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圣人何所为:不妨从“设卦观象” “圣人制作”谈起
圣人(王)观念是儒家思想中的“极点”,或者说是儒学理论系统化之“起点”,它的出现,无论是从文化上说还是从思想上说都具有必然性。虽然儒家先师孔子已经开始酝酿圣人观念了,但它的发展与成熟还是伴随着战国中期以降哲学思想进一步突破的进程而趋于成熟或成型;而《易传》的撰述也产生于这一思想进一步突破进程当中,其中关于圣人所为(圣人制作)、圣人何以为(圣人如何创制文化世界)、圣人何由而之焉(圣人创制的内在依据是什么)诸问题的阐发既深刻又有趣,值得留意与研讨。
圣王制作是早期文献资料中屡见不鲜的故事,凡诸火食、宫室、琴瑟、舟车、服牛、乘马、文字、律历、衣裳、音乐、围棋,无一不是圣人创制的产物。相反,不是圣人亦不能制作。圣人制作故事背后隐含的思想动机也许是人们把日用器物乃至文化世界的创制追溯于圣人、寄托于圣人,旨在表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价值合理性。这样一种思想动机亦折射于儒家哲学,比如说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删定《诗》《书》修起礼乐,也是通过圣人制作表达其文化意识和人文精神的范例。《周易》诸传记讨论圣人所为的时候,提出了圣人观物取象,创制八卦的说法:
(1)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周易·系辞上》)
(2)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同上)
(3)《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同上)
(4)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同上)
《系辞上》在阐明《周易》的价值与意义时,反复提及了圣人设卦观象,似乎有点儿不同寻常。但有一点很明确,根据八卦、六十四卦的形式系统构筑起来周易及其解释系统,实际上是一种抽象(按《周易》所谓“象”,皆非具象)哲理文化系统,足以概括天地万物的各种情状,亦能够蕴含深闳广大的精神因素,还可以拈来以为文化体系的象征。可以想见,《易传》撰述的时代,正伴随了《周易》经典化和儒家化的过程;上述引文已经显示出《周易》已经隐约具有了“五经之首”的崇高地位,而为其他早期经典所不及。《汉书·艺文志》甚至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即伏羲、文王和孔子),世历三古。”更是构拟一种圣人作《易》的谱系,以强化《周易》的经典地位,这也得到了千载之后的朱熹的认同。《系辞下篇》中一段话更明显阐述了《易传》对《周易》意蕴的创造性诠释以及对其经典地位的极力推崇:
(5)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
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前引《系辞上》(第1~4条)思想的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易传》理论的总纲。更重要的是它回答了我们这里追问的“圣人何为?”这一问题。这段话中出现的“包牺(牺)氏”, 《汉书·艺文志》引作“宓戏氏”, 《管子》作“虙戏”,即古史传说中的“伏羲氏”。“伏羲氏”这个名号的出现当然有其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因为这段话的下文里,又提到了神农、黄帝、尧、舜诸氏,形成了“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尧氏和舜氏”五圣相继的圣人系谱,“伏羲氏”当然是《易传》构拟的古史中的第一位圣人。值得注意的是,《系辞下》又进一步指出,圣人们的创造性制作和历史性贡献,都出自八卦(实际是六十四卦)体系中所蕴含的人文原理。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伏羲始作八卦,把无意识的客观世界的存在转化为人的自觉认识”。我们更可以说,圣人创制了日用器物,也创制了文化,同时也如影随形地制定了文化意识或人文精神。也就是说,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人文世界源于圣人制作,所谓“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周易·系辞上》)在这个问题上讨论它是唯心史观还是唯物史观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易传》提出这种说法的思想动机是什么?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圣人通过观象制器进行创造,旨在表明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和合理性;而伏羲始作八卦实际上是被认为是文化创制的起点。
现在已经阐明了包括伏羲画卦在内的圣人制作——文化世界的创造与再创造——乃是圣人所为,但我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指出这一现象而已。接下来,我们将力图透视以上引文(第5条)中蕴含的思想史背景与脉络,进而梳理和分析《易传》中圣人何为与圣人所为背后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