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助推到永远

行为科学家们发现的最有影响力且有害的认知偏差之一，就是“后视偏差”（hindsight bias），这是巴鲁克·费斯科霍夫在希伯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与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共同研究出来的结果。简单说来，“后视偏差”就是一种在事后认为自己一直都知道的现象。相比一位女性，美国人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位非裔美国人当总统吗？当然，我们都认为这有可能会发生。难道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大部分人都会在口袋里装着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吗？这种类型的手机可以让我们查看最新的电子邮件，只需对着它说句话，它就能回答任何实际问题，而且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而不会迷路。当时几乎没有人这么想过。但是现在，我们对智能手机却习以为常了。

同样，你们可能也会对戴维·哈尔彭在他的杰作中讲的故事感到很平常。例如，2004年，我在美国经济协会年度大会上组织了一场题为“行为经济顾问委员会备忘录”的会议。所有与会者，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想过有一天，类似于该委员会的实体政府机构竟然会出现。

2008年，我和卡斯·桑斯坦出版了《助推》，当时并未产生很大影响。这本书的初衷是我们运用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有可能会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不需要任何人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提高政府决策的效能和效率。我们称自己的哲学为“自由意志的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英国的自由主义使用的是liberal这个单词）。也许是因为我们在书中提出了这个说法，各大商业出版社于是拒绝出版此书，因此我们又找了一家学术出版社，希望我们的少数同行能读到这本书，并且继续推动这一学术议程。我们从未想过仅仅7年之后，全世界的国家可能都会组建新的政府部门，并把行为科学原则融入政策设计中。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桑斯坦以前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同学巴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任命桑斯坦负责白宫办公室的信息与规制事务，这时行为政策议程才得以加速启动。这个职位由罗纳德·里根总统创建，主要职能是确保政府法规利大于弊。在任期内，桑斯坦能够利用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助推手段，要求许多政府机构在颁布新法规时，把行为科学知识纳入政策设计中。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在许多领域运用了行为科学知识，包括医疗、金融改革、健康饮食和能源效率等。在某些情况下，由奥巴马和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共同颁布的强制性文件确保了行为研究融入政府部门的工作中。

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由卡梅伦领导的英国联合政府宣布，他们打算建立一个团队，运用行为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来完善政府运作。

2009年，见过卡梅伦团队的部分成员后，我应邀来伦敦几天，帮助团队开始运作。就在这次旅行中，我第一次见到了当时被招募进来担任新团队负责人的戴维·哈尔彭。戴维和我与卡梅伦的两位“高级顾问”史蒂夫·希尔顿、罗翰·席尔瓦一起去巴黎出差一天，目的是与萨科齐政府的几位工作人员就相似的做法交换意见。除了提供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外，法国方面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但是我们却充分利用了一起乘坐“欧洲之星”列车的时间，设计了团队的发展思路以及其他重要事项，包括团队名称等。我们最终确定团队名称为“行为洞察力小组”，而罗翰预言这个正式的名称将会与团队毫不相干，因为每个人都会称团队为“助推小组”。

如今整整4年过去了，很难想象如果罗翰没有说服戴维·哈尔彭放弃英国政府研究所和剑桥大学学者舒适优越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政府的工作，团队的努力会换来什么结果。戴维的特殊背景让他成为新团队负责人的不二人选。他不仅是一位对现代行为科学研究了如指掌的一流学术型心理学家，最关键的是，他曾在唐宁街10号托尼·布莱尔政府的战略研究所工作过，非常了解英国政府的运作情况。他甚至写了一份报告，敦促政府把行为科学的应用纳入公共政策当中。我敢肯定，在英国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承担这一仍有待定义的任务了。

戴维很快组建了一支具有互补能力的小团队。不过，团队其他成员都比不上欧文·塞维斯，他很快就担任了实际上的首席运营官（提示：如果你让学者负责管理，就要确保团队事务有专人负责，以保证工作的顺利推进）。通过多种方式营造健康的工作环境，斟酌选拔团队成员，再加上一点好运气，许多为团队服务的早期成员，现在依然在团队工作并担任着领导角色。

虽然戴维曾被说服来担任团队负责人，并且组建了最初的团队，但是很少有人认为行为洞察力小组能取得成功。事实上，大西洋两岸的媒体都确信，助推议程注定会失败。在美国，最严厉的批评来自政坛，他们把助推看作某种恶劣的干预形式。一位让人特别讨厌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不停地说桑斯坦是“美国最危险的人”。在英国，媒体的声音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助推的想法实在太傻了。著名的巨蟒剧团常规剧目里提到助推时的台词“推推手，眨眨眼”就是较为常见的贬低现象。另一种就是《助推》中最有名的例子——在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男厕所小便器出水管旁边雕刻的苍蝇能减少80%的尿液外溢——提到助推时，有人竟然把它的作用与这只苍蝇相提并论，可见助推在大众心目中的印象。其他的主流批评来自左翼的政治派别，他们担心托利党（英国保守党的前身）人会用助推作为逃避实施起来困难却可能更有效的政策的借口。幸运的是，事实证明，这些批评都没什么说服力。

英国2010年的养老金改革就是一个例子，证明了微调的潜在能力。改革计划由阿代尔·特纳爵士制订，规定养老金可以自由地从账户中转出。根据计划，雇主必须自动把雇员登记在养老金计划中，但是雇员如果不想这么做，也可以选择退出。左派怀疑论者认为，参与应当是强制性的，自动注册所提供的助推还远远不够。事实证明，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在该计划3年的登记过程中，只有不到1/10的人选择了退出。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结果。我想公平地说一句，大部分观察者并不信任助推手段或者助推方法。

当然，一些怀疑是有道理的。之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在政府中专门建立一个执行行为科学政策的特别小组，甚至我们这些十分了解认知偏见的人，都要警惕过分自信。因此，团队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如果计划进展不顺利就解散团队。我们很清楚，虽然许多新的政府方案失败了，却无限期地存在着，因此我们的团队是建立在“日落条款”基础之上的。两年后，行为洞察力小组将接受内阁办公室的评估，除非小组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有能力，并能节省英国纳税人的钱，否则就会遭到解散。言出必行是很好的理念，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压力。

团队最初只有7名成员，预算有限，仅有的办公空间也局促在海军拱门那里。戴维没有现成的计划，也没有明显的榜样可以学习，却不得不在两年内拿出成果。怀着兴奋、好奇、渴望看到进展的心情，我开始每周在伦敦教授一次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开设的高阶主管课程。这样，我就可以在课外定期抽出时间与团队成员一起工作，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次令人异常兴奋的经历，我很高兴戴维为了让别人从这个实验中学到知识，专门写了这本书。

现在让我来透露一下吧！行为洞察力小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团队现在已经有60多名成员，并且已经从英国政府独立出来，改组成立了一家公益性的公司，以帮助世界各地的公共服务机构。目前，与团队合作的政府遍及五大洲，全球范围内的政府都在采取类似的措施，包括我的家乡芝加哥！这本书就是讲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当然，团队的运气时好时坏，还有许多无奈。每一个新的想法都会尽可能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进行测试，这意味着结果可能会来得很慢；每一项倡议的细节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每一个相关政府部门的干预。毫无疑问，这种类型的实验比起那些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要难得多。不过，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了解了许多具体的政策思路，而且更重要的，我们学会了如何建立一个通过研究行为科学来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组织。在任何领域，无论是国有单位还是私营部门，抑或在自己的生活中，热衷于寻找新方法来解决问题的人应该对第一手资料都比较感兴趣。

在你阅读后面的内容时，我唯一的期望就是助推到永远，每次有人让我给《助推》签名时，我写下的内容也是如此。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