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水手皮箱

我马上将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给母亲，也许我早就该告诉她，我们立刻意识到眼前的处境非常艰难与危险。这个男人的钱——如果他真的有的话——里面当然有我们的一份，不过老船长的同伴们恐怕是不会同意的。看看之前出现过的两个人吧，黑狗和那个瞎子，不可能用抢来的钱去偿还老船长生前的债务。如果我按老船长说的马上骑马去找利夫西医生，那么母亲自己留在这里，将会处于无人保护的境地，之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事实上，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在这里待得越久就会越感到不安。厨房火上的烧煤声，墙上钟表的滴答声，都令我们惶恐不已。我们甚至产生了幻听，总觉得外面传来向这里走近的脚步声。老船长逐渐失去温度的身体此时一动不动地躺在客厅，可怕的瞎子就在附近徘徊，可能随时都会回来，我们吓得几乎就要灵魂出窍了。于是，我们迅速做出一个决定，一起到附近的村子里寻求帮助。说走就走，我们甚至连帽子都来不及戴，便一头冲进布满迷雾的夜色中。

那个小村子离这里只有几百码远，尽管现在还看不到它，其实它就在下一个海湾的旁边。令人略感欣慰的是，村子与瞎子出现的方向刚好相反，就算瞎子再回过头来找，我们也不会碰上。我们并没有在路上耽搁太长时间，虽然偶尔我们也会停下来，手拉着手屏息凝听四周的动静，好在并没有什么异常，只有波涛的低吼声和树上乌鸦的哀嚎声。

我们来到村里时，已是灯火通明。我至今都不会忘记，当我看到从每家的窗户和房门内透出橙黄色的灯光时，那种雀跃的心情。但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所能得到的最大帮助了。那些人难道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吗？他们当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同我们一起回“本鲍上将”去。我们对自己的遭遇说得越多，那些男的、女的和他们的孩子就越会缩进自己的小屋。虽然弗林特船长的名字对我来说十分陌生，但是显然这里的村民已听过关于他的太多传闻，并且早已闻风丧胆。还记得村里有几个在“本鲍上将”附近种地的庄稼人，曾经在路上遇到过几个陌生人，他们误把那些人当成走私犯，当下落荒而逃，仅仅因为他们中的一个人看到凯特湾里停着一条小帆船。由此可见，只要是弗林特船长的部下，无论是谁，都能吓破他们的胆。最终的结果是，有几个人愿意骑马去找利夫西医生请求救援，但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守护酒店这件事就没人愿意了。

有人说过，胆小是会传染的，但是争论却能给人以勇气。等每个人都表达完自己的意思后，我的母亲开始了慷慨陈词的演讲。她向大家宣称，她不会让已经失去父亲的孩子再失去属于他父亲的钱。“就算没有一个人敢和我们一起回去，我们也会回去的！”她说，“我们会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对你们这些没有胆子的大块头不会有一点儿感激之情。就算是搭上性命，我也要将那个箱子打开。谢谢你给我的袋子，克罗斯利太太，我们会用它装满我们应得的钱。”

当然，我也表示要同我的母亲一起回去，所有人都大呼小叫起来，说我们的行为过于愚蠢，但直到最后也没人愿意同我们一起走。他们所能为我们做的就是交给我们一把上了膛的枪，当遇到袭击的时候可以防身。另外他们也承诺，如果我们在返回的途中遭遇追捕，会备好马来接应我们。与此同时，他们还派人去找利夫西医生寻求援助。

当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夜里终于踏上凶险的征途时，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一轮满月悄悄地升上天空，从迷雾的上方散发出幽幽的红光。这让我们的行动变得更加匆忙。很明显当我们返身回去的时候，月亮会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我们的行踪将被完全暴露在追踪者眼中。我们迅速地在树篱中穿梭，尽量不发出声响，所幸路上并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什么让我们担心的人和事。直到我们走进房间将“本鲍上将”的大门重重地关上，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我马上从里面插上门闩，站在黑暗中大口地喘气，房间里只有老船长的尸体孤零零地躺着。母亲从吧台取了一支蜡烛，我俩手挽着手走进了客厅。他躺在那里的姿势如同我们离开时一样，仰面朝上睁着双眼，一只胳膊向外伸着。

“拉下百叶窗，吉姆，”母亲轻声对我说，“不然他们可以从外面监视我们。马上做。”我正按她说的话去做时，她又说道：“我们要把他的钥匙找到。但是谁敢碰他呢，我的老天爷啊，请告诉我。”说着她的声音变成了抽泣。

我马上跪在地上。地板上接近船长手掌的位置有一张小纸片，纸片的一面被完全涂黑了。我确信那就是黑券。我捡起它，看到另一面用非常漂亮的手写体写着：“今晚10点就是你的死期。”

“他们要他10点死，妈妈。”我的话音未落，我们那座又老又笨钟就响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吓得我们浑身颤抖，但它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现在才6点。

“现在，吉姆，”母亲说道，“先找钥匙。”

我一个接一个地翻遍了船长的口袋，只发现几枚硬币、一个顶针、几根线和缝衣针、一根被咬掉尾巴的烟卷、一把小弯刀、一个袖珍指南针、一个火绒盒——这就是全部了，我变得非常失望。

“没准挂在他的脖子上。”我母亲提醒说。

我压抑住内心的厌恶，扯开他衬衫的领子，他的脖子上果然有一根油乎乎的绳子，我将绳子切断得到了钥匙。这小小的成功使我们充满了希望，毫不疑迟地跑到楼上他的房间去。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那个箱子自打他来时就被放在那里了。

这个箱子从外表看来与其他箱子没有任何区别，上面被烙铁印了他的首字母“B”。由于长时期地使用，箱角已经被磨损得有些严重了。

“给我钥匙。”我母亲说。虽然钥匙孔有些涩，但随着她转动钥匙，箱子还是一下子就被打开了。

一股强烈的烟草混着柏油的味道冲了出来，最上层只有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被洗刷干净的套装。母亲说，它看起来从未被穿过。下面是一些杂物，一个四分仪、一个锡制的酒杯、几根烟、两把非常漂亮的手枪、一根银条、一个老式的西班牙怀表、一些不值钱的外国制造的首饰、一个黄铜做的圆规和五六个珍奇的来自西印度洋的贝壳。我后来想起这些仍旧非常疑惑，他这样一个颠沛流离的人，因为罪孽深重长期被人追踪，为何会一直带着这些贝壳呢？

除了一根银条和外国的首饰，我们再也没能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这些似乎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再往下是一个经历过多个海港洗礼的、早已被盐水浸成白色的水手斗篷。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拽了出来。最后映入眼帘的是躺在箱底的一个油布包裹，里面有一些文件和一个帆布袋子，碰一碰竟然发出金子撞击的声音。

“我要证明给那些恶棍看，我是一个讲信用的女人，”我的母亲接着说，“我只会拿走属于我的那份钱，多一分我都不会要的。帮我撑开克罗斯利太太的袋子。”然后她开始从船长的钱袋里数钱，放到我手中的袋子里。

这真是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因为这些钱币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面额——有西班牙金币、法国的金路易、英国的畿尼和西班牙银币，除此之外我就不认识了。它们被混乱地堆在一起，畿尼是数量最少的钱币，但却是我母亲唯一知道如何换算的币种。

当我们数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将手放在了母亲的胳膊上，在这被迷雾笼罩寂静无声的夜晚，我听到的声音足以让我的心脏从嗓子眼里蹦出来，那就是瞎子的木棍敲击冰冷的地面的声音。声音变得越来越近，我们屏住呼吸坐在那里。然后，木棍开始猛烈地敲击酒店前门，还有人在转动门把手，门闩被推得吱呀作响，接下来房门里外都陷入一片寂静。最后，门外又响起了嗒嗒的敲击声。令人庆幸的是，这声音变得越来越远直至消失在夜空中，那种欣喜简直难以言表。

“妈妈，”我说，“我们带上全部的钱赶快走吧。”我确信拴上门闩的房门使他起了疑心，没过多久就会招来更多的是非。那时的我非常庆幸自己拴上了房门，那些没有见过瞎子的人是不会理解我的心情的。

虽然我的母亲当时也怕得要命，但是却固执地既不肯多拿一分不属于她的钱财，也不愿意少拿一分属于自己的钱财。“现在还不到7点，”她说，“我们还有时间。”她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并坚持要捍卫它。我们争执起来，直到从小山丘那边传来一声低低的口哨声，才终止了我们的争论。

“带上我们数好的钱！”她说着跳起身来。

“那我就用它来抵债好了。”我边说边拿起了油布包。

蜡烛被我们留在了空皮箱旁，我们摸索着走下楼梯，打开房门全力逃了出去。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不早了，雾很快就散开了，月光将高地那边照得清清楚楚，只有山谷底部正中的位置和酒店门前还笼罩着一层薄雾，帮我们进行第一步潜逃。在山谷阴影不远处，离小村庄还有一半多路程的地方，是完全暴露在月光下的。不仅如此，我们听到几个人奔跑的脚步声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回头确认他们的位置，一束摇动的灯光正在快速地前进中，显然他们中的一个人提着一盏灯。

“我亲爱的孩子，”我的母亲突然说道，“拿上钱快跑，我已经跑不动了！”我想，我们一定死到临头了。我谴责那些胆小的邻村人，抱怨母亲是那么诚实却又贪婪，她刚才是那么的蛮勇大胆，现在却如此弱不禁风。幸运的是，我们恰巧走到一个小桥边，我搀扶着颤抖的母亲往堤岸走去。刚一到那里，我母亲就长叹一口气倒在了我的肩膀上。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蛮力——想必当时我的动作一定非常粗鲁——设法拖着我的母亲往拱桥下的坡道走去。但是由于桥太矮了，我只好匍匐着移动，最终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母亲几乎整个暴露在外面。我们就那样静静地待在那里，听着酒店那边传来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