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早期的英文报刊

近代早期在华英文报刊的创办和发行，就是以上述来华西人及其团体的活动为背景的。来华西方人士创办报刊，始于基督教传教士。米怜所办两份刊物时间很早，但由于它们均非在中国本土出版发行，故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在中国土地上发行的第一份近代英文报刊，是1827年诞生于广州商馆区的《广州纪事报》。在这之后，陆续出现了《中国信使报》、《中国丛报》、《广州周报》等英文报刊。以下对这些报刊的情况做些介绍。

《广州纪事报》

1827年11月8日，《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开始在广州发行。这份报纸由英国商人马地臣出资创办，并始终加以控制。随着马地臣成为查顿-马地臣行的主要合伙人，这份报纸就与查顿-马地臣行密切联系在一起。1840年10月6日，《广州纪事报》的编者评论栏目中，出现了一段关于马地臣与该报的关系的说明文字，兹译录如下：

马地臣先生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事报》，我们相信他对该报维持了很大的、如果不是不可分割的控制权，直至1833年底。

从这一事实，许多人很可能猜测，马地臣先生直到现在还控制着《广州纪事报》的管理权。

但是，从1834年第1号起，我们，而且只有我们，以编辑的身份，对所有出现在《广州纪事报》上的文章负责。

这几句说明也许意在表明，《广州纪事报》在1834年后是一份摆脱了个人控制，从而成为反映公共舆论而非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报纸，但从中也可以了解这份报纸的演变情形。

《广州纪事报》的发行周期一直在变化。按照其最初的计划，这份报纸在每个月的1日和15日发行，即它是一份定期出版的半月刊。虽然它实际上很少能做到恰好在这样确定的日期按时出版，有时间隔会达到20天以上，但大体上还是能不间断地发行。只有1833年是个例外，是年该刊的发行情况较为混乱，有时间隔将近一个月。自1834年起，在下文将要介绍的《中国信使报》并入后，《广州纪事报》开始每周发行一期，直至1843年更名为《香港纪事报》为止，而且出报时间基本上稳定在每周的星期二。1827—1837年，该报版面一直是四开，1837年初，它新购一套印刷机器，版面改为对开。该报初创时期，仅为一份4版小报，以后逐渐增加到6版、8版，报纸内容也随之愈益丰富。1830年代中期以后，该报还越来越经常地出增刊（supplement）一至数页，刊布重要文献，或是就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发表评论文章。

《广州纪事报》的编者，开始时是美国人威廉·伍德（William Wood）。伍德来自美国费城，“是一位悲剧作家的儿子”。1825年，他20岁的那一年，初到广州。1827年《广州纪事报》创办时，他22岁。当时，马地臣是《广州纪事报》的发行人，他的弟弟、马格尼亚克行的三孖地臣是报纸的所有人，而伍德是编辑兼排字工人，“撰写大部分文章”。但据说由于伍德在广州这个东印度公司的大本营的地盘上对该公司的攻击“走得太远”，在《广州纪事报》发行6期后，他辞去了该报的编辑职务，不久回到美国。继伍德任《广州纪事报》编辑的是爱尔兰人阿瑟·基廷（Arthur S. Keating）。基廷任该报编辑至1833年。1834年后，接替基廷的是约翰·斯雷德（John Slade）。1839年6月，英人从广州商馆撤退到澳门后，由于澳门当局的规定，该报开始每期在报尾注明发行人的姓名。据此可知斯雷德任该报编辑直至1844年。

从《广州纪事报》本身看不出在伍德离职后它有什么改变。伍德在前几期中对中国民族性、对“广州体制”和对东印度公司的攻击，作为该报的一种舆论倾向，都被保留下来，甚至有所发扬。但该报不间断的出版和内容的逐渐增加，特别是1834年改为周报后，所载稿件日多，绝非编辑一人或马地臣等少数人所可供给，需广州和澳门西方侨民参与。其中的确有些人比较积极。伦敦会传教士、长期为东印度公司商馆服务的马礼逊在1834年去世前，一直是《广州纪事报》的一位积极撰稿人。他的儿子马儒翰则是在他之后较多为该报提供文章和译稿的人。这都是从一些间接材料得知的，因为当时不少英文报刊上的文章很多是不署名的，或者署上明显的假名。这些文章中，只有少数可以根据一些旁证确定其作者，大多数文章出自谁人之手是无法知晓的。

在该报的第一篇文章《致读者》中有一段话，表明了它的创办宗旨：“长期以来，人们都感到缺少一种关于商业和中国其他资讯的文字记录，而人们却知道这种记录将会具有的用处和方便之处。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现在承担起这项任务”，发行该报。按这种说明，它是一种以商情和时事报道为主的报纸。的确，这两方面一直是该报的主要内容。在开始阶段，《广州纪事报》除了登载一些广州地方和中国内地的政治动态与社会新闻外，还有详细的“市价表”，记录广州口岸每一种进出口商品的即时价格。但从1833年12月开始，该报将《广州纪事报市价表》单独发行，正刊除刊登鸦片输入及其价格情况外，停止了对普通商品价格的记录。在此之前，除了时事新闻外，《广州纪事报》上关于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特别是关于对华关系的报道与评论，已经逐渐居于主要地位，使得这份报纸在其发行之后不久，就变成了一份以新闻和政论为主的出版物。

1829年后，《广州纪事报》开始发布大量的关于中外关系（主要是中英关系）的原始文献，包括少量18世纪中外关系史的文献，也刊登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清政府和广州地方当局的相关文件的译文。这些材料里，既有各种交涉文书、公告等官方文献，也有私人、民间团体（包括西方商人和中国行商）的通信、日记等，范围相当广泛。这一特点，使得《广州纪事报》对研究者具有独特的价值，不仅能够据以考察以在华英商为主体的西人舆论，而且能够获得研究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关系乃至中国内政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据笔者的考察，这些材料一方面可以印证档案资料的记录，另一方面可以弥补目前所知的中、英方档案史料之所缺，其价值不在前者之下，其数量和原始资料的性质亦非某些私家记载可比。其中大量关于行商和英、美在华商人的资料，是迄今仍未得到利用的宝贵资料。

作为英国散商在华的第一个舆论喉舌，《广州纪事报》在最初的几年对东印度公司经常采取攻击性的态度。如在它的第2期（1827年11月15日），就对东印度公司限制其任何机构和个人向报纸透露印度政府的文件的决定进行抨击，认为这违背了新闻自由的原则。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商馆解散后，该报一度与英国首席商务监督律劳卑联系紧密——因为查顿和马地臣与律劳卑建立了密切关系。但律劳卑死后，德庇时、罗便臣和义律相继任首席监督，他们在对华关系方面的立场虽然有异，却均不赞成查顿-马地臣集团以及《广州纪事报》极力鼓吹的对华军事行动的言论。义律后来的立场虽有重大变化，但在就任初期却主张对华合作的策略。在其他一些问题，如司法管辖问题上，商务监督遭到包括两大集团在内的广州英商群体的反对，因此，这几任商务监督都成为《广州纪事报》不断加以攻击的目标。斯雷德在1838年10月6日甚至上书英国外相巴麦尊，对义律关于设立在华法庭的建议进行公开的攻击，进而对义律处理中英关系的方式进行全面指责，并对当时力图推动此事的巴麦尊也提出了批评。

《广州纪事报》是适应实力不断增强的在华西方商人和其他人士的需要而出现的，它使得在华西方人首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报纸。正如一位读者在信中所说，自该报创刊后，“我们再也不必依赖其他（西方人）居留地的报刊了，我们已能通过自己的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使世界能与我们一起分享一个我们与其关系日益重要的国家和民族的信息”。它在广州、澳门的外国人当中，在印度和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在英国各界，都逐渐引起注意。1828年4月的英国《亚洲学报》（Asiatic Journal）就提到了在广州发行的这份报纸，即是说，《广州纪事报》一开始发行就传回英国，并引起了英国学术界的注意。1837年5月，该报编者斯雷德写信给英国邮政总监，抗议英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每份《广州纪事报》及《市价表》征收2先令3便士的进口税，说明包括《广州纪事报》在内的广州英文报纸，在英国已经成为一项引起注意的进口商品。根据1836年英文《中国丛报》上一篇文章提供的数字，《广州纪事报》每期印刷280份，每年价格12元，除供应广州、澳门的读者群体外，主要发往英国马六甲海峡殖民地、印度殖民地和英国、美国的主要几个商业城市。它的《市价表》每期发行量为325份，每年价格5元。按文章作者的算法，这种价格差不多可以实现收支相抵，加上广告收入，则可以盈利。

如上所述，《广州纪事报》在1839年5月底，即义律令英商向林则徐缴出2万余箱鸦片，并带领全部英人撤退到澳门后，也迁往澳门。7月2日，该报刊登消息说，据《广州周报》的编者告知，澳门葡萄牙总督和其他政府官员“已经准许在澳门出版英文报纸”。此后，该报就在澳门出版发行两年有余。在义律等英人被林则徐勒令离开澳门后，该报为了出版的需要，继续留在澳门出版，直至鸦片战争后迁往香港。1843年6月20日，该报更名为《香港（前广州）纪事报》（The Hong Kong, Late Canton Register），这是为了使读者明了它的变迁。这个多少有些不顺畅的名称保留到1843年底，1844年，该报正式以《香港纪事报》（The Hong Kong Register）的名称出版，终于名副其实。

《中国信使报》

在广州发行的第二份报纸是《中国信使报》。这份报纸于1831年7月28日创刊。它先后有两个名称，开始时是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2年4月14日更名为The Chinese Courier。与《广州纪事报》不同，这份报纸存在的时间较短，知名度不高，也没有固定的中文译名。有些著作将其译作《中国差报》，似乎不如译作《中国信使报》准确。实际上，这也只是该报1832年4月12日之后报名的对应译名。在此之前的报名，译作《中国信使与广州公报》可能更为确切，却不够简明。故本书忽略其前后变化，将其译作《中国信使报》。

《中国信使报》的创办人是1831年春重回广州的威廉·伍德。伍德在辞职离开《广州纪事报》后不久回到美国。1830年出版了一本《中国素描》（Sketches of China），继续发表他在报纸上未说完的话，“为美国的一般读者就中国人的生活进行贬损性的描述”，并批评东印度公司的政策。他回广州后，先是为美国人开办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工作了几个月，充当该行合伙人威廉·罗（William Low）的秘书。但在7月份，他就在法国馆5号（No. 5 French Hong）独立创办了这家报纸。

《中国信使报》是一份周报，出版至1833年9月23日，共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它未能严格地按7天的周期发行，但基本上维持连续出版。它基本上是每期4版，偶尔增加到5版。1832年4月12日更名后，版式也有变化，版面加大，由每版纵向2栏增加到3栏，内容也大为增加，并开始刊登广告。这份报纸以时事评论为主，但也刊登一些较有学术性的专题文章，公布数量亦较可观的原始文献，包括中国官方或行商文件的译文。这些都是研究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难得的资料。

《中国信使报》的创刊距伍德离开《广州纪事报》已有3年多的时间，但伍德在舆论上的锋芒丝毫未减。由于这是他自己完全控制的报纸，他能够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伍德在发刊词中宣称其“伟大目标是创立一份自由的和经营良好的报纸”。报纸的主题很鲜明：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抨击“广州体制”；批判中国人的民族性。这份每期4页的小报，在其存在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花费了大量篇幅对广州的贸易体制，进而对中国政府和政治进行无休止的攻击。伍德的另一个嗜好是对中国民族性继续进行侮辱性的谩骂。多年之后，他的朋友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录存了一首据说是伍德模仿拜伦的《你熟悉这片土地吗》创作的关于广州的40行诗。这些诗句充满了对广州的赞叹和留念，与伍德先后在两份报纸上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强烈的厌恶之情完全相反，令人怀疑这是否真是伍德所作。

当时几乎没有中国人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份以恶狠狠地指责中国为主要基调的报纸，伍德在报纸上一再鼓吹英国应对华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当然也没有传到中国官府的耳中。但他对东印度公司的公开指责，却为该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所憎恶。这一点使他的报纸受到影响。在《中国信使报》创刊时，特选委员会主席马治平（Charles Majoribanks）以公司名义订阅24份。然而，伍德并没有因为马治平的支持而降低对该公司批评的调门。除了发刊词外，这份报纸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对华自由贸易》，目标直指东印度公司；在第3、4期，伍德都刊登文章，对公司的政策公开提出批评。特选委员会于是从第5期起取消了订阅，而且，“通过它对其职员的影响，使有些个人的订阅也取消了”。

伍德的这种挑衅性姿态继续引起英国人的反击。1831年8月25日，有人署名“一个英国人”，在澳门印制了一个启事，于29日在广州的一部分外国人中散发。这份启事说，《中国信使报》用“无节制的词语攻击与英格兰有关的所有事物，所有的英国道德、政治和商业制度”，而其编者是一个“对英格兰一无所知的美国人”；作者号召“我的同胞不要支持这份美国人的、对其编者来说如此丢脸、对（英国在）中国的居民以及对整个英国民族来说如此无礼的出版物”。这在人数不多、但以英国人为主的广州外国居民社区中，无疑对伍德造成不利影响。伍德认为这份启事的作者是《广州纪事报》编者基廷。他一直不断指责基廷因东印度公司的审查而不敢放言无忌，而《广州纪事报》已成东印度公司的“工具”。双方的矛盾在两报的笔战中升级，最后竟演变成个人之间难解的仇怨。基廷攻击伍德是一个“制造麻烦的美国人，除了在广州的外国人社区中挑起事端外没有什么明确目标”，这引起伍德的反击，说《广州纪事报》“使广州的外国人社区感到恶心”，云云。基廷于是向伍德提出决斗，伍德立即接受。双方确定在4月底进行，但后来基廷借口不满决斗条件而临时将决斗取消。

伍德的对头还不止于这些。《中国信使报》在开头的几期都对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予以抨击，言辞亦颇为尖刻。这无疑得罪了广州的基督教传教士。后者人数很少，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按一位对伍德做过研究的学者的看法，在广州的美国商人也不支持伍德，因为他所极力反对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可以保护美国商人较少受到来自英国“自由商人”的竞争。当时英国散商还不能进行茶叶贸易，而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上的垄断权却约束不了美国商人。

这个好斗的美国人在几年的办报生涯中为自己四处树敌，在经济上也难以维持。报纸的定价是每年12元，如果订数少，显然会入不敷出。1831年底，伍德编出了一份《广州年历》（The Canton Almanack），从他自己的介绍来看，内容可谓丰富，包括：中西日历，中国大事，广州外国人名单，港口收费表，行商名单，上年逐日气象记录，贸易及关税备忘录，贸易统计表，鸦片、棉花等大宗货物的进口数量，汇率，度量换算表，保险公司记录，佣金比率表，等等，价格是每份1.5元。伍德声称，他的这份用欧洲纸张印制的十二开年历将包含“广州（外国）居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如果顺利的话，以后将每年编制发行。这份年历如果顺利发行，将带来可观的收入。然而，就在伍德似乎将要取得成功时，马礼逊之子马儒翰编制的《英中年历》却在1832年1月，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抢先发行。伍德马上在《中国信使报》发布消息贬低马儒翰年历的价值，并指责说，他在1831年11月就已刊登告示，而且在此之前两个月就散发了预告，故他有理由怀疑马儒翰的这种“文字海盗”行径是偷窃了他的创意。但指责是没有用的。伍德后来将他的《广州年历》重新修订并发行，但第二年再未见到他编制新的年历的消息，而马儒翰的年历则成为在广州的外国人中通行的工具书。显然，伍德通过编制年历盈利的目标就此泡汤了。

1833年9月23日《中国信使报》最后一期发行后不久，伍德结束了他在广州的事业，黯然离开，到菲律宾经营过一段时间种植园，后又重新投入他的老东家旗昌洋行的怀抱，到该行在菲律宾所设的行号服务。他的报纸则被他曾经编辑过的《广州纪事报》并吞。

《中国丛报》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经营，由美国商人资助的。裨治文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其发行人和编者，而卫三畏则长期参与编辑、主持印刷并从事后期的管理。这份刊物的问世，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也有关系。裨治文刚到广州不久，已经在广州活动多年的马礼逊就请他考虑，在广州办一份以报道中国情况和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英文期刊。马礼逊和裨治文等人从1832年初开始筹办，当年5月发行了《中国丛报》第1号。从此，直到1851年，《中国丛报》月刊不间断地发行了20年，共232期，其中1832年从5月起发行了8期，1851年出版至8月号停刊，每卷650页左右，总共在1万3千页以上。在其终刊之际，卫三畏还编制了详细的论文分类目录和名词索引，附在第20卷的末尾，为利用和研究这个重要的资料宝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裨治文于1801年4月22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公理会教徒家庭。1822年，裨治文进入阿默赫斯特学院（College of Amherst）学习，毕业后于1826年进入波士顿附近的安多佛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 at Andeover）肄业。1829年9月，美部会人员希望他能接受派遣，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裨治文考虑后表示同意。10月3日，裨治文被按立传教士。1830年2月25日，他和雅裨理一起到达广州。裨治文成为近代美国在华传教事业的拓荒者，后来成为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领袖人物，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也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中国丛报》的编辑发行可以说是他在华期间心血所系的一项事业。他同时也是它的主要作者之一。他为《中国丛报》撰写的专题文章在100篇以上，此外还写了大量的报道和短篇评论。这份刊物也的确可以令他青史留名。

卫三畏于1812年9月21日生于纽约州一个长老会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印刷厂主。1832年，纽约长老会向广州的美部会传教站运送一套印刷机器，并通过卫三畏的父亲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在这一年7月聘请卫三畏为美部会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1833年6月，卫三畏搭乘美国商船“马礼逊”（Morrison）号前往中国。与美部会早期派到中国的其他人员，如裨治文、特雷西等不同，卫三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传教士，他没有接受过神学教育，也没有被授予过神职。他来到中国时的身份是“印刷工”。但他在中国的活动，与一般传教士并无不同，事实上他在很多材料中也被称为传教士。卫三畏在华期间的主要活动，是主管美部会在广州（一度迁往澳门）的印刷机构，负责印刷出版与传教活动有关的书籍等出版物。除了宗教方面的出版物之外，卫三畏的一项重要业务，就是印刷《中国丛报》。“卫三畏一到广州，管理印刷所的任务就交给了他。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从事《中国丛报》印刷事务，他承担这项任务直至这份刊物停刊。”他是除裨治文之外，与《中国丛报》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不仅长期主持《中国丛报》的印务，而且他在裨治文1847年因审定《圣经》中文新译本而到上海后，实际负责《中国丛报》的编纂工作。他也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篇数仅次于裨治文。

《中国丛报》最初由中国基督徒协会赞助，美部会允许该刊使用其运到广州、供出版传教读物用的印刷设施。《中国丛报》开始时每期发行200份，到1834年出第3卷时，已增加到800份。这在当时是比较可观的数字。美国商人奥立芬始终在经济上支持《中国丛报》的印刷和发行，也是这份刊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丛报》开办之初，他承诺如果它经营失败，由他而不是美部会，来承担损失。”

《中国丛报》是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出版的最重要的英文出版物之一。裨治文在日记中说，“愿它无论在其开始，还是在以后，都全然成为主的事业；愿它所有的篇章都充满着神的荣耀和真理。”但如卫三畏所说，从一开始，它的宗旨就是“通过唤起人们对于其亿万民众的精神和社会福祉的兴趣，来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世俗的内容占了这份刊物的绝大部分篇幅。

裨治文在《中国丛报》第1号《导言》中，阐述了该刊的宗旨。裨治文认为，在中西贸易开辟以来的漫长时期中，中西文化的交流却没有相应的进展。其原因，一是缺乏最基本的语言知识，中国人和外国人互相都不通晓对方的语言，故相互之间的沟通只能限于很低的层次；二是由于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裨治文承认耶稣会士和其他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曾写下了“为数不少”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但认为应该对其加以清理和纠正。他提出，应当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和研究，对中国的自然环境、气候、物产、商业、社会、民俗，以及中国文化等方面，进行认真探索，改变以前的局面。这表明，裨治文从一开始就为《中国丛报》规定了较高的目标，要使它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最权威的出版物和资料库。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宗教上的目的。他认为对中国的报道和研究不仅是为了帮助西方了解中国，而且还是以基督教文明来帮助日益衰落的中国文明的必不可少的步骤。而要实现这种目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有志于此的人士就应该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以便寻求传播基督教道德和西方知识的方法。

和《广州纪事报》、《广州周报》等报纸一样，《中国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匿名的。其编者后来表示，文章匿名发表的原因，“并不包括避免承担责任”，却并未明确指出这样做的原因。不过，在《中国丛报》终刊之际，它的编者裨治文和卫三畏编辑了一份文章目录，提供了绝大多数文章的作者姓名，不仅满足了当时读者的好奇心，而且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根据他们所说，到1850年底，该刊创刊时期的作者，“除了一两个例外，均已回到各自的祖国，或是已经去世”。其中，他们特别向马礼逊父子、史第芬、雅裨理、娄礼华、郭士立等传教士，和英格利斯、查尔斯·经等商人表示谢意。

裨治文和卫三畏在这篇前言中再次强调，“没有任何传教差会对它（《中国丛报》）进行指导，也没有差会提供直接的支持”，尽管美部会允许该刊使用它向中国传道团提供的印刷机器，因此，它并非一份教会刊物，而是由裨治文创办、由他和卫三畏负责管理、由广州的外商团体提供各种支持的一份私人期刊，其情形与《广州纪事报》等相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当时具体承担这份月刊印务的是“那些几乎对他们排印的稿件使用的语言一无所知的东方本地人，他们仅能以模仿的方式将面前的手稿排版”。这应该是指广州当地的印刷工。裨治文和卫三畏在这里强调的是，这种情况导致了《中国丛报》出现了不少拼写错误，但这也透露了这份刊物与当地社会的某种具体联系的信息。也许可以据此推测，《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等报纸的排版印刷，也是经由那些不识英文、仅能辨别26个字母和基本标点符号的中国印刷工之手完成的。也就是说，那些无名的中国工人，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在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刊物尽过心力。

《广州周报》

《中国信使报》停刊后，《广州纪事报》一度是广州口岸唯一的报纸。但两年之后，另一个强劲的对手崛起了，此即颠地行支持的《广州周报》。

《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于1835年9月12日创刊，报址在英国馆3号。该报的准确译名应该是《广州新闻报》。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这份报纸被称为“澳门新闻录”，较之将《广州纪事报》称为“澳门杂录”，似乎更准确一些。因《广州周报》这个名称使用已久，笔者不欲改变，姑仍其旧。

《广州周报》的首任编辑，笔者尚未见到直接的资料。不过，与《广州周报》关系不睦的《广州纪事报》，在1835年一篇批评《广州周报》的文章中，嘲笑后者标榜自己“不受任何党派和权势的影响”时说，“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离开了他们犹太人式的货单交易而管理一份报纸”，故“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就是我们的同仁报纸的原动力”。按：东印度公司在1834年结束其对华贸易业务后，在广州又专门成立了一个从事金融活动的代理行。其最早的两名代理商是丹尼尔（J. N. Daniel）和史密斯（T. C. Smith）。故很可能，这两名代理商在《广州周报》的初期阶段充当其编者。1836年2月6日，该报在头版宣布编辑易人。后一直任该报编辑兼发行人的是来自德国汉堡的爱得蒙·莫勒（Edmund Moller）。关于莫勒，笔者尚未找到任何传记资料。

伍德的退出，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背后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者。而《广州周报》作为颠地集团的喉舌，在财力方面是不成问题的。这份较《广州纪事报》晚出的报纸，一开始就试图压倒或超越对手。它坚持每周六按时出版，从创刊到终刊，共出443号，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这与初期的《广州纪事报》在出刊时间上经常拖延的现象形成了对比。它的版面亦较《广州纪事报》为多。在1836年9月3日前，它的版面与《广州纪事报》相似，应为四开，每版纵向2栏，每期8版，为后者的两倍。从1836年9月10日起，《广州周报》的版面改为对开，每期4版，每版4栏。此外，与《广州纪事报》一样，这份报纸也经常加页出增刊，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它还出了几次号外（extra）。1839年10月后，该报版式、页数有多次变化，这里不一一赘述。

《广州周报》的内容与《广州纪事报》基本相似，以广州口岸新闻报道与时事评论为主，兼及欧洲、美国和英国殖民地的时事动态。它刊登的涉及中西关系的原始文献，部分与《广州纪事报》相同，但也有一些内容是后者没有的。这显示二者有不同的资料来源。因此，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周报》每期均有贸易状况报道、贸易统计表、黄浦与伶仃洋及香港锚地的商船信息（shipping intelligence），以及《市价表》（The Canton Press Price Current），均为研究当时经济与政治状况的尚未得到很好利用的宝贵资料。它所登载的一些中国官方文献，特别是广东当局文件的译文，有些在今天的中文文献中是无法找到的。在《广州周报》上刊登的各类广告，也是展现当时广州口岸历史面貌的重要文献。

在其他方面，如撰稿人匿名、在一般新闻之外有时也刊登学术性文章、1839年中英冲突发生后迁往澳门，等等，《广州周报》都与《广州纪事报》相同，这里不再重复。根据前面所引1836年《中国丛报》上的那篇文章，《广州周报》尽管内容丰富，但在当时的发行量仍较《广州纪事报》少。

栏目有别，风格各异，使广州口岸的这两份英文报纸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但它们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分别属于不同的英商集团，从而在政治上具有不同的观点。由于这种背景，《广州周报》在创刊后很快成为《广州纪事报》的对手。也许它们还在争取读者方面具有竞争关系，但颠地集团与查顿-马地臣集团的对立是这两份报纸相互论战乃至攻讦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在1835—1837年最为突出，双方围绕对华关系问题展开连篇累牍的论战，《广州周报》所反映的颠地集团在对华关系方面相对温和的主张，与《广州纪事报》所反映的查顿-马地臣集团的强硬立场，是双方无休止的争论的基本原因。其辩驳文字往往充满尖刻的言辞，有时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它们各自与上述商人集团之间的关系，也被当做违背新闻独立原则的证据加以攻击。《广州纪事报》的证据之一，就是《广州周报》的首任编辑因与颠地“在对华政策方面存在分歧”而被解雇。而斯雷德与莫勒分别参与由查顿-马地臣集团和颠地集团向英国政府上书的行动，也都被双方作为相互指责的借口。《广州纪事报》一度指责《广州周报》是东印度公司的喉舌，该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向《广州周报》发号施令”。但到1837年后，因兴泰行商欠案问题，颠地与广东当局的关系趋于紧张，逐渐向查顿、马地臣等人的立场靠拢，这两份报纸充满火药味的相互辩难也渐渐减少。但正如颠地与查顿、马地臣之间终生未能和解，这两份报纸之间的相互攻击和讽刺也没有真正停止过。

《广州周报》也在1843年从澳门迁往香港，仍保持《广州周报》名称。到1844年3月30日终刊，该报共出443号。

在以上4种报刊之外，鸦片战争前后在华外国人还在广州发行过其他几种英文期刊。其一是《广州杂文编》（The Canton Miscellany）, 1831年发行过5期的月刊。该刊由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印行，所刊载的文章“涉及各种主题，所有作者均匿名”，但显然是“英国人团体中的学者，包括德庇时”。根据《中国信使报》的一篇文章，《广州杂文编》是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所经营，用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机器刊印。《中国信使报》曾对该刊3—5期的内容进行简介，从中可知，该刊包括政论、诗歌、宗教、澳门历史、广东地理、中国语言文字等。但伍德对这份刊物评价不高，认为它“关注的几乎全是商业目的以及（东印度）公司的便利”。《广州杂文编》的出版时间大约是1831年5月至9月。

1833年5月，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在澳门出版了《中国布道与中国消息》（The Evangelist & Miscellanea Sinica）旬刊，但只出版了4期即停刊。原因是天主教澳门地区主教卡皮图拉（Vigario Capitular）认为，该刊的言论与天主教的教义相抵触，向澳门葡萄牙人总督伊德费基递交了抗议书，伊德费基则向广州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致函，以所谓“葡萄牙的领土禁止使用印刷机”为由，“要求上述马礼逊（译文如此，应为马儒翰——引者注）所属的驻中国的不列颠商馆的主管，命令他不得在本市使用上述印刷机”。特选委员会将此通知了马儒翰，《中国布道与中国消息》只得宣告结束。

这些刊物，均发行时间短暂，且存世较少，笔者未见。故本书亦无法就其内容展开讨论。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创办并发行的几份报刊，除《中国信使报》在1833年停刊外，其余的在战争期间都迁往澳门；而在英国割占香港后，又都离开并不怎么欢迎它们的澳门，前往香港。除了《中国丛报》后来又回迁广州外，《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都留在香港，并很快改名或结束发行。在香港这个被占领的中国岛屿上，由于英国人的刻意经营，很快又出现不少新的英文报刊。1842年1月，《广州纪事报》就报道说，新的印刷机已经运到香港，一份新的英文报刊即将诞生。对于19世纪香港的英文报刊与近代中国变迁和近代中西交往演变之关系的研究，当属另一课题，本书不拟涉及。

在广州、香港的英文报刊发行的同时，在印度及东南亚地区也存在一些与它们声息相通的英文报刊，如：新加坡的《新加坡新闻报》（The Singapore Chronicle）、《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马六甲的《马六甲观察家报》（The Malacca Observer），印度塞兰坡的《印度之友报》（Friend of India），孟加拉的《赫科鲁报》（Bengal Hurkaru）、《孟买时报》（The Bombay Times），加尔各答的《加尔各答信使报》（Calcutta Courier）、《英国人报》（The Englishman）、《商业广告报》（The Commercial Advertiser），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说，广州的英文报纸和这些英文报纸一起，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英文传播媒介网络，形成了在东方的英语舆论空间。这个与对华贸易联系在一起的网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19世纪前期的商业、政治和思想的印记。对这一网络及其影响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当能揭示出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圈的时代特征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但这并非本书所可担负的任务。这里要关注的是，在广州发行的这几份英文报刊，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文化与经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