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西太后时代的“内廷供奉”

自咸丰十年，清文宗下旨挑选“外边学生”、传选“外边戏班”进宫承差，开始重建新的宫廷演剧制度。

光绪九年三月，西太后批准升平署，从北京的民间戏班中，选择优秀的艺人进宫承差。这一行动可以说成是：她在完成咸丰帝重建皇家剧团和演剧制度的未竟之业；也可以认为是：她要彻底改变东太后时代宫廷演剧毫无色彩的局面。

选取优人进宫承差，并非始于西太后，从康熙时代开始，就有南方昆、弋两腔技艺最卓著的乐人和伶人，源源不断地被选入皇宫，成为皇家剧团的成员。当时皇家剧团的管理机构叫做“南府”。

不过，西太后时代有所不同，一是选择的地域有异：西太后不喜欢昆、弋两腔，事实上昆、弋两腔在民间也已经过时，她喜欢当时在民间正走红的乱弹（指京剧，当时也叫“皮黄”），而乱弹最优秀的演员都云集京城，所以选择名伶也就可以在京师就地取材。二是这部分伶人的身份有变：以往选艺人进宫，为的是充实皇家剧团，伶人只要被选中，就成为“南府”的专职演员，与民间完全割断联系，一入皇门深似海，吃皇粮也就要一吃到死了。三是皇家剧团的管理机构“南府”，已经易名为“升平署”。西太后命升平署挑选民间最走红的伶人进宫当差，已是兼职的性质，他们虽然名在升平署的册籍，有“吃俸米”的待遇，宫中传差时随叫随到，但他们演完就出宫，平时仍然搭班唱戏，像民间其他的伶人一样。

在清光绪年间作过司房管提纲太监的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一书中谈到，由于“外边唱皮黄的名戏子进内承应供差，因以教习的名义，隶升平署吃钱粮俸米”，所以被称为“供奉”。可以知道在太监的概念中，“吃俸米”的技艺人就是“供奉”。光绪年间“夙值内廷”的乐师曹心泉，也在《前清内廷演戏回忆录》中谈到“时小福、孙怡云二君，初入内廷供奉未久”云云。可见，宫中确实是把被升平署选入宫中，为皇家演戏的“吃俸米”的伶人叫做“内廷供奉”的。当然，清廷从未正式给予地位低微的伶人以“供奉”的头衔，这些“内廷供奉”在清宫档案中的名称一直是“外边学生”“外学”或“教习”，但宫内如此称呼，官方也未禁止，宫外俗间也就更乐得使用这种带有恭维意味的尊称了。

“外学”或“教习”的最初分别是：前者为演员，后者为教师，二者互不相兼。咸丰年间再度选艺人进宫，“学生”和“教习”就不那么分得清楚了，只要愿意留在内廷当差，吃俸米都是“食银二两”“白米十口”“公费一串”，待遇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到了光绪九年，“再挑民籍，但与前不同者，自此以后，所挑进之伶工，悉数称为教习，除有传差之时，进宫演戏而外，尚须传授内宫太监们的戏艺”。也就是说，有资格被选进宫的伶人，原则上一身二任，名为“教习”，也是“演员”。但让谁去传授戏艺，还要等待西太后的挑选、诏命。一般被选中的艺人，都会把到宫中授艺，看成是不可多得的荣耀。

“内廷供奉”这一称呼很有渊源，也并非是清代宫监们的杜撰。从唐代开始，宫廷内就设有以某种技艺侍奉帝王的职位，文词经学之士称“供奉”，医卜技术之流称“待诏”。“供奉”和“待诏”原本也不是名词。“供奉”原来是动词，特指贡献给帝王，或以技艺姿色侍奉帝王，后来就成为这一类人的职官名称。唐玄宗时有“翰林供奉”，宋代的武职阶官、宦官阶官都有“供奉”一职。“待诏”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组，意思是等待诏命。汉代时就有“待诏金马门”, “备顾问”的职位。唐代先有“翰林待诏”，负责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等事。唐玄宗时设“翰林供奉”，专备应制，在职官名称上也把文学之士和医卜技术之流的“医待诏”“画待诏”区分开来了，尽管他们的职责都是供职于内廷别院，以待诏命、以备顾问，以他们的专业知识为皇帝服务。《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中，民间已经有尊称装裱字画和雕刻玉器的艺人为“待诏”的习俗。清代称南书房行走为“内廷供奉”，是职官名称。同时也有以技艺侍奉帝王、以待诏命的人。《清朝野史大观》卷一就有“光绪时，慈圣志存颐养，命挑选能书画琴棋之妇人，入内供奉。又留心民事，命浙省织造，选进能蚕织妇人数名入内，以供顾问……入内供奉”的记载。这些原本在唐代被称为“待诏”的技艺人，清代又改为被称作“内廷供奉”，真正的品官“内廷供奉”反而宁可叫“南书房行走”了。伶人也是技艺人，宫中可能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供奉内廷”的艺人称呼为“内廷供奉”了。

据齐如山《戏界小掌故》记载，晚清京城戏园子都给御史衙门、内务府、升平署留有“官座”，升平署的专职人员由于负有为“升平署”挑选“内廷供奉”的职责，所以他们可以很方便地长年免费地看戏、挑人。据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民籍学生年表”所列光绪间历年被升平署挑选进宫的“供奉”人数如下：光绪九年20人，十年1人，十一年1人，十二年6人，十四年2人，十六年4人，十七年3人，十八年4人，二十一年6人，二十六年3人，二十八年6人，三十年14人，三十二年1人，三十三年6人，三十四年1人。其中包括我们今天还可以略知一二的名伶，如乔蕙兰、穆长寿、孙菊仙、时小福、杨月楼、王桂花、谭鑫培、陈德林、于庄儿、相九箫、王长林、汪桂芬、王瑶卿、龚云普（甫）、杨小楼、王凤卿，等等。

在这26年间，民间当红名伶成为“内廷供奉”的共有78人。从入选的具体名单上看，可以说，民间名班的伶人成熟一个，升平署就选入一个。在俗间商业竞争中“能叫座”的当红伶人，几乎悉数成为了“内廷供奉”。看来，内廷选择的标准已经与民间的标准取得了一致；或者较为确切地说，是民间演艺的走向也已为宫廷所接受。

对于“内廷供奉”的报酬方式，西太后实施了月俸和赏金相结合的办法。这与南府时代也有根本的不同。

道光以前的南府时代专职教戏的“教习”，月银是四至四两五。而演员在身份上是皇上的奴仆，他们从江南被选进宫之后，生活上得到优厚而周到的照管，却没有俸银和赏金。在皇家看来，他们演戏演得好是本份，演不好应当受到责罚。皇帝即使有赏赐，也就是用点实物“意思意思”而已。这种制度一直继续到嘉庆时期。比如嘉庆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演戏之后，档案记有“上赏”的内容：

 

安庆：宫扇一把；柴进忠：夏布手巾一条；福成、贾进喜：每名手巾一条、香串一串；黑子：纱袍一件、香串一串；刘德：深色葛一件、香串一串；贾德魁：深色葛一匹。

 

如果真有受到特别赏识的艺人，皇帝会以“品官”作为重赏施之伶人。直到嘉庆朝，南府中还有八品、七品乃至六品的“官职学生”，享受着有“顶戴”的待遇。

道光以后，宫中不再以“顶戴”作为对伶人的赏赐，对演剧的赏罚也更多地用银钱来体现。出了错，扣月银加打板子是常事；演得皇上高兴，也有赏钱。道光五年演完《升平宝筏》后，全体人员得赏银200两。《升平宝筏》是大戏，10本240出，唱下来少说也要十天半月，算得出的有关人员也有四百多人（教习4名，管理人员47名，上场人内学94名、外学152名，杂务人员115名）。四百多人分200两银子，虽然这赏赐不是扇子、手巾之类，也还是“意思意思”的意思。

咸丰十一年赏金渐涨。升平署有档案记载，本年正月初一演的开场喜庆戏《膺受多福》和《岁发四时》，扮演福星的演员得到一两重的银锞三个，40名钟馗每人一个（这一赏赐也许是道光时代留下的旧例）。当年四月十八日，升平署240人得到赏金720两，人头份，每人3两。“艺人们每次戏后每名大都得到五钱、一两，最多一两五钱银子。初七日（七月）演出《群英会》等戏后，武丑陈九儿一次得到五两赏银，为在热河唱戏的最高等级”。这一时期的赏金基本上是平均分配，高赏和低赏相差也不悬殊，偶尔有个别人得到特赏，也是不常见的特例。

宫廷演剧从无赏到有赏，从赏物到赏金，应当是与演剧者的身份变化有关。从皇家剧团的自家奴才逐渐变成外边戏班自由职业的民间艺人，皇家也有报酬考量上的斟酌和应变。

到了西太后时代，赏金的发放逐年攀升，分配上的档次也逐渐拉开。光绪九年“重新召入民间艺人之初，演出的最高赏银在八两左右”；到了光绪三十四年，“谭鑫培、侯俊山等主演一场戏后曾多次拿到60两银子的赏金”。同是内廷供奉，西太后发放的赏金已是三、六、九等。第一档案馆今存“光绪二十三年赏单”上，记录了一次宫中的赏金份额：“外边教习”共33人赏银600多，平均每人差不多20两。而得赏30两的有13人：孙怡云、侯俊山、王桂花、李燕云、李连重、谭金培（谭鑫培）、于庄儿（余玉琴）、陈德林、时小福、孙菊仙、杨永元、相九箫、罗寿山。最少的6两1人王长林。

这种划档分配赏金的做法，既有对技艺的鼓励，也有西太后显示她作为帝王的支配和威权的欲望。据曹心泉叙述王长林不得宠的原因：“长林因演《一疋布》，对旦角说：‘这疋布你先搁着吧！你知道阴七阳八吗？你们娘们饿七天就死，咱们爷们饿八天也死不了。等你死后，我把这疋布卖掉，爱吃什么吃什么。’太后闻此怫然，谓：‘你们男人就这样尊贵吗？老不给你赏，看你吃什么！'”。看来，西太后还有点当今“女权主义者”的味道。因为这个原因，王长林常常没有赏，即使有也是末赏。然而王长林又不被革出宫外，因为他是武行、丑行中最好的配角，扶持红花的绿叶。他是谭鑫培等名伶不可或缺的搭档：演《庆顶珠》时，谭的萧恩，他的大教师；演《樊城昭关》时，谭的伍子胥，他的下书人；演《乌盆记》，谭的刘世昌，他的赵大；演《御碑亭》，谭的王有道，他的孟得禄。王长林后来又是杨小楼“离不开的臂膀”，杨小楼打把子特别快，王长林能配合得恰到好处。所以他自己也很感叹，常和同样不得脸的李永泉说：“人家杨小楼，到宫里来演戏，如同小儿住姥姥家来一个样。我们两个人来演戏，仿佛来打刑部官司的犯人一样。”不过，王长林毕竟是个别的特例，绝大多数“供奉”们的赏金与演艺之间，还是比较匹配的。

特赏是西太后专为顶尖的和会讨好的伶人特设的。光绪十六年，三庆班主兼台柱杨月楼在例赏之外又得到西太后“银二十两，药四匣”（当时杨月楼正有恙在身）。这在当时是一种格外的“恩典”。传说光绪某年，西太后生日时传戏，谭鑫培“误时，数传未至”。西太后问他为什么迟到，他说：“为黄粱扰，致失觉，儿女辈不敢以时刻呼唤，遂冒死罪。”西太后听完，说：“渠齐家有方，着赏银百两为治家者劝云”。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陆华云、陈德林、王瑶卿进切末赏银二百两”，这三个人也是西太后钟爱的演员。西太后以种种有名目和没名目的“特赏”，对内廷供奉中的佼佼者表示宠眷和奖掖。这种越来越高的特赏，不仅买到艺人的技艺，也买动了他们的心。

看一下奖励分档的情况，可以得知，西太后的评价和民间戏剧界对伶人的褒贬，没有太大的出入。在民间走红的名伶，在宫中常常也最受青睐。看来，民间的审美观和艺术风尚，以及在这时日趋强烈的捧角追星的风气，已经进入宫廷。

宫中的月俸自咸丰十一年被定为“食银二两”“白米十口”“公费一串”以后，一直到光绪年间都变化不大。光绪后期，西太后对她喜爱的名伶也偶尔增加月俸，就像给品官增加俸禄一样。然而“加银一两”“加银五钱”，相对于赏金来说，就更多地是表现了一种荣誉。光绪三十年，升平署奉旨指定内廷供奉中的个别艺人分行负责监管演出，并提高他们的薪俸：“周如奎、张长保是有武行之戏着二人专管，每人加添二两钱粮米；是有武旦之戏着于庄儿专管，加添二两钱粮米；梆子文武着侯俊山专管，加添二两钱粮米；文旦之戏着陈德林专管，加添二两钱粮米”。这也是按劳付酬的意思。“白米十口”是实惠的东西，一家人的口粮都有了，对入选为供奉的艺人来说，赏金才是大宗的收入。

皇家给予他们的荣誉和实惠，对伶人来说，当然是重要的。艺人在民间演剧界的地位，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的身份和价值，宫廷的承认更犹如锦上添花。

在晚清的名伶圈子里，都把能够被挑选入宫，看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有资格被升平署选中，进入皇家剧团的名册，标志着伶人在民间演剧的成功，而能在皇宫登台献艺，也被伶人看作是极大的光荣。齐如山在《谈四角·陈德霖》中曾经叙述过他进宫之初的感受：“……在宫中第一次演戏，是同孙菊仙、穆凤山二人合演的《二进宫》，那时孙菊仙正是气足声洪的时候，穆凤山也是大名鼎鼎，德霖的嗓音刚回来年月不久，也是正好听的时候，西太后大乐，很夸奖这出，说孙这出戏比金福好（宫中永远呼金福，不曰叫天，亦不名鑫培），德霖刚出马也还配得上。西太后说完之后回宫，后台诸人，一齐给德霖道喜，说这是百年不遇的事情，刚挑上差使，头一次演戏，就蒙佛爷指名夸奖，是以往没有的。德霖当然也非常得意，他曾说：回家来，几乎三夜没睡好觉。因为在宫中当差的名角，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回家来，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第二天大家就都知道了，都来探询。于是闹得家中人来人往，热闹了好几天。他自己一想：头一次虽然得了好，以后更得小心，从此便害起怕来。幸而以后接续演了几次都没有出毛病，才放了心。由此一来，不但在宫中得了面子，连在外边搭班也容易多了。这个班也来约，那个班也来请，从此便发达起来……”谭鑫培得到西太后的赏识，“各王府宅门，对于谭，都要另眼看待”。各府家中演堂会时，一定有谭鑫培的戏，报酬优厚，大家都捧他。因此，天性骄傲的谭鑫培对西太后始终心怀感念。

当时，有着“内廷供奉”身份的名伶，在人生的舞台上，也演出了不少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些故事由于与达官显贵或政治背景有关，而具有特别的传播力和生命力。诸如：

 

光绪戊申年，项城五十寿辰，府中指定招待来宾四人，即那桐、铁良、张允言、傅兰泰也。是日集各班演戏，必有戏提调，以指挥诸伶。任之者那桐最称职，戏谓谭曰：今日宫保寿筵，君能连唱两出为我辈增色乎？谭不欲，曰：除非中堂为我请安耳。那桐大喜，乃屈一膝向谭曰：老板赏脸。谭无奈何，是日竟演四出。群称那中堂具（真？）有能耐，会办事。

 

光绪戊申（三十四年）是1908年，当时，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那桐也是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举人出身，内阁学士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好生了得的人物。谭鑫培倚仗自己是西太后的红人，敢于以调侃的方式给那桐出了一个难题，同时他也觉得那桐怎么也不会肯向一个戏子“请安”，才故意叫板，没想到那桐这个大戏迷，太喜欢“戏提调”这个差事了，热衷于在宫监、名伶间周旋，把向名伶屈膝请安压根儿就没当回事。结果，在这次堂会上，老谭破例连唱四出，不仅袁世凯高兴，周围人也称赞那桐。由于当时的景况更像是半开玩笑，所以那桐没被看作是丢脸。“内廷供奉”老谭虽然吃了亏，但却赚足了面子。

 

民国四年，洪宪议起，袁项城寿辰，置广宴演剧，尽招在京有名伶官入南海供奉，孙菊仙、谭鑫培不至。九门提督江朝宗，亲率城厢驻兵挟持而行……演毕，鑫培不辞而去，大笑出新华门。

……

群下欲取悦主上，乃取《国贼孙文》一书，谱为《新安天会》，先生化为猴，克强化为猪，李烈钧化为狗，皆此一出中之奇谈也。排演成，于项城生日大开寿筵以取悦，先逼谭鑫培为《新安天会》主脚，鑫培严拒，次逼孙菊仙为主脚，菊仙又严拒，三延刘鸿声为主脚，鸿声允之……寿戏演毕，人赐银元二百元。孙菊仙云：我自内廷供奉老佛爷以来，眼中只见过银两，并未见过银元，“我做皇帝赏你两百银元”，真是程咬金坐瓦冈寨，大叫一声，大风到了，暴发富小子不值一笑。乃将二百银元沿途漏落，至新华门，而二百元尽矣。

 

民国四年已是袁世凯称帝的前夕，每个时代以拍马为业的“群下”，都总有惊人的创造力。《新安天会》更像是活报剧，其中的孙中山化为猴，黄克强变成猪，当然都是为取悦于袁世凯。狗仗人势的“群下”，误以为戏子原可以任意差遣，没想到老谭和孙菊仙都不买账。在老谭和孙菊仙看来：以前你袁世凯叫堂会，我们得去唱，那是买卖；如今你想去坐那把龙椅，也想要“传差”？堂堂“内廷供奉”，是吃过老佛爷钱粮俸米的，虽然不说什么忠臣不事二主，也不能为了几个钱让世人唾骂，所以才“招”而不至。

结果，伶人当然还是拗不过九门提督江朝宗，戏还是唱了。“赏钱”却不稀罕——老谭演毕不辞而别，孙菊仙在回家的路上，把银元从车缝都扔了。老谭和孙菊仙敢拒绝当权者，敢有一点志气，还沾着一点政治倾向，这是他们作为前清“内廷供俸”的特权，刘鸿声就不敢，当然，也许是不愿。

“内廷供奉”在艺人的叙述传递中成为一个神话，直到清朝灭亡之后，还残存在伶人的记忆中。1922年，溥仪大婚，升平署“传戏”，吃钱粮的老供奉“陈德林、王瑶卿、王凤卿、龚云甫、朱素云、杨小楼、余玉琴”等欣然前往，新传名伶“尚小云、贯大元、余叔岩、小翠花、郝寿臣、俞振廷……周瑞安、五龄童、谭小培、盖叫天、九阵风”，也无人托故请假。即使余叔岩正“便血病大发”，也扶病登台，怕是“如不去，外间必疑为传戏无份，于名誉有关”。更有甚者，王又宸、王惠芳、林颦卿三人“本来内廷不要，后经托人多方运动，始勉强达到目的”。皇室已亡，伶人尚如此珍视“内廷供奉”的头衔，想方设法要沾一沾“朝阳日影”，足见其影响的深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