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一生痴迷经济学原理的探索者——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离休教授唐思文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地发展，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在全球一体化及各种复杂外部环境下，发展面临转型升级等诸多新问题。这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者提出“再思考”的要求。85岁首都经贸大学离休教授唐思文，就是这样一位仍在“思考”中的经济学者。尽管已经两鬓斑白，但唐教授还在家中继续学术研究，并为它而痴迷。
小时候叫“笨德”，考上北大是运气
1947年，唐思文考上了北京大学，就读经济系。当年，温州高中总共只有3个人考上了北大。
“高中的成绩，并不算优秀，所以考上北大实在意外，我觉得这是‘运气’。”唐教授说，后来偶然得知自己当年考北大的入学成绩，着实吓了一跳：语文28分，数学86分，数学考得比较好，可语文太差了。
“我小时候乳名叫‘伟德’，因为淘气不爱学习，留级了一年，还被他人取绰号为‘笨德’。”唐老笑着告诉记者，“因为成绩太差了，每次期末成绩单不敢拿回家，因为拿回家必定挨骂挨打。”在三年级的一个期末，唐思文手里拿着依旧是班里倒数的成绩单，在家门口徘徊着，心里盘算着该如何跟父母交代。此时，路边刚好有一头奶牛经过，奶牛拉了一堆屎在路上。调皮的唐思文灵机一动，把成绩单贴到了牛粪上。回家后谎称，成绩单被风吹走，掉到了牛粪里，就这样总算蒙混过去。
直到上了初中，唐思文开始懂事，努力学习。瑞安中学毕业以后，考上了温州高中。后来，又顺利考上了北大，就读经济系。1952年毕业后，在北京工作直至1995年退休。
2011年4月，唐老借同学会之机又一次到了瑞安，这是他到北京之后第4次回到家乡。“哎呀，瑞安变化真大，转了一圈，全都不认识了。荒地上建起了高楼，飞江上架起了大桥，外滩景色迷人。”耄耋之年的唐教授慨叹，这或许是他此生最后一次回瑞安了，那种不舍与眷恋写满了脸。
教学《资本论》，痴迷学术研究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书之前，唐思文先在北京共青团工作，后来转到了当时北京最大的一家兵工厂上班。期间，他写的一篇名为《师徒合同》的文章，被发表在了《中国青年》杂志上。
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当时宣传部领导对此文大加赞赏，把唐思文从兵工厂调到了《北京青年报》当记者。“其实，我不善于写稿也不喜欢当记者。”唐思文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苦笑着回忆起这件事。不久，唐思文终于结束了短暂的记者生涯，成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一名教师，教《资本论》。
说起当年教《资本论》的盛况，唐教授眉飞色舞：“那时得去大教室讲课，一堂课有200名学生，学习氛围特别好。”
唐思文治学严谨，理论功底扎实，并善于创建性研究。他在价格、利润等经济学基础理论或远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地租理论、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理论、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和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1983年1月，他在《经济学周报》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是间接计划经济》一文。文中，他在我国理论界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商品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还具有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其劳动都还不是直接社会劳动。这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4年6月，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主办的《经济科学》杂志上，发表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进一步的阐释，这些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92年，他负责国家级“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课题的研究与写作。
除了出版个人专著，他先后在全国报刊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
美国生涯，论著《经济学新原理探索》
2000年，女儿从美国那边传来喜讯，他的“双胞胎外孙女”呱呱坠地了。唐思文夫妇也被女儿“请”到美国当“保姆”。
在美国，唐老去美国经济最繁华的地区，也去贫民区，研究当地经济报纸，近观美国人的生活。他每天在观察、体验着身边的经济流动状态，内心又萌发了写书论著的想法。
“我感觉到国内所推崇的西方经济，其实并没有书本理论上那样乐观。因而，《资本论》有些值得赞同的地方，并不可能完全被《西方经济学》所替代。”唐思文告诉记者，为此，他还参考研读了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和《美国总统咨文》。
就是这样的一份“固执”的“反主流”的坚持己见，当时70多岁的唐老，常常一个问题思考到失眠，以致身体累到了极限。
2007年10月，唐老终于写出了《经济学新原理探索——兼论中美不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及其对未来社会的影响》。
该书以大量翔实而丰富的资料和经济数据为佐证，密切联系中美两国当前的现实经济，深入分析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市场经济走势，探讨了中美两国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崛起的基本原因。全书有许多新观点、新见解、新学术思想。“作者的见解独到，不无启发性。这些理论的创新，虽然还具有尝试的性质，但它必会引起我国经济学界的重视和讨论，必会推动我国经济学的前进步伐。”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杨玉生如此评价说。
该书出版后，被国家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收藏。
耄耋之年，仍在信念中继续坚持
唐思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边缘化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好机遇。由于唐思文的经济观点过于新颖，对当下提倡的主流经济论点作出了反驳与质疑，导致一些大型出版社不敢接手这样的“烫手山芋”。“人家写书有稿费赚，我写书要自己贴钱，花费了四五万元。但是我不在乎花掉的这些钱，有人敢给我出书，我就心满意足了。”唐老笑言。
唐思文在1998年出版的专著《经济学原理——批判地吸收“效用”与“边际效用”》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作序言，说：“这本著作有较重要的学术讨论价值，发表后可能引起一些争论，这是正常的。”学术上的争论必会繁荣经济科学，真理越辩越明。
“作者顽强的求索精神，敢于突破经济学领域业已形成的理论框架，创造出新的经济学范畴和新的学术思想，令人耳目一新。”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孙开镛曾如此评价说。“我敬佩的是唐教授在这本书中闪烁的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与忘我的境界。而这在当今的学术界、在我都是久违了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晶妹也在书中袒露真言。
2011年1月份，唐思文又出版了《价格、经济危机与西方经济学终结》。这是他退休后，花了十五六年的时间和全部的精力著作而成。他在书中坦言，我是一位将近85岁的老人，尽管现实世界中有许多问题更需要用经济学基础理论或原理进行解释和回答，经济学基础理论或原理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和研究，但身体条件已不允许我再无止境地研究下去了。
“我现在身体虽然大不如从前，但我还是继续学术研究，只是放慢了节奏。”唐老说，“虽然我有些观点现在还在被争议，但我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采访结束时，唐老说，他非常感谢他的夫人，让他此生做足一个幸福的“书呆子”，一个“苦苦追求经济学原理的探索者”。
转载2012年9月13日浙江温州瑞安市《瑞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