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郝时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台湾早期居民及其文化遗迹与大陆的渊源关系。在中国进入“大一统”王朝体系的历史之后，至少三国时代的历史文献，就记述了台湾的风土人情。自隋唐以降，中原王朝经略台湾的事迹比比见诸历朝各代史乘。其中有关台湾之“番”，是为史家关注的重点之一。这种修史叙事的特点，继承了中国先秦时期记述“五方之民”（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夏）的本土“民族志”传统，即着眼于人、自然地理、文化特征及其差异，尤以清代的文献最为丰富。

台湾的地理区位具有所谓“孤悬海外”的特征，故在海防观念薄弱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台湾也最易为他国所觊觎。自明朝结束“皇恩浩大”的郑和远航且转而实行“海禁”之后，西方列强借助“船坚炮利”之势大举扩张到中国海疆，所谓葡萄牙人的“福尔摩萨”远眺，引来了1624年荷兰人占领台湾南部，1626年西班牙人占据了台湾北部。1662年，郑成功率部一举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1683年，清军击败明郑势力，台湾在政治上、领土上与大陆清王朝实现了统一。

在此之后的两百多年间，清朝政府对台湾的治理突出了“安番众而靖海疆”的方略。所谓“安番众”即是处理和解决台湾土著居民（生番、熟番）与内地汉族移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靖海疆”则是抵御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台湾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之后，从1841年“英舰窥鸡笼”，到1885年“法舰攻澎湖，入据妈宫澳”，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试图攻占台湾。也就在这一年（1885），清朝政府在台湾实行的府、县、厅、道之治，提升为省治。清政府在台湾建省的目的就是维护中国的主权、领土和海疆。

清朝统治时期，清廷在台湾的“理番”政策经历了“归化”“剿抚”“隔离”到“开山抚番”的变迁，但却未能防止台湾再度陷入被资本主义殖民占领的厄运。1894年，清朝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失败，导致次年台湾被割让于日本的历史悲剧。台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半个世纪“皇民化”的殖民统治。其间，被日本殖民势力称为“蕃”和“高砂族”的台湾少数民族，遭受奴役、屠戮的灾难尤为深重。与此同时，日本的学者也展开了对台湾“蕃人”的研究，虽然这种调查研究出于服务殖民统治的“蕃政”目的，但是毕竟记录了台湾少数民族在殖民统治时期的生存境遇与社会变迁，尤其是以近代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分类和观察，其学术价值影响深远。

日据台湾时期，大陆学界对台湾的研究并未中断，其中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报刊文论介绍亦是重点之一。特别是1929年林惠祥赴台进行实地调查及其次年发表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是为“中国科学家研究台湾高山族的轫始”之作。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之后，以“山地同胞”（简称“山胞”）为对象的社会政策实践和学术调查研究也相继展开，并成为台湾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日益关注的重点。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兴起，伴随着国际社会对土著人权利的关切、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及台湾学术事业的发展，台湾“原住民”（山胞、高山族、平埔族）成为台湾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医学等众多学科竞相奔进的研究对象，关涉台湾“原住民”的古代历史文献，清季的宫中档案、舆图，荷兰、西班牙、日本的文献和早期传教士的记录等，得到颇为系统的整理、译介和刊布，为台湾“原住民”研究奠定了丰厚的资料基础，其研究成果之多令人瞩目。当然，利用“原住民”的“原住地位”为“台独”制造“血统祖先”“南岛民族”等“历史依据”的伪科学也夹杂其间。

1949年以后，大陆学界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因两岸政治隔绝而缺少了田野，但是大陆民族识别确认的高山族，始终是学界关注的对象，其中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也形成一定规模。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台湾学界有关“原住民”的“显学”性研究，伴随着“族群”理论的应用，也引起了大陆民族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台湾在所谓“本省人”“外省人”社会区隔框架下的“四大族群”说等具有政治意味的研究取向，促使我们从民族问题的视角观察台湾“原住民”事务和“台独”问题。

2002年，我们开始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等相关问题进行资料收集和关注。2003年，相继发表了《当代台湾的“原住民”与民族问题》《从“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等论文，基本上确定了我们对台湾“原住民”研究的方向，并以“台湾原住民问题与‘台独’理论研究”为题，于2004年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A类）的立项支持。2009年，上述课题以主持人陈建樾所著《台湾“原住民”历史与政策研究》一书作为最终成果付诸审结，2012年以优秀级别结项。其间，这一主题的研究一直在继续。本集刊收录的论文即是这些年来持续研究这一主题的阶段性、专题性成果，其中包括授业所及的博士生、硕士生的习作。

事实上，经过几年的努力，这项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台湾高山族研究传统中新的学术生长点，在资料收集、学术积累、互动交流、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形成一个新的专业方向。正如本集刊的内容所示，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在纵横两个维度都在扩展，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特点显著。同时，这项研究也将台湾“原住民”历史与现实有机地融入了大陆民族研究的范畴，围绕台湾“原住民”的研究展现了中国谱系的台湾民族志，列强殖民下的“原住民”境遇，不同历史时期“原住民”政策的梳理，“原住民”宗教、教育和发展问题，“族群政治”与“台独”，等等。其中不乏前人未曾涉及的话题，诸如考究清代台湾“生番”赴大陆贺寿朝觐的事迹，调查当代大陆高山族的“阿里山记忆”，揭示了台湾“原住民”在海峡两岸互动关系中的历史地位，其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收入本集刊的论文，分别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世界民族》《台湾研究集刊》《中国边政》等刊物，本次汇集成册按内容列为五编，标题略做修饰，以求一致，但独立成篇的既往特征未变，故不可避免开篇或行文中铺陈背景的话语反复。其中有关大陆高山族“台湾村”的一组文章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七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集刊的编辑要求，本学部学部委员及其学科归属的研究所（或课题组）形成比较完整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可以纳入集刊选题，这部《台湾民族问题：从“番”到“原住民”》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在台湾“原住民”问题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当然，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台湾“原住民”研究势在必行。虽然台湾民众中几乎包括了大陆56个民族的成分，不过这并非台湾少数民族事务面对的议题。台湾传统的“蒙藏事务”虽因藏传佛教在岛内的传播和发展、境外藏僧藏人的流入而得以维系，但是，人口51.9万（2011）的“原住民”及其事务已经成为台湾当局处理民族问题的主体。在台湾，传统表述和国家认定的高山族称谓已经为“原住民”“原住民族”的法律表述所取代，台湾当局推动的“原住民”身份认定等事务已使过去的“高山九族”变为今天“原住民族”的14族，继续识别族属的身份诉求，“原住民族自治法”的政治博弈，“原住民”对生态、土地、语言、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权利要求，都是正在进行时的问题，况且还存在着“原住民”事务与台湾选举政治、“统独议题”乃至国际土著人运动之间交织互动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持续关注。因此，这部集刊的出版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原住民”问题研究的新起点。

2012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