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革命阵营内的名位之争与辛亥革命的顿挫：传统政治向近代民主政治过渡

孙中山曾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国之大事，其得失利害，实影响于以后全体国民之祸福，不可以不深论也”。但如何才能深论呢？多年来，学术界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辛亥革命做了深论。单就其失败的根本原因而言，学者们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除了通常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纲领、软弱性、妥协性和动摇性等原因之外，还有下列原因：在对民主的认识上，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社会下层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程度不高，民主意识不足；在阶级关系和阶级条件上，革命党没有动员农民革命，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思想上都还没有具备独立夺取政权的条件；在中外关系上，帝国主义列强极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策划君主立宪制，极力推行假共和制，迫使革命党人屈服；在清朝自己的问题上，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合理性；等等。虽然其中一些看法值得商榷，比如帝国主义列强极力维持清王朝的统治。不过笔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辛亥革命阵营内部派系集团的名位与权力之争而导致辛亥革命遭到极大的顿挫，20世纪之初革命党人所喊出的“建设新中国”的步伐必将大大加快！

当然，也有学者从革命内部的分化状况去探析辛亥革命的失败，但他们是从同盟会内部关于和战之争角度去分析的，认为“武昌起义后，出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坚持革命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主张议和为焦点的激烈斗争，致使同盟会迅速从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分化”。笔者这里所讲的革命阵营内的派系集团，与此不同，具有三层意思：

第一，从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来说，“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它最早的“团体盟员”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等。按理，这些团体在同盟会成立后就不应继续存在了，可是恰恰相反，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这些不同的党派虽然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国的问题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在其他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政见和分歧。因此，同盟会“的确不是作为一个严密的统一的组织来领导革命的”。

第二，从地域和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人士之间的关系分化来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它们迅速发生新的政治组合。革命党人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态度自然不必多言，就立宪派来说，在历史大变革下纷纷加入革命阵营，“或任革命政府的民政长（如汤化龙），或任革命政府的都督（如谭延闿），或任其他职务，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作敌对行动的”。但是在由谁来掌握中央大权这点上，形成了新的派系集团，主要有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特别是湖北集团。

湖北集团由黎元洪集团和与黎元洪集团勾结的孙武派所组成。黎元洪出任都督之后，就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人，有原属同盟会的湖北籍的革命党人，有立宪党人，也有在起义后前来投效革命的一班在满清统治下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这个集团在军队以杜锡钧、王安澜、唐克明和蔡汉卿等人为代表，在政治上以饶汉祥、孙发绪等人为代表。杜锡钧、王安澜原属黎元洪部下中级军官。蔡汉卿原属共进会，却积极投靠黎元洪。唐克明“自上海投黎，为黎所重用”。饶汉祥为前清举人，有黎元洪“文胆”之称，为黎分化并拉拢一些革命党人结成异姓兄弟，表示同生死共进退。孙发绪本“皖抚朱家保之侦探”，是一个有计划地打入革命阵营的危险人物，“大得黎氏欢，以为才可大用”。

江浙集团不同于湖北集团，没有一个中心人物，但有几个代表人物，即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江苏立宪派领袖张謇以及幕后军师赵凤昌等，光复会领袖、反对孙中山和黄兴的章太炎因其政治立场基本相同，也可划入江浙集团。

第三，从团体中有派、派中有派的角度来说，同盟会组织涣散、成分复杂的情况自不必多言，就是光复会、共进会也是如此。在湖北革命党人一方，文学社基本上仍然团结在蒋翊武周围，蒋翊武坚持革命立场，支持孙中山，“能在较大程度上保持着警惕和冷静”；共进会则分裂为以孙武、刘公、张振武为首的三大派系，孙武为与同盟会对抗，勾结黎元洪，组织民社。

在光复会方面，它分裂为以其领袖陶成章为一方的光复会总会，和以浙江军人为中心的光复会上中会议成员集团。该集团成员吕公望即指出：“光复会的浙江老会友，如朱瑞、韩肇基、顾乃斌、庄之盘、朱健哉和公望等是担任上级会议的；童保暄、王桂林、傅其永、孔昭道是担任中级会议的；作出了决定后，就由低一级的会员分头负责。”他们是浙江新军军官，实际上是光复会在浙江的领导核心。这个集团着重于对浙江的控制，而光复会总会设法控制全局，两者之间的政治态度不一。

我很赞成著名学者李剑农关于辛亥革命有两个根据地的观点。一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根据地，武昌首义后湘赣两省的响应“使武昌无后顾之忧，得以专力对抗北来的清军”。二是以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苏沪浙的响应与合攻南京使民军“取得第二之安全根据地，树立临时政府”。其中，湖北作为首义之区，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浙江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一些学者认为，浙江就其制定的省约法来说在推行近代民主政治上“在全国各省中居于前导的地位”。由此看来，湖北、浙江两省的情况比较典型。

根据上面的意思，下面就在地区上分别探讨湖北、浙江两省的情况，在全局上探讨同盟会与湖北集团、江浙集团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明辛亥革命遭到顿挫的原因和中国政治从传统政治如何向近代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