的，但把反思和质疑上升到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是一种偏离。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苏联实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动摇，使人们的理智受到了损害，从而丧失了对社会主义文化的信任，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成为苏联解体的又一文化因素。

二 俄罗斯国家战略中的文化因素

1．普金主义

“普金时代”是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他的任期内，叶利钦时期的“社会转型综合征”造成的乱象渐渐得以纠正；俄罗斯联邦主体民族分离与宗教极端势力导致国家解体的危机消除；经济发展借能源出口之利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由“休克疗法”而带来的贫富差距得到缓解；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梅德韦杰夫上任以来，在国家战略的基本定位上实际上是延续了普京时期的基本主张。那么，普京是如何在这个俄罗斯历史上特别混乱的时期实现以上目标的呢？我们姑且可把普京的一系列政策和主张称为“普京主义”。“普京主义”可以理解为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国家整体战略。

一是强化联邦权威。俄罗斯的国家结构关系本来是联邦制的，地方相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有比较大的自主权，但普金认为，在规划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发展时，应该重点考虑社会的现状。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由于没有处理好多样和统一的关系，出现了联邦中央权力软弱、地方政府自行其是的状况。为了实现政令的畅通、加强联邦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控制，建构强有力的国家垂直权力系统，普金对联邦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大幅度调整。

二是奉行民主和法治。普京在2005年4月25日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主权民主的思想。主权民主的含义为：民主传统已经在俄罗斯确立起来了，俄罗斯需要的是确保民主制度的发展潜力，民主与主权同样重要，民主的价值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一样重要，民主主要原则的表现形式不应强求一致，民主应该适应俄罗斯的特点和条件，不能容忍他国利用民主问题谋求利益，言论自由适当控制是可行的。

作为一个谋求复兴的大国总统，普金的确已然是一个政治强人。从他提出的“主权民主”的思想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他强调民主发展程度与国情、与民族特点的关系，强调言论自由的边界等，但他的所作所为也遵守民主宪政的一般规则。他的思想中还是有强烈的去苏联化的色彩。比如，在看待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历史问题时，普京有一句名言：“苏联70年走入一个死胡同，偏离了文明的大道。看不到苏联的成就是错误的，而看不到人民在其中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错误。”因此，普京是比较注重法治和民主建设的。

三是强国追求。普京有强烈的大国意识。他对俄罗斯的衰弱痛心疾首，以强国为己任。他认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没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武装力量，就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依附地位。”他确立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工作目标，2000年提出强国战略，2003年又提出在十年内争取经济总量翻一番的任务。普京的强国战略反映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心理诉求，也是他们这一代国家领导人的信念之所系。2001年6月，时任俄罗斯外长的伊·伊万诺夫曾引用末代沙俄首相斯托雷平的一句话来说明俄罗斯当时的战略：“给我们20年内部和外部平静的时间，俄罗斯将会令人耳目一新。”

在经历了与西方文化的长期对抗之后，以苏联解体为标志，俄罗斯人基本失去了文化上的自信，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独立，并且以欧洲文化为依归。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们不可能有坚定的对抗西方的意志力。但是，随着经济实力的全面增强，俄罗斯谋求成为世界性大国，实现对原有版图的直接或间接控制，完成重新崛起的强国战略目标的种种努力还是值得关注的。

2．大国梦想

曾经强大、有序、统一的苏联解体当然令人遗憾，但解体的根本原因却是阻碍社会前进的经济模式、政治上的专制体制和思想禁锢。尽管不能说苏联的解体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但它毫无疑问是苏联模式的失败。俄罗斯的大多数民众并不想再回到过去，但他们却始终怀有强国梦想。他们致力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市场经济的重建，已经并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正如普金曾经针对苏联解体指出：“不为联盟的解体惋惜就没有良心，想回复苏联就没有头脑。”“俄罗斯唯一的现实选择就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正在复苏，他们要在超越苏联的基础上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俄罗斯对世界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2006年10月普金访问德国，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俄罗斯不准备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文明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俄罗斯的“强国梦想和追求”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村社精神传统奠定了俄罗斯民族集体主义、崇尚权威、社会团结的社会心理基础。村社制度是俄罗斯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在俄罗斯经历了千年的历史。虽说十月革命后村社制度被废除，但苏联时期的集体主义农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视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创造性传承，即便是在当代俄罗斯，村社传统精神的遗风也未必完全绝迹。许多俄罗斯史学家都指出过村社制度对社会发展存在的负面影响，如依赖思想、不思进取、抑制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等。但是，这种制度对俄罗斯民族在社会心理层面的重大影响是可以加以引导和利用的。比如，集体主义思想可以帮助人们在国家面临困难的时候协力共渡难关，崇尚权威可以使国家在一个政治强人的领导下迅速走向崛起，社会团结可以使人们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其次是强烈的救世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救世思想根深蒂固。在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中“很久以来就有一种预感：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俄罗斯民族的思想界感到，俄罗斯是神选的，是富有神性的”。到19世纪，俄国出现的斯拉夫主义的思想中又有着非常鲜明的“救世意识”。斯拉夫主义是俄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19世纪30～40年代形成的历史和文化，希冀以俄国公社、俄罗斯精神、俄罗斯东正教振兴俄罗斯，斯拉夫主义被视为振兴俄国的灵丹妙药，而且把它看成人类的普遍真理，利用它就可避免整个世界被西方工业社会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所腐蚀。19世纪下半叶，俄国民族主义的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吸收了斯拉夫主义的俄国救世主义的主张。他以俄国、俄罗斯东正教和俄国人民而自豪，认为像俄罗斯这样的民族不能甘心于在人类历史上充当默默无闻的配角，而是要扮演主要的角色。总之，救世主义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中有着深厚的传统，它与俄罗斯的宗教信仰也紧密相关。俄罗斯的东正教是西方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它延续了基督教感化天下、普济众生的“救世”精神和使命感。斯拉夫主义又将东正教看成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并将拯救世界看成俄国的历史使命。

最后，帝国思想和扩张欲望也是俄国历史传统中长期起作用的一个文化因素。俄罗斯地处东欧平原，缺少天然屏障，历史上也有过外族入侵，这使俄罗斯人对外部世界有不安全感。俄罗斯历代政治家往往把控制地理范围的大小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并把扩张、构筑缓冲地带作为维持国家安全的传统手段。为此，俄罗斯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强大的军队，对外扩张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

以上所列举的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村社制度、救世意识、帝国思想、扩张欲望、崇尚权威等，其实现都是以国家为依托的，因此最终都必然归结为对强国的追求。俄罗斯的强国梦想及其追求显然不是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冲动，而是一种具有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的、整个民族的价值追求，因而也就构成了俄罗斯文化战略的重要基础。

3．东正教伦理

东正教精神文化模式中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规范和思维方式等基本因素是决定俄罗斯民族国家历史轨迹的更为根本的原因。东正教信仰无疑是决定俄罗斯命运的最基本的文化因素。因此，对东正教信仰的多方位分析，是解开俄罗斯历史和现实之谜的钥匙。东正教信仰奠定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的性格形成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从总体看，东正教对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的文化模式生成产生了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

东正教信仰的重要作用是唤起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东斯拉夫民族获得了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文化认同能力，进而实现了由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化、由蛮族向文明民族转化的嬗变过程。俄罗斯文明的觉醒是在与基督教文明的交往和碰撞后开始的，否则就会仍处于一种民族自在状态。没有这种对象化的交往和碰撞，在商业贸易、军事冲突、宗教传播中，就不会有俄罗斯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文化危机和文化认同。可以认为，欧洲文明史就是一部基督教传播和同化其他民族的历史，是各种文明交往、碰撞后被基督教文明整合的历史。基督教先后征服罗马帝国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北方各个后期出现和崛起的帝国。尽管有各种不同之处，俄罗斯受洗的后果毋庸置疑，东正教从此开始成为国教，这从总体上使俄罗斯形成了具有基督教精神气质的文明。

东正教伦理是俄罗斯重要的文化战略资源，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波涛涌动之中，无论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还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特的文明，俄罗斯都会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中以及在全球文化交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