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概念界定

流动性过剩（Excess Liquidity）和流动性短缺（Liquidity Shortage）开始多为金融市场参与者和货币政策当局对特定范畴（大至世界经济、本国宏观经济，小至某一特定金融市场）的货币资金供求关系的描述性叫法，起初是被排斥于经济学研究术语之外的。但是随着最近五年以来这一词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其也逐渐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但是，目前理论界和监管当局对于“流动性过剩”或“流动性短缺”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度量尚未达成共识，纵观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流动性过剩（短缺）的界定大多与其所研究的具体问题紧密结合。

Thorsten和Dieter（2005）从欧洲中央银行（ECB）货币政策实践的角度，对流动性过剩及其度量的一些方法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其中主要的四种测度流动性过剩的方法为：价格缺口法（Price Gap）、真实货币缺口法（Real Money Gap）、名义货币缺口法（Nominal Money Gap）和货币过剩法（Money Overhang），其理论依据实质上是基于货币当局能够准确预测得到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通过设定货币供给进而得到宏观经济货币总供求的均衡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将流动性过剩定义为各种货币总量指标偏离这个均衡水平的程度。这些测度方法中，真实货币缺口（Real Money Gap）是欧洲中央银行（ECB）具体实践中使用的最重要的测度方法。

Joachim Fels（2005）将“过剩流动性”（Excess Liquidity）直接定义为货币供应量M2和名义GDP的比率，即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的“马歇尔K值”，实际上也就是货币流通速度V的倒数；Ganley（2006）在研究流动性过剩时，在货币总量指标中加入了存款准备金及银行的证券资产类投资，并参考超额准备金和存贷差等指标，其实质仍是对“马歇尔K值”作为流动性过剩指标的修正和细化；Gouteron和Daniel（2005），Borio、Kennedy和Prowse（1994）及Borio和Lowe（2002）的流动性过剩度量在涵盖传统和常用的高流动性货币资产之外，还考察了M2与GDP比率及其偏离趋势值的程度。

国内研究者对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概念界定较为混乱，这大致与各项研究所针对的具体问题不同有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夏斌和陈道富（2007），他们对于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状况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流动性过剩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内部、整个金融体系和非金融机构以及整体经济三个层次上的度量。此外，笔者认为，从流动性可测量、可统计的角度看，实际的流动性统计有三个层次：一是将流动性界定在银行体系内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二是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货币供应量（M2），三是经济社会中一切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金融资产。

本书对于流动性过剩（短缺）的界定，综合了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并做以下发展：第3章首先从一国货币总量出发，使用“马歇尔K值”作为宏观经济流动性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持续）流动性过剩（短缺）”指标，对10个主要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近10年来的流动性状况进行度量，初步给出能够描述各国流动性变动趋势的经验指标，为进一步考察世界范围内各国出现的流动性变动（过剩或短缺）与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涨跌之间的关系提供实证研究基础。第4章进一步针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研究货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内生化问题，将流动性过剩（短缺）认为是货币供求关系的失衡。在构建货币总需求、总供给函数的过程中，重视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显著特征（如包括热钱大幅流入在内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实体与虚拟经济结构失衡等）对货币供求函数双方所产生的影响，并明确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随后，针对第3～4章基于“马歇尔K值”和宏观总体货币供求失衡得到的流动性状况（过剩或短缺）常常和现实不符的情况，第5～6章将深入到宏观经济分部门内部进行考察，将“流动性变动（过剩或短缺）内生机制”归结为微观经济部门资产（负债）比例动态调整行为在宏观方面的一种表现，并寻找产生这种行为的原因，为流动性过剩（短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第7～8章作为本研究的延伸，针对后危机时代我国金融体系、银行业（尤其是政策性银行）的发展和完善做出探索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