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患”的规律

患的存在和发生有其深刻的根源，患的衍生也不是不可捉摸、无章可循的，而是有其客观规律的。

（一）患的发生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

患虽然客观存在，但就某一具体患（事故）而言，它的发生是偶然的，是一种随机现象。在发生之前，人们无法准确预测患何时会发生，以及其发生的后果。这是因为导致任一具体患事故的发生，必是诸多患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一因素的出现，其相互间又无任何联系，许多因素的出现本身就是偶然的。

患发生的偶然性意味着在时间上具有突发性，在后果上往往具有灾难性，从而给人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带来巨大的忧虑和恐惧，而忧虑和恐惧的影响远远大于风险事故所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对人们的影响。

个别患的发生是偶然的、无序的、杂乱无章的，然而对大量风险事故的观察和综合平衡，却发现它们呈现明显的规律。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运用统计方法去处理大量相互独立的偶发患事故资料，就可以抵消掉那些由偶然因素作用引起的数量差异，发现其固有的运动规律。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对大量独立的患致损事件的统计处理，其结果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风险的规律性。大量患发生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使人们利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去计算其发生概率和损失幅度成为可能。人们对患的有意识控制，其结果只是改变概率的应用条件，而不能改变患事件的随机性质，因为即便是相同的有意识的控制措施，也有不确定的结果。

总之，患的存在和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又有其必然性的一面；有其不确定性的一面，又有其确定性的一面，它的存在和发生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

（二）患与机会、利益相伴生

患与机会、利益处于对立的两极，又统一为一体。

首先，患与机遇同在，大患有大机遇，小患有小机遇，无患则无机遇。最大的患中往往蕴涵着最大的良机和最大的成功，天堂的入口处和地狱的入口处十分相似，荣誉的桂冠多数是悬挂在耻辱柱上的。只有敢于防范和处置最大的患，才有可能赢得最大的天赐良机。由于患和机遇同时存在，所以我们在决策时，要克服那种追求“十全十美”、万全之策的理想主义做法。因为一切患和机会都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企图使自己的防患决策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的人就需要全面地丝毫不差地去获取信息，这样或者根本做不到，或者需要无休止地占用时间，而实际上这两点都和决策实践相脱节，都是心理上害怕使然。

其次，患与利益的大小成正比。如果患小，许多人就会去追求这种机会，因此，利益也不会大；如果患大，许多人就会望而却步，所以能得到的利益也就会大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患才有利。“一分患情一分利。”可以说，利益就是对人们防范和处置患情的相应的补偿。

总之，患情与机遇同在，患情与利益相伴生，试图只想抓住机遇谋其大利而不防范和处置患情的美事世间少有。因此，欲抓住机遇，谋求事业发展和成功的人都是敢于防范和处置患情并善于克服患难的人。比如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一次次挑战防范和处置患情，战胜风险：领导秋收起义，创建工农红军，是风险；挥师北上，万里长征，历经患情；在敌人大举进犯延安时，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巧妙周旋，是防范和处置患情；亲赴重庆与死对头蒋介石谈判，在虎狼窝里一住就是40多天，是风险；指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无后方作战，也是患情；辽沈战役，首战锦州，把东北野战军主力投入敌军两大战略集团的接合部，这无异于虎口拔牙，更是患情；淮海战役我军以60万进攻敌军80万，且有白崇禧集团窥视其侧，则可以说是旷古奇险……正是在这一次次挑战患情、克难化险的艰险历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革命一步步引向成功的彼岸。

（三）患情与损失、代价紧相随

患情不仅与机会、利益同在，而且与损失、代价紧紧相随。这也是患情发生和演化过程中的一种规律性现象。

患情作为对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危害性，它的发生总会给主体带来一定的损失，防患和除患，总需要主体付出一定代价。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患情的威胁和爆发是影响社会发展、国家稳定及世界和平的关键性因素。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社会体制等问题，许多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潜在患情相继爆发。苏联由于腐败、僵化和民族等问题，最终解体而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和倒退；美国的种族骚乱造成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如1992年）；日本多次发生震动全国的毒气事件；英国发生了爱尔兰分裂主义运动和有关的一系列恐怖事件；法国1995年交通工人大罢工引发60年代以来最大的社会危机，一度使得巴黎等大城市陷入瘫痪；加拿大发生了魁北克不断要求独立的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使“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的梦想搁浅，东南亚金融风险过后，有的国家货币贬值，企业破产，银行瘫痪，生产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家财富损失惨重，甚至危及社会安定和政局稳定。患情给人类带来的损失和危害由此可见一斑。所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对有关国家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构成其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世纪之交，从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一些潜在的和现实的患情，会给我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以及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严峻的威胁与挑战。从国际上来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患情。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企图建立一个超强的霸权世界，为达到其阴险图谋，他们近年来制造了一系列危险而疯狂的事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于1999年5月8日悍然用5枚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3人死亡和20多人受伤，使馆严重受损。北约的野蛮暴行是对我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是对国际法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无理践踏，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也是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赤裸裸的表现。针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挑衅行径，我们必须识破其险恶用心，奋发图强，振兴中华。再如，1999年4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日本在“周边地区发生紧急事态时”，向美军提供所谓的“后方支援”，并界定了日美两国军事矛头所指的范围，并且美日又合作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甚至企图把台湾也纳入该系统。

以上这些严重事件已经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及我国的主权与国家安全带来严峻的威胁和挑战，是我们在世纪之交面临的国际上的主要患情。

从国内来看，我们面临的主要有两大类患情，一类是外来之患，比如：和平演变引发的“西化”“分化”之患，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内之患，加入世贸组织可能引发的社会之患，知识经济引发的再度落伍之患，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带来的后殖民主义之患，政治干涉之患，军事干预之患，文化冲突之患，周边冲突及国际关系之患等。另一类是内在之患，比如：由官僚主义引发的腐化变质之患，左右倾引发的政治摇摆之患，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之患，国企改革引发各种风险及下岗失业之患，科教发展滞后引发的未来之患，人口过剩引发的社会资源匮乏之患，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可能导致两极分化之患，城市化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之患，环境污染及生态平衡被破坏引发的生态之患……

以上面临的国际国内之患情给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峻挑战，一旦发生，将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危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对此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而必须提高警惕，制定相应对策，争取规避患灾，化解患灾，将患灾发生后所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四）患灾与防患的社会机制

患情的存在对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患灾的发生会给人类的主体带来一定的损失和危害。因此，在现实生活中风险毕竟是令人畏惧的。那么在一个社会体制中，怎样使人们不被狭隘的理性和现实的算计所束缚，仍保持旺盛的防患动机呢？这要从两方面做起。

一方面，一个社会须对一项合法的患情计划实施后所获取的利益给予较大程度的保障。“一分防患一分利”，表达了一种常理。正如《财富与贫困》一书的作者乔治·吉尔德所说：“（一个社会）获得成功的主要秘密，也许在于它有把追求安全（体现在储蓄上）转变为愿意防患（体现在企业精神上）的能力……如果一种经济体制不能给企业以大的报偿，有雄心壮志的人便会去追求防患和安全的好处，追求政治权力和官僚主义的不义之财。”

另一方面，一套制度化的防患措施是保持和助长该社会成员防患动力的机制。防患不同于回避患灾，它的本质是患灾在转移。防患把众人联系在一起，共同承受偶然事件造成的损失。因此降低了患情的代价，使人们可以承受。“从最广义的防患意义上说，转移患情的可能性允许个人从事患灾活动，否则的话，他们本不会加入这些活动。”与防患决策相比，防患事业并不复杂神秘，但其中却蕴涵着一个深刻而富有趣味的道德问题。我们说防患的本质是患情转移，但当防患把潜在患情事故的物质代价转移到所有防患的众人身上时，却绝不希望转移掉每个当事人对自己的车、船、房屋、股票所负的义务。如果当事人防患而思想麻痹、义务松弛，甚至为图赔偿故意造成事故，患情的概率就大大超出了防患的正常估价和承受能力。这就是防患中的“道德之患”。当这种患灾弥漫时，带来的不仅是破产，还将导致整个社会处理患灾的最坏结局，患情将以比正常情形高得多的概率冲击社会。

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总是离不开上述两种机制——刺激开闯和冒险精神，提供保险和安全措施。前者总是要由个体去自觉承担，自负盈亏；而后者总是离不开群体，要大家共同承受。但两者必须有一种恰当适度的结合。保险业中的“道德危险”是耐人寻味的，它的含义绝不限于保险业，因为风险与广义的保险是渗透于一切社会活动之中的。

“道德之患”在大社会中的放大表现的典型便是国有制下个体道德与义务的涣散与瓦解。正如吉尔德说：“如果国家作为承保人，企图把个人和企业的所有风险，例如失业、通货膨胀、外国竞争、需求不振、意外事故以及伤残等，都承担起来，那么国家就会发现它所负的责任和所冒的风险，超出了它所能承担的能力。”

在我国，作为保险人的国家，曾经不仅负担了企业的风险，甚至每个商店、餐馆、理发馆、修车铺的风险都会全部由国家包揽下来。所有的企业、单位、个人都既不会破产失业，也不会发财致富。于是这个伟大的保险人便“赦免”了每个人本该承受的那份患情义务。它架起一顶虚假的保护伞，使成员们像是被骄惯坏了的孩子，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无从了解任何社会中无不普遍存在的真正的风险和机会。同时，它只靠高度集中的计划与指令去试图避开风险与不确定性，因而总是不得不对人类冒险的愿望进行引导或压制，结果常常本是正面的事物而导向负面，成员们个人的创造力枯萎在虚假的确定性之中。

这一悲剧的深刻原因在于“保险者”对生存与患情的本质的不理解。每一个生命都是单独降生在世界上的，没有什么存在物能代它降生，代它负担生存所必须承受的那份患情；每一个生命体都是独自死去的，没有什么存在物能代他受过，代他走向死亡。人类的智慧和力量是蕴藏在每个生命体之中的。每个承担起自己患情义务的个体们的共济将带来更大的繁荣，而每个被剥落了患情义务的个体们的组合将导致更快衰亡。

（五）患灾发生的不确定性与防患决策

患灾的不确定性使人们在决策时必然会冒一定的患情，于是风险决策在现代生活中日益受到重视。博弈论就是适应这一需要应运而生的，现代博弈论对患情决策不无启示。

博弈论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棋与牌，二者均为智力游戏。棋弈中有严格的逻辑推理，与生活中的决策不无相似之处，但是棋弈中缺少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成分，即患情与不确定性。博弈论的创始人冯·诺伊曼认识到棋弈的这一特征，他称棋赛是具有“完备信息”的比赛。棋赛过程中没有任何经济学意义上的、政治学意义上的、统计概率意义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其计算中不需要涉及任何未来事件的概率，也没有任何意外的事情会发生。如果说走这步棋“有患灾”，那只意味着因时间或能力所限不知最终确定这一步选择是否恰当。正是由于棋道的这一特征，在棋理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对防患决策虽有帮助却很局限。

玩牌恰恰带有生活中的另一特征。它与棋的最大差异在于它的胜负受制于“机运”。用冯·诺伊曼的话说，打牌过程只能依赖“不完备的信息”。同一张K在东家还是西家手中，对手的四张将牌作一三还是二四分布，对庄家都大不相同。正是这种信息的不完备为决策带来了风险。两个人拿着同一手牌，会因为对胜负概率计算不同而作出不同的选择。即使他们在概率上的判定一致，也还会因为不同的得分愿望，肯于承受的失败代价，及此前积分的不同而作出的不同的选择。牌戏的这些特征——一言蔽之，防患决策——酷似人生，它为人们的决策行为提供了另一种启发。

生活中可能碰到的防患的决策从来都比棋牌中的患情丰富多变，扑朔迷离。棋、牌、人生正代表着三种决策方式。棋是“全备信息”的决策，其“患”在于其一步步对弈构成的“选择之树”过于复杂，因智力和时间的限制，存在着失误的可能。牌是“概率信息”的决策，它呈现若干信息，但并不完备，只能对不完备的部分作出概率判定，这种判定构成了牌戏决策的基础。生活中事物除了包括类似棋牌式的行为，即呈现十足的清晰度或虽然模糊尚可用概率把握，还有一些更模糊的事物，它们或者突发，或者新生，或者信息更为匮乏，未知性更大，以致连概率都找不到。针对此种事情的决策可称为“模糊信息”防患的决策。个人和社会面临的重大选择大多带有这种性质。其实它们之所以被视为“重大”，除了与生存关系密切外，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们模糊、未知、叵测。生活中很多与生存关系更直接的事物，因其清晰易解，便不再被看做“患情”了。“患情”往往与“模糊”和未知密切关联。比如，第一个吃西红柿的人是冒着生命患险的，之所以会冒着生命患险，只是因为人类对西红柿未知的恐惧。

不错，随着科学的发展，很多曾经是模糊未知的事物变得相对清晰了，对其中有些事物我们已有了“全备信息”，对其中另一些事物也可用概率去把握。那么是不是说今人面临的风险要小于古人或前人呢？不对。如果大自然和社会中的事物是有限的或定量的，清晰的部分增大，模糊的部分自然缩小。但大自然与社会中的事物在广度深度上却都是无限的。我们已知的事物正像一个圆，其周边之外是未知之物，于是所知越多，就越会遭遇到未知与患情。那么为了回避患险，可不可以完全听凭理性的指引，即理性明确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去做那些理性没有明确告知我们的事情。那样不是代价最小吗？恰恰相反，果真如此我们付出的代价恐怕更大。凯恩斯说：“假如人性不喜欢碰运气，而仅靠冷静盘算，恐怕不会有多少投资。”加尔布雷斯说：“一旦人们变得非常有理性，经济发展似乎就不可能了。”弗雷贝里克·艾米尔更把这一认识推广到一般行为中：“坚持要在决策前把事物看得清清楚楚的人，永远也不会决策。”不敢于踏入未知之地，不敢于面对患险毅然抉择，不仅是放弃了发展，也是放弃了人类生存的尊严——自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