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漫谈“跳加官”

今存的宋代戏文剧本《张协状元》中，在正式开演之前，有很复杂的一段“开幕式”，其中包括：首先由“副末”上场，念[水调歌头]、[满庭芳]作为开场白，内容是讲述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道理和介绍、夸耀自家剧团的演出，再是唱“诸宫调”一曲，是叙述《张协状元》的剧情。“副末”下场后，由将要扮演剧中人张协的“生”上场，先以演员的身分出现，领导“后行子弟，饶个[烛影摇红]断送”，自己又“踏场数调”，完成了“副末”“后行脚色，力齐鼓儿，饶个撺掇，末泥色饶个踏场”的指示，最后，才转过脸来，变成了剧中人张协，正式开始进入演出。

这里的“饶”是赠送，“撺掇”是演奏，“踏场”是随着音乐舞蹈，“断送”是赠品的意思，浙语叫作“饶头戏”。实际上，在正戏开演前的这些表演，包括“生”的舞蹈，乐队的演奏，乃至于“副末”的说唱诸宫调，都属演出的有机组成部分，起到静场和简介的作用，台上的演员却说是“赠送”，使观众一开始就有好感油然而生。这种显然是沿用了宋杂剧演出习惯的格式，应当属于商业运作的内容之一。

这“赠送”品在堂会上出现的居多，祝寿的、贺子的、送福的都有，成书于明末的《梼杌闲评》第二回中，就写到了戏班子为“祝寿”唱堂会的程序：

 

吹唱的奏乐上汤，住了鼓乐开场做戏，锣鼓齐鸣，戏子扮了八仙上来庆寿。看不尽行头华丽人物清标，唱一套寿域婺星高，王母娘娘捧着鲜桃，送到帘前上寿……（侯一娘）勉强撑持将桃酒接进，送到老太太面前，复又拿着赏封送到帘外。小旦接了去，彼此以目送情。戏子叩头谢赏，才呈上戏单点戏……

 

“点戏”之前，戏班“赠送”了火爆的“鼓乐”和华贵的“八仙庆寿”，作为对于主人的祝贺，主人“回赠”了“封赏”，当“赠送”和“回赠”已经成为双方心照不宣的契约时，“赠送”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卖品”的一部分。对戏班来说，为了营造热烈气氛讨得雇主的欢心和为了营业的收入——那将会因雇主的好恶而增减的、眼前的赏金和以后的约请，已成为合而为一的事情了。明代这种不知起于何时的、“赠送”的涵义被雇佣双方认可，成为正式佣金之外的、附加的、属于金钱交易的内容的演出格式，应该是戏曲演出进一步商业化的具体表现。

这一演出格式在明末清初显然是普遍的存在。

清代直到民国以后，都因袭了这种格式和习惯。民国八年四月三日，梅兰芳祖母八十寿辰唱堂会，开场是梅兰芳、陈德霖的《麻姑献寿》，这《麻姑献寿》的内容、职能就和明代《八仙庆寿》的意思差不多。也是正戏之前的饶头，取“献寿”二字的吉利。至于有否赏金、赏金几何可能都不会遵从常例，因为这次演出虽然也叫“堂会”，却只能作变例看。

清代作为“赠送”戏，演出频率最高的是《跳加官》，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就说：

 

跳加官之制，清朝二百年来，官民演剧普通用之……加官一出，手执长条，曰一品当朝、曰加官晋爵，故宰相至于贵客，一莅场座，加官跳而接福讨赏，表晋吉兆。

 

齐如山《戏班·跳加官》中也有对二、三十年代情况的有关记载：

 

演堂会戏，每有大官，或重要人物到场，则前台必招呼戏班，命跳加官，表示尊敬。

 

刘成禺生于1873年，齐如山生于1876年，他们都经历了晚清、民国的近现代时期。看来，这名为《跳加官》的“赠送”表演的职能，在这一时期可能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因而显示出与宋、明、清时代不同的特征：“吉利”的赠送对象并不一定只是雇主，《跳加官》的表演也不一定在正戏开演之前，而只要是达官显要，他无论什么时候莅临，都会得到一份专为他一个人表演的《跳加官》，而戏班为了那份比正式演出更容易赚到的、有可能很不菲薄的赏金，也不惜屡屡中断正式的表演。

让剧情在行进中不断地“定格”，可能并非主要演员所情愿，可赏金是“班中各人均分”的，牵涉众多收入微薄的龙套、场面、检场、杂役们的实际利益，尽管也许主要演员并不在乎这份赏金，他也不能反对这种作法，更何况这种约定俗成一旦形成，入场听戏先接受戏班的加官祝福成为某一政治阶层人的特权的时候，那么，如果这种约定俗成厚此薄彼，或者突然中断，都会成为带有政治意味的问题，说不准会给戏班带来怎样的灾难。戏班从来怕官府，民国以后，又加上黑社会和报界，三者相比，报界虽握有毁誉之力，却只关乎戏班的荣辱，黑道和可以代表官府的达官就不同了，他们对戏班都有毁灭的权力，戏班不能冒险得罪任何一位达官，所以，《跳加官》的敬献对象宁肯扩大化，也不敢怠慢和遗漏。说到底，在实际上，一次堂会即使上演十几次、几十次《跳加官》，除了有点麻烦之外，对演员并没有什么损失。

《跳加官》一般说来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可是，弄不好也有贾祸的可能，《世载堂杂忆》记有刘成禺的回忆：

 

儿时在粤，闻跳加官故事。两广总督瑞麟，资格应升殿阁大学士，开寿宴，跳加官。加官冠上两翅，松亸将坠脱，非吉利也。鬼门内有扮内监者，急捧黄诏红黄绫出，跪呈加官前曰：奉上谕赐太师冠上加冠（冠官同音），加官亦跪接，内监乃束黄红绫于两翅，加官谢恩，再起跳，手持‘一品当朝’条，跳毕，将条直挂台座中间而入，瑞麟大喜。不数月，果拜大学士，瑞认为大利市，每跳加官，必挑此人。

 

“瑞麟大喜”的原因是错会了扮太监的伶人在万不得已之中的机变，以为那是专为自己设计的特别节目。若没有这个聪明伶人的机智，冠冕堕地，送给瑞麟一个大晦气，可能整个戏班都要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跳加官也是要小心伺候的事。

“跳加官之制……不用于宫廷大内，因观戏主座为太后、皇帝，无官可加”，奉命进宫陪着太后和皇上看戏的大臣，无论官位多高，进宫就都变成了“奴才”，此时此刻，当然也就不能享受伶人的恭维了。

然而，宫中演戏也有“赠送”的节目，于是，文不对题的《跳加官》就被《跳灵官》代替了。“灵官”来自道教圣地龙虎山，“龙虎山只灵官一人，当门接引，三只眼，红须红袍，左手挽袂，右手持杵。宫内演戏，则用灵官十人，选名角十人跳之，形象须袍，皆仿龙虎山灵官状”。跳灵官的目的也改换成为“祛邪”。

从光绪年间的“内廷供奉”的叙述“宫中演戏虽不打通，但须跳灵官，名曰净台”来看，《跳灵官》作为“赠送”表演的涵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又回到了它的初衷——专为取悦于观众。不过，这回的观众可是非同小可，一般应景的“赠送”表演很难博得天颜大悦，成功的记录都带有传奇色彩。流传至今的有：

 

一次派德霖扮灵官，德霖说：“我扮灵官？灵官归净角应行，生角都不管，旦角更不管了，祖师爷的规矩，旦角不许动朱笔。”总管太监说：“你打量你们外头哪？祖师爷的规矩，你们自然应该遵守；但是皇帝让扮就得扮，祖师爷也不敢违抗圣旨！每逢遇到大节日，是好角都得扮，这次让你扮，是抬举你，你就扮吧，没错儿。”当时扮者，尚有鑫培、桂芬、桂官诸人。德霖在科班中，当然学过武的，跳的还是很随得上大家。当时西太后说：“德霖跳得还是真不错。”跳过之后，总管说：“你看，让你扮，你还不愿意。结果你又得了面子了，还不谢谢我！”这也是德霖一次得意的事情。

时小福、孙怡云二君，初入内廷供奉未久，即逢扮演灵官，由王楞仙为彼等勾脸。时小福目大瞪视，楞仙即为之勾宽大眼窝，眼梢上吊，状类风筝大沙雁脸样；孙怡云目小，即为之勾小脸膛。使二人跳头一对灵官，出场，太后即大笑。问二人脸谱，为谁人所勾？众以楞仙对。太后笑谓：此子太恶作剧！楞仙滑稽多辩，常博太后欢，以此最承青睐。

 

西太后喜欢热闹和滑稽，《跳灵官》恰好对了她的口味，每次表演《跳灵官》, “至少4位，或8位16位，倘遇大礼节，则扮32位”。身为“内廷供奉”的名伶都用心地跳，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是期待得赏金？还是不敢不用心？抑或斯二者盖皆有之？

《跳灵官》的节目似乎被认定只属于皇家，清朝灭亡以后，就失去了表演对象。民国四年，国务卿徐世昌庆寿，在东单牌楼五条胡同演戏，开戏之前，也命伶人表演《跳灵官》，他可能想当一把皇帝，过过瘾。为此，宣统的师傅陈宝琛写诗云：“钧天梦不到溪山，宴罢瑶池海亦干。谁忆梨园烟散后，白头及见跳灵官。”借以诟骂徐世昌的僭越行为。这应当是《跳灵官》的最后一次演出。

建国以后，“赠送”性质的表演受到取缔和规范。但是，与商业行为共生的“赠送”表演，在规范不及和不予规范的地方仍有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