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光时代：升平署的建立

公元1821年，39岁年届不惑的清宣宗道光皇帝即位。从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升平署档案中可以得知，清宣宗一即位，就对祖父引以为骄傲的宫廷剧团做了调整。

道光元年正月十七日，剧团人员开始精简。道光下令“将南府、景山外边旗籍、民籍学生有年老之人并学艺不成，不能当差者，着革退”。

道光元年六月初三，撤销景山剧团，包衣昂邦英和面奉谕旨:“其景山大小班着归并在南府，永远不许提景山之名。”

道光元年九月，降低南府学生官职品级。内务大臣面奉谕旨：“南府有官职学生三名，太监一名，著照嘉庆四年之例，六品官职学生玉福、兰香著降为八品学生，即食八品钱粮，七品官职学生喜庆著降为无官职学生，八品太监吉祥着降为无官职太监，均食二两五钱钱粮。并非为差事平常，系按嘉庆四年之例。钦此。”

道光元年九月二十三日，为限制对伶人提升官职作为奖赏，道光皇帝以朱笔确定南府剧团管理机构的“内外缺分”。

道光二年十月，下令革除例行的寺庙献戏活动：“嗣后每年正月初一日、四月初八日、八月初十日、十月二十五日等日各寺庙均着停止献戏。钦此。”

道光五年八月，驳回南府总管禄喜提出按惯例从苏州选入演戏随手的要求，英和上奏后面奉谕旨：“万岁爷先下给过织造旨意，永不往苏州要人，今若短鼓、板、笛，着现在当差之弟男子侄学习。”

道光六年，裁减例行的“二月十五日花神庙”的演戏活动。

道光七年二月初六，道光皇帝下令，全员裁退南府民籍学生。《恩赏日记档》上记载：“奉旨，将南府民籍学生全数退出。”同一天，内务府包衣昂邦禧恩、穆彰阿传下旨意：“南府着改为升平署，不准有大差处名目。”

至此，道光在七年之间，对紧缩皇家剧团，从举棋不定到坚决改革的行动告一段落。

据道光九年《升平署人等花名档》统计，当时升平署人员有：七品官总管1名，八品官首领4名，八品官太监2名，一般太监，上场人69名，后台人员34名，总计110名。改组后的升平署，规模相当于乾隆时期皇家剧团的十分之一，或十五分之一。

道光皇帝对清代宫廷剧团的改革是“实质性”的。第一，他撤销了“南府”“景山”两大机构，降低了取而代之的“升平署”的级别。第二，他使宫廷演剧的规模缩小和从简，取消了部分全国性的献戏活动。虽然不能说完全破坏，至少是相当程度拆解了乾隆时期确立的演剧规模和体制。

对于道光皇帝大胆变革的因由，后世研究者有种种分析和推测。朱希祖以为，此举是为安全考虑，严格宫禁：

 

至南府何以缩小范围而改为升平署，且裁外学而不裁内学？盖以杜闲杂人等混入宫内，恐兆祸端。盖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徒七十余人入宫行刺，有太监七人为引导，于是始严内外交通之禁。

 

王芷章以为纯粹是道光皇帝个人心理上的原因：

 

宣宗为皇子日，有外省贡来貂褂三袭，宣宗欲之。而仁宗方以上好者两袭，赐其宠幸之民籍学生，次者一袭归宣宗，宣宗慊之。故甫行即位，便立颁明诏裁减外学。

 

丁汝芹以为道光改组剧团与他的性格有关，也是出于对国家治理上的考虑：

 

裁抑外学是出自道光帝力图节俭的本意……道光皇帝登基时思想已经成熟，他为人相对注重务实。

 

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道光帝对戏曲没有兴趣……

上述诸种有关原因的推测，都不能说毫无依据，但也都有不能完全说通的地方：天理教进入内廷行刺，与剧团、与戏曲艺人关系不大；貂褂三袭，即使是因素之一，似乎也过于琐碎。当然，节俭、务实的性格，和对戏曲爱好的程度，对道光皇帝采取的措施，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否就是导致这一系列重要措施的主要原因，也还值得考虑。

在我看来，这些措施并非一时之举，而是“蓄谋已久”，是嘉庆时期已经开始的、父子两代皇帝的“谋划”。从清代宫廷戏曲的存在情况来看，可以说，嘉庆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道光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根本原因还在于戏曲史上昆、乱易位状况的发生。影响所及，动摇了昆、弋的权威地位，对宫廷的演剧也必然带来冲击。道光皇帝的作为，不论从原因，还是从结果上说，都是削弱、动摇了昆、弋权威地位在皇宫中保存的最后阵地。

小铁笛道人写于嘉庆癸亥（1803年，嘉庆八年）九月的《日下看花记自序》言：

 

有明肇始昆腔，洋洋盈耳。而弋阳、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会，笙磬同音，歌咏升平，伶工荟萃，莫盛于京华。往者六大班旗鼓相当，名优云集，一时称盛。嗣自川派擅场，蹈跷竞胜，坠髻争妍，如火如荼，目不暇给，风气一新。迩来徽部迭兴，踵事增华，人浮于剧，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舞衣歌扇，风调又非卅年前矣。

 

这里的“六大班旗鼓相当”，指的是清初到乾隆时期，京城盛行的“高腔”已经改变了昆、弋独占剧场鳌头的局面。“川派”“如火如荼”，则指乾隆四十四年魏长生进京之后，在京城掀起的秦腔高潮。而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开始进京，到嘉庆八年，徽部已经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呈现出领导潮流的姿态。事实上，乾隆时期京师民间演剧的“昆、弋之变”和“花、雅之争”已经十分热烈，而它们之间的更替趋向，也已显露端倪。

然而，乾隆皇帝建立的宫廷剧团和演剧制度，则完全体现了以昆、弋为正统，排斥乱弹的立场。从今存于故宫博物院的两册乾隆二十五年南府记载的《穿戴题纲》看，当时宫中上演的各种剧目，有“开场”承应戏63出，承应大戏32出。弋腔剧目59出，全本《目连记》和昆腔杂戏312出，乾隆时期的开场承应戏和承应大戏均由昆腔和戈腔演出，并没有乱弹的地位。直到嘉庆三年，乾隆已退居为太上皇，京师禁演花部诸腔的命令，仍然体现了乾隆的意志。

嘉庆三年苏州《老郎庙碑记》载录的禁令中有“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的断然指令，表现了“太上皇”乾隆运用权力手段，强制性规范全国戏曲的最后努力。当康熙、雍正及乾隆年间扩展宫廷剧团，从南方选入昆、弋两腔的演员和教习的时候，被选入的演员和教习，都是其时最当红的、最优秀的名伶。但是，到乾隆后期，宫廷剧团逐步体制化，名伶进宫之后，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同时也脱离了民间竞争、创新的艺术环境，于是宫廷演剧就开始走向模式化而成为了一潭死水。乾隆时期民间的北京剧坛，已经历了高腔、秦腔、徽调的几番更替，相比之下，宫廷中的昆、弋“经典”，就已经发出了陈腐的气味。

从今存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嘉庆皇帝对排演新戏的兴趣和矛盾心理。嘉庆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旨意记载”写道：“上交下《混元盒》一本至三本，着内头学、内二学写串关，上览分派。”这道圣谕的意思是：皇帝交下剧本，吩咐太监伶人赶排新戏《混元盒》，角色分派则由皇帝来做。五月初九日，档案上记载了皇帝对角色的指定，采取的是类乎现在剧团主要角色的AB制，大概是为了方便替补和有利于竞争。七月初三，嘉庆又有旨叫把“《盘丝洞》学出来”。七月初八日，嘉庆分派扮演这出戏的角色的名单就已拟就。

《混元盒》和《盘丝洞》这两出戏是“昆”是“乱”还很难说，在道光四年民间戏班“庆升平班剧目”中，它们都已被列入常演剧目。庆升平领班沈翠香是江阴人，擅长演“昆旦兼花衫”。这本戏目的封面出现的嵇永林是安徽人，习昆旦，为程长庚的同科师兄。

俗间从嘉庆八年就出现了“徽部迭兴，踵事增华”的局面，而嘉、道时期民间戏班在组成上出现了“昆乱同班”，演剧时又“昆乱杂奏”。那么，尽管庆升平班剧目中所列，被今人认为是“京剧早期剧目”，但也有可能是昆、乱杂陈。这两出戏，对于嘉庆皇帝来说，显然是引人兴奋的新戏，因此，它们更可能是“乱弹”。

嘉庆七年五月初五，有“内二学既是侉戏，那（哪）有帮腔的，往后要改，如若不改，将侉戏全不要。钦此钦遵”的旨意。“侉戏”是当时宫中对于乱弹诸腔的称谓。乱弹诸腔都没有帮腔，只有弋腔有帮腔。看来，嘉庆于“侉戏”乱弹并不外行。“内二学”在承应时演了“侉戏”，不可能没有经过嘉庆的允许。而“侉戏”加帮腔倒有可能是“内二学”想要合二而一的自作聪明。嘉庆皇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去掉帮腔，“侉戏”可以要；如若不改，就不要演这种“四不像”了。值得注意的是，嘉庆的圣旨，并没有重复嘉庆三年颁布的“禁止乱弹”的命令。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嘉庆命令内殿总管传旨斥责“于德麟胆大”，违背圣旨学“侉戏”《双麒麟》, “罚月银一个月”，并下令“以后都要学昆、弋，不许侉戏”。事实上，于德麟胆再大，也不可能未经允许擅自学、演“侉戏”。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嘉庆皇帝前后旨意的冲突呢？成书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燕兰小谱》中，有魏长生的高徒、冶艳非常的陈银儿演出秦腔《双麒麟》的记载：“银儿之《双麒麟》，裸裎揭帐令人如观大体双也。未演之前，场上先设帷榻花亭如结青庐以待新妇者，使年少神驰目，罔念作狂。”是不是“胆大”的于德麟把民间流行的这一套也搬到皇宫内院，使嘉庆觉得太有伤风化，不能容忍了呢？

嘉庆一生都被笼罩在父亲的阴影之中；父亲所取得的辉煌，他永远也达不到。37岁即位，直到40岁乾隆死去之后，才算是真正掌权。他继承父亲留下的一切，包括那失去活力、演出不再能使皇室成员感到兴奋、也已不再是大清帝国向诸外番属国炫耀窗口的庞大的皇家剧团。从有关的宫廷档案的“缝隙”间，我们可以发现，嘉庆在执政的21年中，已不事声张地将剧团民籍伶人裁减了一半，也悄悄地把“侉戏”乱弹引入了宫内。

道光皇帝比嘉庆有决断。他对戏曲，有更大的兴趣，也更有艺术鉴赏力。“自道光七年至宣统三年，正是昆腔、弋腔逐渐衰退，而徽班的乱弹逐渐兴盛以至成熟的时期”。所以，道光裁撤以昆、弋为主要演出剧目的皇室剧团的这一变革，实际上是与戏曲史上“昆、乱易位”的过程同步。

今存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的道光七年二月初十的“旨意记载”有这样的内容：“其升平署太监，每逢皇太后、万岁爷万寿与年节不能无戏。若连台大戏，一场上七八十人者亦难，无非归拢开团场、小轴子、小戏就是了……今改总名升平署者，如同膳房之类，不过是个小衙署就是了……”在这里，道光皇帝对乾隆时期的大规模演戏公开表示了不以为然，认为皇室剧团的庞大体制也没有必要，这应该是他裁撤“南府”“景山”两大机构，改组为级别较低的“升平署”的真正的原因所在。

道光对戏曲的欣赏有他独特的趣味。他更喜欢看一些有艺术品味的折子戏，更欣赏优秀伶人的技艺表演。例如：他喜欢太监艺人苑长清（净）的昆剧《回回指路》《冥判》，还曾为了苑长清外逃、藏匿到惇亲王府，与自己的弟弟发生矛盾。后来内务府按他的意思，把苑长清抓回来，“发往打牲乌拉，赏给官员为奴，到戍加枷号一个月”，严惩不贷。但之后，道光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八年之后下令将苑长清释回，回宫后半月，就召其演出昆曲《五台》，并以两个一两重的银锞作为赏赐。嘉庆、道光时期，俗间的戏曲界正有赞赏名角、追逐名优的热潮，这一风气的影响，也不免传入深宫内院。

据升平署档案记载：道光五年正月十六日，同乐园承应戏中有《长坂坡》；十九日同乐园承应戏中有《蜈蚣岭》；七月十五日同乐园承应戏中有《贾家楼》；道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重华宫承应戏中有《瓦口关》；十二月二十三日重华宫承应戏中有《淤泥河》；道光九年九月初三日同乐园承应戏中有《奇双会》。据朱家溍先生的考辨，《长坂坡》《蜈蚣岭》《贾家楼》《瓦口关》《奇双会》五出都是乱弹戏，而《淤泥河》在档案上已注明是乱弹。皇室内苑公然演出乱弹戏是自道光皇帝始。至此，乾隆时期宫内对乱弹戏的禁令已经土崩瓦解。

当然，道光皇帝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宫廷演剧制度。也许是“历史”没有给他这一机会：在他执政的年月中，内忧外患，特别是鸦片贸易的后果和随后的鸦片战争，已经让他焦头烂额。道光七年之后，他即使在应该可以给他带来快乐、他也可以随意指挥的宫廷演剧中，也只显出可有可无和漫不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