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蒋介石的头像，被印在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自此以后，他就把自己当成了四大盟国的一个巨头。然而，不知为什么，在史迪威的笔下，他要么是“摩洛哥酋长”，要么是“一个渺小的独裁者”，甚至在一首诗中，这位美国将军要“对准他的屁股踢个够……”
9
罗斯福坐在轮椅上，走完了他的路。
4月12日，美国佐治亚州温泉总统别墅里，正当为他画像的画家全神贯注地望着他的时候，他却扭过头，全神贯注地望着窗外的田野，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我头痛得要命……”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虽然当即便以个人的名义发去措词极度悲切的唁电，但是，这并没有破坏十天以前，同样来自华盛顿，同样被无线电波迅速传遍全世界的另一则消息所给他带来的欢忭莫名的心境。
这则消息登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上。
头版，头条。
通栏标题：美国驻华大使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引文：赫尔利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否认中共曾要求美国给予军事援助或政治承认，并且表示，拒绝延安参加联合政府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此刻，德安里官邸，这份《中央日报》正紧紧地捏在蒋介石手中，而同一张沙发上，刚刚返回重庆的赫尔利则紧紧地挨着蒋介石。
“委员长先生，全世界的报纸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挂一漏万。老实说，一个记者招待会算什么，它不过是我在华盛顿所有活动中一个小小的插曲。”
“哦哦，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么，赶快说给我听听！”蒋介石拍着赫尔利的肩头道。
“与其说更重要，倒不如说更紧要。”赫尔利故弄玄虚地说：
“就在我飞抵华盛顿的当天，那个和延安打得火热的美国记者斯诺，居然抢在我的前面跑到罗斯福总统那里去了。据在场的美国海军上将李海说，听了斯诺的‘蒋介石拒绝给予共产党人某些可以使他们参加联合政府的最起码的保证’后，总统在这个美国记者面前表示了对委员长先生的愤怒。当然，总统的愤怒是留有余地的，他马上告诉斯诺，他迫切盼望赫尔利不久就要前来晋谒，以便了解我这个特命全权大使的观点。”
“那，那你会见了罗斯福总统没有？”蒋介石诚惶诚恐起来。
“第二天我就去了，以后又去了两次。”赫尔利不慌不忙地说，“那么，我首先对总统说了些什么呢？我说，国共两党只是在一些小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而斯诺之流文人墨客不仅夸大了这种分歧，而且歪曲了这种分歧的性质，这就和那些仍然依恋史迪威的不忠诚的下属一样，把美国对华政策的正常实施，化成了对我对魏德迈甚至对总统的攻击。刚说完这句话，总统便点头了。他的点头意味着对我的最权威的赞许与支持……”
蒋介石半信半疑地说：
“除了你的意见而外，总统先生难道就不准备去征求一下其他方面的说法么？”
“你不了解美国，委员长先生。自从陆军部对中国失去兴趣以后，总统便听不到史汀生和马歇尔关于中国问题的任何意见了。加之国务卿赫尔早就卧病在床，而且已经提出辞职，所以至少在中国问题上，总统是非常相信我的说法的——”
赫尔利咂咂嘴，不无矜持地说：
“当然，除了我，总统所能听到的大声疾呼都来自国会。就在我回到华盛顿不几天，众议员周以德发表了一篇为委员长先生辩护的演说，他称赞你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谴责对你吹毛求疵的美国人；而在他发表演说不几天，著名律师和国际问题权威杜勒斯，又向国际问题委员会发出了一个警告，告诫人们不要抛弃国民党，因为美国对重庆的支持反映了这样一种决心：不让任何一个外国利用中国四亿人民为其侵略掠夺服务。这就是说，周以德和杜勒斯已经把中国国内的党派关系问题，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美国国内问题，既然如此，总统还有什么必要去听取其高级助手们的忠告呢？”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蒋介石前虑尽消，禁不住迭迭连声道，“万不料美国国会也这样支持我，更可贵的是，周以德和杜勒斯两位先生，我并不认识他们呀……”
赫尔利淡然一笑道：
“我倒认识这两位先生。不然的话，我和魏德迈在华盛顿四处奔走，寻的又是谁呢！当然，事情的进展远非如此，至于进展到什么程度，委员长先生，现在请你听听驻华海军小组的梅乐斯准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的这几句发言就知道了，‘中共是个力量单薄的少数党，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数量不多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乱就可以镇压下去！’”
蒋介石激动得就要站起身来，如果有必要，他将紧紧拥抱赫尔利，然后大叫一声，“将军，是你拯救了中国，使它不致落入共产党之手！”
但是，显然由于蒋介石忽地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情，他那已经抬起的屁股又重新陷进沙发里去了：
“将军，还不晓得你有这么好的消息带回来的时候，我就在重庆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你能够早点回来了。可是，外电报道你离开华盛顿以后，先去了伦敦，再去了莫斯科。这又是怎么回事情呢？”
“哦哦，根据总统最后一次与我谈话时的指示，就中国实际问题的性质，我需要马上和英国与苏联的领导人进行讨论。”
赫尔利煞有介事地说：
“至于讨论的结果嘛，应该说，丘吉尔依旧是条老狐狸，我刚刚把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想法告诉他，他就要我立即结束‘美国对中国的幻想’，同时宣称，‘在我有生之日，决不容许香港从英国的地图上抹掉’；而在克里姆林宫，我所受到的接待就远比在唐宁街十号热烈与隆重：斯大林像犀牛叫唤那样干干脆脆地向我表示，他无条件地同意美国对华政策，为着维护委员长先生的绝对权威，他已经写信敦促毛泽东参加国民党占统治地位的联合政府……”
“斯大林写没有写信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泽东抓住我的一句话大做其文章——”
蒋介石瘫痪般地坐在沙发上，然而，他的嘴壳倒是硬邦邦的：
“不错，在新年文告里，我讲了要在今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的话。可是，毛泽东为此写了篇洋洋数万言的《论联合政府》，其措词之荒唐，口气之狂妄，用心之险恶，居然在中共的‘七大’上公开宣读了！”
赫尔利脖子一歪，不以为然地道：
“共产党在开‘七大’，国民党的‘六大’不是马上也要开了吗？依我之见，委员长先生，你索性把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由‘六大’正式确认下来。如若有什么不方便，你再搞个决议之类的玩意儿加以说明，也算是对毛泽东的以眼对眼，以牙还牙！”
蒋介石沉默不语。却顺手从案头的卷宗里抽出一份起草好了的文件。赫尔利接过来看时，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
大会听取中央关于中共问题之报告，深以中央以往所采取政治解决之方针为适当，本党领导全国军民艰苦抗战，无时不尽力于团结御侮，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中共在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亦曾有四项诺言之宣告，虽频年以来，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而本党始终宽大容忍，委曲求全，其苦心已为中外人士所共见。现值国民大会召开在迩，本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之初愿，不久当可实现。为巩固国家之统一，确保胜利之果实，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所愿中共党员亦能懔于民国缔选原非易事，抗战胜利犹待争取，共体时艰，实现宿诺，在不妨碍抗战，不妨碍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和谈解决，斯则国家民族大幸，本党同志应共喻此旨，以促成之。
“好极了，好极了！”赫尔利啧啧连声道，“如此言简意赅这般公平合理，就是上帝见了也会点头的。”
“可惜上帝不在中国。”蒋介石看了赫尔利一眼：“按照中国宪章所规定的民主程序，我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第一步要经‘六大’确认，第二步要提交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审议通过。这第一步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第二步。而第二步距离第一步又不能太远，从时间上说，我已确定7月7日召开这届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赫尔利打断蒋介石的话，满脸不悦地道“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
蒋介石苦笑道：
“你不了解中国，将军。我该怎样告诉你呢？嗯，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在武汉成立，同年就迁到了重庆，它的纲领是在抗战非常时期，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见识，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至于它的职权嘛，根据《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之规定，它有提案权、审议权、建议权、询问权、调查权以及预算权……嗯嗯，这样告诉你吧：国民参政会是战时中央民意机构，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战时国会。”
“我懂了。”赫尔利眨巴着眼睛道，“不过，我感兴趣的是这个机构的成员，它如果包括中国各抗日党派领袖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的话，那么国民党代表能够占多大的比例呢？”
蒋介石觉得赫尔利有点儿明知故问，所以没好气地说：“国民参政会的所有参政员都是国民党遴选的，国民党代表当然要占参政员的绝大多数。嗯，第一届好像要少些，两百个参政员中，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都是八十九人，其他五个抗日政党共二十二人：共产党七人，青年党七人，国社党六人，社民党一人，第三党一人。自然，到了以后两届，国民党代表多起来，但是，我觉得多得不够，所以在今年的第四届参政会上，我要求国民党代表的比例要超过百分之八十！”
赫尔利眯眼笑道：
“既然如此，委员长先生迈开大步向前进好了，为何方才又冒出个什么‘有问题的是第二步’呢？”
“将军，你可以小看这个国民参政会，但是你不可小看蝉联至今的那个共产党方面的七个参政员。虽然毛泽东没来过，但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和邓颖超都出席过国民参政会，而他们出席的目的是来和我唱对台戏的！”蒋介石拍打着茶几说，“唱就唱吧，国民参政会容许言论自由，反正是个拼喉咙的地方。可是怪了，共产党人的顺咙好像特别粗，声音又好像特别悦耳，好些无党派人士一听就听进去了。听进去也不打紧，打紧的是这些人反过来又为他们叫好！如此下去，你说算不算个问题呢？”
“除非这些人真的能够叫出什么名堂来。”赫尔利淡然一笑道，“除了武器，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法宝。”
蒋介石急了：
“那么，请你注意，国民政府即将公布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上，会增加‘周恩来’三个字。这便是先由共产党方面提出来，然后再由这些人叫出来的。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在这些人当中，不仅有无党派人士，居然也有国民党元老中的正统派哩！”
赫尔利这才吃惊地问：
“你是说，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也和你唱对台戏了？”
“这需要就人议人，就事论事。”蒋介石不得不解释说，“比如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早年就读日本东洋大学，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还当过同盟会浙江支部部长。以后，反对陈其美，反对袁世凯，南下参加西南护法国会，担任了副议长。再以后呢？担任了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可是，国民党在搞清党时，他因有共党嫌疑被捕入狱，但由于查无实据很快就把他放了。自此以后，他一度消极。我看在他是国民党元老的份上，才安排他担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
殊不料赫尔利呜嘘呐喊道：
“不，他不是国民党元老，他是个危险分子！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蒋介石皱着眉头道：
“老先生姓褚，名辅成，字慧僧。”
10
褚辅成寓所坐落在嘉陵江畔的一条深巷子里，连客房都和他的身材一样，那么单薄，那么瘦小。然而，初夏时节，窗外但见白帆点点，屋内更有高朋满座。
这天清早，客人一下子来了六位。六位都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脸圆而微胖的是黄炎培。穿一身浅色中山装，虽年逾花甲，但显得神采飞扬，精力旺盛。这位满清末年的秀才，上海南洋大学毕业后，赴日本专攻教育，所以辛亥革命胜利后，出任了江苏省教育司长，以后赴美考察，回国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从而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派别——职教派；
蓄胡子穿长衫的是章伯钧。大革命前曾任安徽宣城中学校长，以后留学德国，与朱德相识，遂加入了共产党。武汉“清共”后，参加南昌起义，随叶挺、贺龙南下湖汕，失败回沪，继而脱离共产党。再后拥护邓演达，在柏林组织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数年之后，首先响应共产党《八一宣言》，将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冷遹又高又瘦，亦着长衫。安徽武备学堂毕业，曾任大元帅府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两广参议厅厅长、广东政府内务次长。他同黄炎培朝夕相处，也是职教派的领导人之一；
傅斯年是个矮胖子，西装革履，一副学者派头。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科主任，北平图书馆馆长，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还被国民党聘为三青团中央评议员；
同样西装革履，却显得迂腐老成的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领袖。大革命时期，该党曾与东北军阀勾结，残害进步力量，直到抗日战争中期，左舜生的政治态度始得渐转开明。各抗战党派联合组成民主政团同盟时，他当选为负责人之一，此同盟改名民主同盟后，他担任代理主席；
王云五的穿着稍显特别：长袍马褂在身，鼻梁上却架有一副金丝眼镜。这位昔时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还当过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科长、佥事、代理司长，以后才出任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编辑直至现在的总经理。
此刻，客人已经坐了下来。
但是，不知为什么，主人今日既没有客套寒暄，也没有吩咐茶水。反倒背对众人，独自伫立在窗前。
黄炎培紧锁愁眉道：
“慧僧兄，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呵。其实，见了《中央日报》所载《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后，我想，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大敌当前，国共对立却如此尖锐，怎不教国人无所适从，惶惶然不可终日！当然，我相信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有的，至于什么办法才好，吾等特意登门求教。”
“我料到诸公今日要来的，可是来有何用呢？”褚辅成慢慢转过身，叹了口气道，“该说的都说了，民主同盟还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可是说了人家不听，你有什么办法！”
褚辅成面朝黄炎培：
“就说你任之（黄炎培字任之）兄吧，调停国共关系的事情还做少了么？去年与诸公联名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今年又联名发表《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尤其是近期由你个人名义发表的《致国民党诸友好的公开信》，我以为便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章伯钧频频点头道：
“好就好在任之兄关于‘三大合作’的规范：国民党与各党派合作，中央与地方合作，政府与全国民众合作。这就打破了国民党一手遮天的格局，为结束一党专政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至于当局听不听的问题，我想，我们讲话得有个场合，人家听话也得有个机会呀！”
“这个机会你就不要等啦。”傅斯年的头摇得如同拨浪鼓一般，“不错的，我也相信将来国民党必须同各党派合作但是合作来合作去，总是得由国民党居领导地位。这对于有的党派来说，可以接受，甚至巴心不得，可是对于共产党，嘿嘿，事情恐怕就不那么好办啰？”
左舜生微微笑道：
“我倒很同意盂真（傅斯年字孟真）兄的说法。因为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里头，我注意到了这样一句话，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诸位听清楚了吧，这圆桌会议的意思，就是不分上下前后，大家平起平坐。而且尤其需要明白的是，协议成立之前尚且如此认真，等到抗战建国成功之后，那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还不晓得怎么排个座次出来哩！”
冷遹望着左舜生：
“这就过分了，这就过分了！即便生意场中的买卖人，一个漫天要价，一个就地还钱，中间还有个退让的余地嘛。依我之见，若是共产党能够高抬贵手，降低条件，说不定国共两党还真有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矛盾，以达到团结抗战之目的哩……”
褚辅成忽地眼睛一亮：
“有了！有了御秋（冷遹字御秋）兄的提醒，我便有了新的办法——任之兄不是写了《致国民党诸友好的公开信》吗，我们何不请他再写个《致共产党诸友好的公开信》，把今日大家所议转告延安。抑或延安不便苟同，至少也能够让他们知道，有一部分参政员是始终愿为国共团结而努力的。”
“慧僧兄的办法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是我以为事情还可以做得更好。”黄炎培思忖片刻道，“其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在即，应当致电延安，而不应当采取信函的方式。同时，电致毛泽东、周恩来二先生即可。其二，国共团结既为吾人共同愿望，电文自然当由在座诸公联名签发……”
“其三，电文宜短不宜长，细微末节，个中究竟，应由在渝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电告延安。”接话的是傅斯年，他朝黄炎培眨眨眼睛道，“任之兄和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共事多年。私交颇深，而王若飞正好是黄齐生的外甥，所以如何与王若飞商量，将是任之兄的事情。”
黄炎培故意正色道：
“孟真兄之命，泰山压顶不敢相违；奈何电文起草事，吃了豹子胆也不敢代劳！”
众人哄堂大笑起来。
傅斯年手快。笑声未落，他已拟定了电文全稿——
延安。
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褚辅成 黄炎培 冷遹 王云五 傅斯年 左舜生
章伯钧
巳冬
电报很快发出去了。
两周以后，正当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和左舜生再度聚集在嘉庐一号褚辅成寓所，为至今尚无延安复电而议论纷纷的时候，姗姗来迟的章伯钧手拿一张刚在路上买到的《新华日报》，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了：
“延安消息，延安消息！中共中央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
黄炎培一把抓过报纸，望着赫然在目的通栏标题，禁不住大声武气地读起来：
“国民党政府决定今年7月7日召集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没有什么人去出席，这是因为：
一，从去年9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现民主改革，以便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有力地配合同盟国战胜日本侵略者；并由此种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于全部国土获得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
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在本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几次谈判之后，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至于恢复团结与建立联合政府之一些起码条件，例如取消镇压人民的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承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撤退包围与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等项，一项也不愿实行，反而变本加厉，增强了破坏团结与破坏抗战的反动措施。
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党政府当局事前并未与本党协商，亦未与其他民主党派协商，仍和过去的国民参政会一样，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法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至今没有合法地位。即就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而论，亦为国民党当局所指派，并非中共自己所推选。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现已成了战胜民族敌人，解放中国人民的中心力量。国民党政府此种对待中共的态度，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
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一切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而如果这样做，就将铸成大错，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大规模内战就会爆发。很明显，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
“根据上述各项理由，中共方面已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以示抗议。”
黄炎培放下报纸，举目四望，满屋竟是千姿百态的情景：有人张口结舌，有人欲言又止，有人唉声叹气，有人笑而无语，有人双目紧闭，似乎已经睡着了……
黄炎培只好用胳膊拐了拐身旁的左舜生：
“怎么不说话呢？你老兄的中国青年党不是被人称为‘醒狮派’吗？”
左舜生表情漠然地道：
“国共对立愈演愈烈，终于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事既如此，吾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按照国家主义的学说，此种情形还是可以解释的。那就是，中国已经山重水复……”
然而，两天以后，至少对于嘉庐一号的主人来说，是个柳暗花明的日子。这天清晨，褚辅成接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给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复电——
褚慧僧、黄任之、冷御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政策，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 周恩来
巳巧
“欢迎我们到延安去……”喜出望外的褚辅成喃喃自语道。随即，他一拍大腿，满重庆奔走告人去了。
但是，好事多磨。
就在他们像打点行装那样，在国府路三〇九号中央研究院商量好带去延安的三条意见的时候，也不知是谁多了一句话，“既然我们是以参政员的身份去延安的，那么这三条意见就应该征得参政会议长，也就是蒋委员长的同意。”于是，他们拜托了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请他尽快把他们的意见面陈蒋介石。
第二天，邵力子如约到中央研究院回话，可是他的身后跟着王世杰。王世杰过去也当过参政会秘书长，现在却是新任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邵力子心事重重，一言不发。
王世杰正好代替他回话：
“我先把你们的意见复述一遍。第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第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第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左舜生先生，听说这三条意见是你起草的，你看我复述当中有没有错误呀？”
“没有错误。”左舜生回答说。
“嗯嗯，既然复述当中没有错误，那么错误就在意见自身了。”王世杰脸色一沉，“你们也不想想看，这三条意见究竟是在替谁说话？若是替共产党，那么共产党的代表王若飞就在重庆，也轮不上你们。老实说，幸亏邵秘书长没有把事情直接面陈蒋委员长，不然的话，必大遭拂怒无疑！”
说完，王世杰扬长而去。
剩在国府路三〇九号的参政员们，或噤若寒蝉，或呆若木鸡，或咬牙切齿，或面面相觑……隔了半晌，左舜生才瓮声瓮气地说：
“散伙，散伙！妈的，这点意见都带不走，还去延安干什么？”
黄炎培摇摇头，自言自语道：
“碰壁须碰到壁，而今墙壁尚未见着，仅凭旁人预测势将碰壁，便裹足不前，撒手不干，岂不太小看了自己……”
褚辅成拍拍胸口：“对，法不治众，我们现在一起去见蒋委员长！”
黄炎培又摇摇头：“见蒋委员长之前，我们先去见赫尔利大使……”
11
赫尔利刚刚放下电话，魏德迈就进了他的办公室。自从赫尔利搬到驻华使馆以后，魏德迈就像和蒋介石采取了定期开会的方式，以避免个人之间发生误会那样，也和赫尔利固定了见面的时间。此番前往，不过是例行公事。
“给委员长打的电话么？”
“不，他打过来的。”赫尔利显得格外兴奋，“你坐下来，我告诉你一件今天发生的事情——”
赫尔利一屁股坐在魏德迈对面的沙发上：
“上午，我这里突然来了七个参政员，领头的那个名叫黄炎培，自称是什么民主人士。他告诉我说，毛泽东、周恩来已有电报邀请他们去延安，而且他们决意前往。但是深恐委员长不会同意，所以前来我处，希望我能够出面给予通融……”
魏德迈耸耸肩膀：
“中国人简直把你当做太上皇啦！”
“坏就坏在这里。所以我当即表示，我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义务，我的使命只是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做双方都愿意让我做的事情。殊不料我这么一说，那七人中至少有五人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盯着我，然后全部起身告辞……”
“于是，你就把他们送到使馆门口？”魏德迈用轻佻的口吻道。
赫尔利却板起面孔说：
“我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和毛泽东打得火热，而毛泽东前不久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正式地把‘帝国主义’蔑视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我和其他未指名的‘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则被指责为中国人民的敌人。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去帮助我的敌人的朋友呢？”
魏德迈这才严肃起来：
“敌人的朋友毕竟不是敌人，况且，即使我们全心全意致力于国民党的事业，也不需要更多的中国人知道这回事！”
“我想到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我就不会耐着性子请那七个参政员重新坐下来了。”赫尔利不无自得地说，“我问他们，为什么会担心委员长不同意他们的延安之行，一个叫做褚辅成的人，这才抖抖索索地从怀里掏出一纸什么三条意见。我接过来一看，自然什么都明白了。嘿嘿，这帮老头儿呀，恐怕一辈子也摸不清楚委员长的脾气，大凡他确定下来的事情，莫说三条，就是一丁点儿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当然，这话不能告诉他们，但又得应付他们，我只好说，‘这样吧，意见你们可以修改修改，然后去找委员长。我这边呢？可以给委员长打个电话，把情况说明说明。’”
魏德迈点点头：
“这就对了，他们做他们的事情，你做你的事情，而仍然不同意他们去延安，则是委员长的事情。”
“恰恰相反：他们并没有修改意见，我也并没有打电话，可是委员长不仅同意他们去延安，而且答应尽快给他们派架美国空军的飞机——”
赫尔利努了努嘴巴道：
“这就是刚才委员长来电话向我要飞机时告诉我的。当然，和你一样，听到他的决定，我感到了不安和惊讶。可是委员长笑了，他的笑声在电话里听起来是尖厉的。他没有对他的决定作出解释，却反问我一句，‘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斯特尔从延安发来的报告，你们以为就这样简单吗？’”
魏德迈越发困惑不解了：
“那么，当斯特尔希望我派一位高级代表去延安，或者接受共产党人的邀请由我亲自去延安，以挽救美国和中共的关系的时候，我倒是不应该一口拒绝这两项请求了？再说，这和七个参政员应邀去延安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你拒绝了延安，所以委员长不能拒绝延安。而你和他的决定都是应该的，正确的，甚至是英明的——”赫尔利转动着眼珠子，“我能够领悟委员长的意思，那是因为我注意到了延安的敏感与警惕：上个月，德国刚刚战败，霍普金斯访问了莫斯科，延安便开始担心一场苏美交易会使斯大林在参加对日作战时倒向国民党了。按照斯特尔的说法，‘中共千方百计地想知道，如果美军登陆突入他们控制的地区，美国的军事政策又将如何呢？这就是说，延安已经开始感觉到，美军要让国民党部队尾随而来，美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是为国民党政权打先锋的……’”
魏德迈恍然大悟道：
“于是，为着麻痹共产党人的神经，转移他们的视线，在我和我的部下不可能接受访问延安的请求之后，那七个不请自到的参政员就成了委员长的最佳人选。是这样的吗？”
“是的。对于委员长来说，这是一幕喜剧，对于那七个参政员而言，这却是一幕悲剧——”赫尔利用欣赏的口吻道，“中国的文人关心政治，但大都流于谠言宏语，高谈阔论。譬如说，他们关心国民大会，却不知道这是委员长施放的烟幕弹——只要能够搞得地暗天昏，浓烟滚滚，莫说三条意见，就是三十条意见也早就被卷到九霄云外去啦！”
魏德迈感叹唏嘘道：
“委员长倒是个既不显山露水，而又得心应手的政治家。可是咱们的新总统杜鲁门呢？要么吞吞吐吐，似乎直到现在仍不放心，即使委员长占了上风，中国也未必能在战后的亚洲成为一股稳定局面的力量。要么呢？又有点儿咄咄逼人。关于此项，今天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是驻苏使馆的戴维斯告我黑状的事吧？”赫尔利两手一摊道，“最近我才晓得，就在我离开莫斯科不久，他向国务院发了一封反对我和斯大林的谈话的电报。说什么苏联的政策远比我了解的来得复杂，还说我赞同苏联的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我赞同苏联用最低限度的义务，去扩张最大限度的势力……”
魏德迈摇了摇头：
“据我所知，戴维斯的电报于你无损。因为杜鲁门总统派霍普金斯去苏联，仍在于希望斯大林拒绝支持中共，以达到防止中国内战的目的。于你有损的是谢伟思——一个像戴维斯那样被你撵出中国大门的人。”
“他不是回到美国去了吗？”赫尔利眨眨眼睛，“在纽约的一家左派办的《亚美》杂志担任什么编辑。”
魏德迈淡然一笑道：
“这家杂志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包括谢伟思在内的编辑和其他一些人，因拥有失窃的政府文件，被控违犯取缔间谍活动法。当然，这是事情的一部分，次要的部分。重要的是，正当白宫在安排杜鲁门总统和斯大林的波茨坦会面的细节的时候，立即逮捕这些共产党间谍，会不会给总统带来麻烦呢？没有想到，总统和海军部长讨论了这个问题后，亲自批准了闯入行动和随后的逮捕事件。”
“什么叫咄咄逼人？这叫干脆果断，敢作敢为！”赫尔利一拍大腿道，“还有你刚才那句‘于我有损’的话，什么叫有损？这分明是杜鲁门总统对我的支持，对我的肯定！”
魏德迈又笑了，目光却是阴沉的：
“大使先生，当你面对华盛顿的时候，我承认你的感觉是良好的。那么现在请你回过头来，听听延安的声音吧。昨天，也就是6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谢伟思被捕事件的社论。社论指责说，一个帝国主义反革命集团已经代替了中国真正的朋友执掌权力，这个集团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及其反动领袖蒋介石。共产党人警告说，作出任何代表蒋介石进行干预的决定，必然会使美国人卷入中国的一场内战。虽然延安声称它继续愿意进行抗日战争，但它强调说，‘如果像赫尔利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不肯悬崖勒马，那么中国人民就要给他们以应得的教训’……”
赫尔利咆哮起来：
“你的消息是谁提供的？”
“驻华海军小组组长梅乐斯将军。”魏德迈轻言细语地说。
如同中了一发冷枪子弹，赫尔利顿时被打哑了。话说不出来，连脑袋也垂了下去。
浮现在他的脑际的，却是三月份他和魏德迈以及梅乐斯都被召回华盛顿，然后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调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情景。
首先讲话的是这个会议的召集人：
“嗯，你们虽然分别代表着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但是我要说，你们在中国的一切只能代表美国，美国的对华政策。那么现在的情况呢？老实说，总统不满意，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满意，因为你们正在使用各自的手段，去赢得各自的系统的利益……”
赫尔利准备发言了。
在他看来，召集人警告的是魏德迈和梅乐斯而不是自己。因为海军驻华小组改称中美合作所以后，魏德迈曾提醒过他，“梅乐斯长期以来在这里像圣诞老人那样广为布施，如果美国公众知道我们向中国秘密警察头子戴笠经营的一个可疑的组织提供了大量物质而不问其用途如何，那的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而梅乐斯告诉赫尔利说，魏德迈之所以反对中美合作所，不过是由于他“受到了对东方人的一种偏见的影响。”其实，赫尔利早已从使馆人员那里获悉，梅乐斯不仅教会了国民党特务怎样使用毒药，而且和戴笠一起主持了对政治犯的审讯。由于梅乐斯的活动冒了过早地激怒延安的风险，赫尔利认为，中美合作所基本上已失去控制。
那么，借此机会控制梅乐斯，让他和他的中国式盖世太保统统隶属于驻华使馆之下，这便是赫尔利将要阐述的主题。
然而，抢先发言的却是魏德迈。他说话不多，但相当巧妙：
“召集人先生，我本人和梅乐斯将军并没有私人之间的不和或政治上的分歧。我只希望消除指挥系统受阻的现象，并确保一切资源都有效地用于抗日战争。谢谢！”
他的发言竟赢得全场一片掌声。
因为事情是人所共知的：
从海军驻华小组开始活动起，它在确保海军的物资供应能够顺利运进中国的幌子下，对国民党的大量援助便不受“租借法案”的约束和陆军的控制。其间，虽然遭到史迪威的强烈反对，但随着史迪威的下台，这些物资不仅通过海军从水上源源运来，而且通过海军陆战队，飞越喜马拉雅山，横穿刚刚竣工的雷多公路，从而使得这些物资的数量，由起初的每月几十吨猛增到现在的每月几百吨了。
关键还在于这些物资的用途。魏德迈的发言显然强调了这一点。
这一点却击中了梅乐斯的要害，以致他在站起来反驳魏德迈的时候，由于嗷嗷大叫而无法做到守口如瓶：
“老实说，中美合作所在中国享有独特的地位，只有它才能动员国民党政权的大部分力量。至于物资嘛，我和戴笠将军已经训练和装备了3万名游击队员，准备再来个6万名！蒋介石先生对我说过，如果中美合作所的地位有任何改变，或者活动遭到妨碍，那就会在中美关系上产生不良的后果，而这种不良的后果只会影响国民党，不会影响日本人……”
“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美国人！”召集人敲着桌子，打断梅乐斯的话说，“由于日本战败已近在眼前，中美合作所继续训练和装备游击队员的目的已不用另作解释，那就是，你们有效地帮助国民党进行了内战准备，甚至动用武器对付延安。这就不但有悖于现在的防止内战过早爆发以危害整个抗日战争的对华政策，而且，对于防止苏联进行干涉，对于战后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都造成了新的影响和障碍。”
有鉴于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
立即修改有关中美合作所的协议，把它置于美军战区司令部的领导之下。
想到这里，赫尔利忍不住在心头说：
“梅乐斯可以服从魏德迈，魏德迈也可以利用延安的警告来吓唬我，但是——”
他一下子抬起头，逼视着魏德迈：
“在延安声称的要给我以应得的教训之前，我发誓，我的矛头所指，永远是毛泽东！”
12
毛泽东依然是那身略显肥大的中山服。因为昨日才浆洗过的缘故，好多部位尚保留着新鲜的皱褶。不过，皱褶很快就被来自延安机场跑道上几股强大的气流吹乱了，当他朝着刚刚停稳的飞机迎上前去的时候，只是以手代梳，理了理过于蓬乱的头发。
舱门打开，先下来的是王若飞。
他站在成群的欢迎者前面，把参政员们介绍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张闻天、叶剑英、林彪、吴玉章、邓颖超、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杨尚昆……
介绍到黄炎培的时候，毛泽东突然笑道：
“见过，见过。十二年前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的会场中。”
黄炎培大惊失色道：
“好记性、好记性，要知道，那天的会场满满实实坐了两千人哩！”
毛泽东又笑了笑：
“是呀，两千人我记得清楚，可是现在几个人我反而数不过来了——不是说有七位参政员来延安吗，怎么走下飞机的只有六位呢？”
“哦哦，是这样的。”褚辅成解释道，“王云五先生昨夜忽患寒热，体温高至三十九度，故未能成行。他嘱我见到主席先生，还得代为致歉才是。”
毛泽东朝褚辅成拱手道：
“致歉？老实说，我们对他，对你们致谢还来不及哩！来不及怎么办？我看就这样办：我们先到王家坪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共进午餐，晚上再请你们出席中共中央为你们举行的欢迎大会。嗯，今天是7月1号，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四周年纪念日，你们的到来，为我们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这种气氛，六位参政员现在感受到了。感受的地点，不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简陋的礼堂，也不在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的欢迎声中，而在周恩来充满自信与坚定的欢迎词之中：
“我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六位在大后方为抗战、民主、团结奋斗多年的我们的老朋友。他们奋斗的业绩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因为不仅中共中央的同志，就是延安的人民，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共产党员和其他团体，对六位先生能冲破种种困难飞达延安，也表示亲切的欢迎，崇高的敬意。”周恩来转过身，向端坐在主席台上的参政员们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再转过身来，“自从抗战以来，我们党坚持抗战、团结、民主的方针，和敌后解放区全体军民八年来始终如一的和敌寇搏斗，曾经得到各位先生的鼓励与赞助。去年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方针后，也深得他们的赞助。特别是民主同盟诸先生，他们赞同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打倒日本侵略者——”周恩来提高嗓门道：“因此，中国抗战民主的事业，应该是中国人民自己起来解决的。我们相信六位先生求抗战胜利、谋全国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和我们一致的。中共中央的愿望——也就是全解放区人民的愿望，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我们希望六位先生把这个愿望带回给大后方各阶层的人民去！”
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来，持续着，直到周恩来走回座位，黄炎培登上讲台。
这位年近古稀的参政员，满面笑容，言词洪亮，全无旅途劳顿之色：
“我们此次来延安的主要目的——我把它叫做正目的——只有一句话：促成全国团结。我想，这不是少数人的目的，而是全中国同胞的目的。时至今日，环顾全球，一种新的趋势，正在日益增长，世界上每个角落，每个国家，都由分而合，走向团结，就是国与国之间也形成大联合，因此产生了五十国参加的旧金山会议。这是今后世界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哪一国家顺着这个潮流就有生命，反之，将会失去生命。事到如今，不容许中国不团结，而我们来延安就是想促成这个团结。”黄炎培笑口一开，愈发神采飞扬，“其次第二个目的——我把它叫做副目的——是想来延安看看，以实现多年的愿望。那么，我现在看到了什么呢？我看不到一块荒废的土地，看不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民。我看到了中共中央和政府领袖艰苦的生活，而老百姓的新建筑不断增多。主席先生在《论联合政府》里提出了共产党要实干的纲领，我可以作证，这不是一句空话。有一个延安的老朋友告诉我说，这边的政府，对于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和生命都是负责的。这句话使我很感动，因为政治上的事，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成功了！”
又是雷鸣般的掌声。第一个鼓掌，并且站起来鼓掌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道：
“你的讲话同样使我很感动。可惜我们的礼堂太小，延安广大军民无法听到你的声音，因此，我们决定，《解放日报》将全文刊登你今天的讲话。”
隔了三天，当毛泽东来到参政员们下榻的交际处招待所时，他的手里却拿着一张重庆的《大公报》。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是该报发表的社评，标题叫做《六参政员赴延安》。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嘛。来来来，我先念上一段。”
毛泽东朝围他而坐的参政员们点点头，然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诵读道：
“六参政员为什么去延安？其用心自在促进团结，同时也敦促中共参政员来重庆，出席本月7日开幕之第四届参政会。盛暑长途，六参政员不少高龄体弱之人，此行不易，而其热心国事，实至可感。我们切盼六参政员此行不徒劳，并略述我们的感想——”
褚辅成鸣冤叫屈道：
“高龄体弱不假，可是我们来延安的目的，任之兄已说得清清楚楚，实非什么敦促中共参政员来重庆呀！”
“精彩的还是这篇社评主笔大人的感想。”毛泽东朝参政员们摇摇手。继续诵读道：
“中央与中共间的商谈，绵延经年，其间经过。经几度公开，已为国人所共晓。其详细情节，不必备述，而最大的原则是，政府主张统一，中共要求团结。统一与团结，在我们国民的眼光看来，实在是并无矛盾冲突的一件事。我们一个最低调的看法，就是只要自己不打仗，只要自己不内乱，就是统一了。要团结，一个前提：必须妥协。谁都坚持成见，谁都要占上风，谁都不肯妥协，那还讲什么团结？”
“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章伯钧气喘吁吁地说，“中国固然需要统一，需要团结，但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保障统一与团结，就是说，统一与团结的前提必须是民主。”
“还应当有自由。”毛泽东补充道，“可是我们的主笔大人把我们去不去重庆的自由都剥夺了。你们听听这一段吧：‘为中共计，其政治主张，与其只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只在延安电台上广播，何妨来重庆在参政会席上发表，岂不更多一次发表政治主张的机会？这可算最低调了，为中共计，也还值得。再说六位参政员，殷殷而往，代表参政会的期望也代表人民的期望，为人情计，延安也该给他们六位一些面子，请几位中共参政员陪他们回重庆！’”
“乱弹琴！”左舜生一巴掌拍在膝头上，“早晓得《大公报》如此捕风捉影，胡说八道，我们索性就不来延安了。这下倒好，我们拍拍屁股可以走路，偌大一堆麻烦事儿却留给了你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道：
“事情没有这样严重吧。老实说，看了这篇文章，我不仅没有责怪主笔大人的想法，而且没有责怪人家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没有来过延安。既然如此，闭门造车的东西，总是有点儿走形的嘛。你们说是不是呀？”
“主席先生所言极是。”黄炎培频频点头道，“不仅如此，你的气度使我想到了自己的义务。因为我是来过延安的，后天返渝，也足有五日。而且所见所闻，诸如参观延安市容、供应总店、信用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考察减租减息、机关供给制，商品贸易、货币流通、扎工队的互助方式，以及访问劳动英雄，调查文化教育，尤以延安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无不勾起我奋笔疾书的冲动。所以我决计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延安五日记》。”
冷遹瞟了黄炎培一眼：
“写书是你自己的事。作为六参政员之全体，我们有义务、更有责任把我们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下来，把中共方面对国民政府的建议带回去，这就需要整理一个综合性的《延安会谈纪要》。主席先生，各位老友，你们如果同意我的意见的话，那么这份纪要是否最好请中共方面起草呢？”
回答他的，是整齐而响亮的巴掌声。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说：
“好哇，恭敬不如从命。今天我们就把会谈意见综合成文，明日请诸位共同审阅定稿。”
翌日下午，仍在交际处招待所这间简陋的平房，中共代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八人和六参政员团团而坐，时而欢声笑语，时而面红耳赤，反正各抒己见，求同存异，从而顺顺畅畅地诞生了这份正式文件。
延安会谈纪要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
来延六参政员和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方面之建议：
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和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
（1）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2）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
（3）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4）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
（5）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具体内容。
“剩下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们了！”毛泽东站起身，郑重其事地把文件交到褚辅成手里，“务请诸位把它代交国民党当局。”
年老体弱，昨日还显得疲乏不堪的褚辅成，此时竟挺了挺胸脯：
“主席先生放心，我们回到重庆之后，将集体面见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