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现代发展理论

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学术界产生了不同的理论。现代化理论处于发展理论的第一阶段，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在对欧美现代化发展进行抽象概括的基础上，试图将欧美的经验推广到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在美国政府和一些私营机构的慷慨资助下，新一代的美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们出版了大量的有关第三世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可以说在当时，现代化研究形成一种“增长的工业”。

现代化理论无疑迎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西方社会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然而，非西方社会并没有像现代化理论预想的那样顺利地走上现代化之路，享受西方现代化的成果，反而同西方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些问题的出现以及非西方社会工业化进步的现实，使非西方学者开始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其中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ECLA）的社会学家最先从理论的高度对这一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形成了拉丁美洲结构主义学派。在这种观点中，长期以来主张进行国际专业化和国际贸易并辅以国际劳动分工的理论受到了冷落。他们认为拉丁美洲不可能遵循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来求得自身的发展，甚至现存的全球结构还将使这些处在外围位置的国家处境不断恶化。结构主义通过对地方经济进行现实的分析，以帮助政府有效地进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依附理论是在改写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来自边缘的声音，是对美国现代化学派霸权主义地位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ECLA的拉丁美洲经济复苏计划破产，拉丁美洲的一些民粹主义国家试图通过进口替代从而实施保护主义和工业化发展的战略宣告失败，拉丁美洲经济陷入停滞状态，被失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贸易滑坡和其他经济问题所折磨。依附理论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中心国家不仅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剥削外围国家，而且型塑了外围国家的内部结构，阻碍了外围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依附对于现代化来说是一条死路。

在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也逐渐得到了社会学者的认同，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批判以及其理论的开放性、国际性被这些学者吸收利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的民权运动、大学改革和越南战争的教训推动了新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的出现。他们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包含的进化论思想为理论基础，既不满足于结构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批评，对新古典主义持彻底的批判态度，也不满足于结构主义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中心—外围”的关系实质是“支配—依附”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期，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始平息。以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首的一组激进的发展研究者以超民族国家的观察视野，发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一些新活动不能用依附理论来解释：一些新工业国家迅速发展，而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正在动摇。在重新思考过去20年世界经济出现的新问题的过程中，沃勒斯坦与他的同事们发展了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收缩和扩展的周期性率动过程中，每个国家所处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位置也是不断变化的。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它抨击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抨击国家对市场机制自由运转的一切限制，认为它们对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的威胁。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次出现了以低增长和高膨胀为特征的滞胀现象，新自由主义观点开始受到重视，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最大限度地解除对市场的管制，刺激自由贸易。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许多国家纷纷进行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此外，从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都把焦点放在收入分配上。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由科学技术二元化引起的失业人口在增加，但税收对调整收入分配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应该向降低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等更为广义的方面转变，传统的发展理论只是关注增长和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却忽视了贫困、生活质量和缩小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等问题。他们强调国家干预，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寻求根除贫困和不平等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