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护国之役前后

程潜

一九一三年讨袁失败后，中国三大流域的各省，都已被袁世凯派遣爪牙盘踞，只有长江上游西南一隅，因鞭长莫及和兵力有限，尚未吞噬。虽然袁氏派陈宧率北洋军入川接管了川政，但云南仍是袁氏力所不及的地方，可以作为反袁起事的基地。我们认为云南有四个优越条件：（1）地处偏僻险阻的边区，在军事上扼险要优胜之势；且四川地方军队既杂又乱，陈宧一时统一不起来，可以作为云南的有力屏障。（2）云南两师陆军的素质，大大超过北洋军队。所有中下级军官，都是讲武堂的学生，学术优良，思想纯正。云南讲武堂是李根源筹办的，他曾邀集同学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等，参照日本士官学校教程，结合中国实际所需要的革命精神，认真训练和教育学生，造就了不少革命人才。（3）云南陆军所使用的军械，都是德国克虏伯厂的精良产品，是在清末以重价从德国购来的，其枪炮火力之强，超过南方各省的军队。（4）云南当时的几个主要当权人物，如唐继尧、罗佩金、殷承、叶荃等，原来都是同盟会员或者有革命倾向的人，如果袁氏称帝，我们可以成功地在云南组织起义，为全国倡。

及至一九一五年八月，袁世凯筹备帝制已达到紧张阶段。在北京，以筹安会为核心的一批人物，密电各地，策划如何组织国民代表团，如何指派劝进代表，如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闹得乌烟瘴气。我们在东京的欧事研究会同志感到，云南方面虽然联络得极好，但能否毫无阻滞地发动，还是没有把握。这时王九龄从昆明来，告诉我们，自陈宧率军入川后，云南全省大为震动，人们知道云南已成为袁氏的眼中钉、俎上肉，危险万状，因此群情鼎沸，军队反袁的情绪更高。王九龄谈到的情况，和我们此前得来的情况有些出入，不能据此决定行动。由于方声涛和云南的中级军官亦属师生，有许多社会历史关系，进行工作诸多方便，因此我提议请方声涛亲赴昆明一行，探明情况，进行联络，策动工作。大家同意这个提议，并且和方声涛约定了暗号，如联络策动有所进展，我们接信后就立刻回国共策进行。

在上海的策划活动

方声涛经上海、香港、越南，到达昆明。九月中旬，方从昆明来信称，“尚须多方调查”；十月初又来信称，“销路甚好”，十月十日来函，要我们速到上海面商。大家商量决定：我和李根源首先回国，其余同志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陆续回国。我和李根源两人于十一月三日由横滨坐邮船动身，两日多就到了上海。在船上遇见朱卓文，他把我们当作袁党，肆意谩骂一通，我们只好付之一笑。到上海后，我们受检查盘问比朱卓文还严，朱才恍然大悟。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法租界宝康里，方声涛则已于先一日至沪。他说：云南的两师陆军，团、营级的主要骨干，如邓泰中、杨蓁、刘云峰、华封歌、董鸿勋、黄永社、赵钟奇等四十余人，都力主反袁，跃跃欲试。他们同蔡松坡的情谊很深，听说蔡在京的寓处被搜，情绪十分激昂，已秘密派人赴京迎蔡回滇主持大计。我们听到方声涛说的这些情况后，立刻通知张孝准，要他积极与蔡联系，掩护蔡出京。此时，同云南关系极深的李烈钧，也从香港派人到云南联系策动。不数日，章士钊、耿毅、冷遹、程子楷等，都先后从日本回到上海。此时袁氏叛国称帝，人心丧尽，上海社会舆论反袁的情绪，已达极点。我们这些人先后聚集上海活动，虽然袁世凯的密探爪牙遍布上海，亟欲加害，但他们害怕强大的群众舆论压力，也不敢肆意下手。后来陈其美回上海和我们联系，并保证我们在上海行动的安全，我们也表示愿意和他合作，共同奋斗。

我们的发难基地和发难主力，自然专恃云南。但是我们必须在全国广大地区及早发动讨袁力量，发挥互相策应的作用，这一点，是在我们归国之后才逐渐想到的。我和李根源等商妥，重新规定行动方针：（1）全国各界人士，凡秉爱国热忱和救国愿望，挺身而出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者，我们都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2）国内平日与我们不同宗旨的党派，只要真心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我们也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3）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我们安排分配了一下各人的任务：耿毅担任北方同志的联络工作，熊克武回四川组织地方讨袁军，为云南主力军的向导；柏文蔚、钮永建、冷遹策划苏、皖、浙地方军队的发动，林虎担任广西的联络；李烈钧担任筹划粤赣军事；我和张孝准布置两湖军事及湘省义军的发动。并且相约：组织发动起来的力量有大有小，但是每个同志都必须努力去完成自己分担的任务，在反袁战线上尽量发挥作用。此时，我们又筹组了《中华新报》，从事反袁宣传。

不久我们得到确实情报，张孝准和蔡松坡联系极好，蔡已安全离开北京。一天，我和章士钊往虹口访谭延闿，就袁氏称帝的情形和全国反袁势力的壮大等形势告诉他，并且问他作何感想。谭说：“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应有的义举，我竭诚拥护，没有二心。但是袁世凯掌握强大兵力，我们手无斧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章士钊很客气，让我说话。我说：“反对袁氏称帝，办法是有的。事在人为，人苟不为，纵有办法，也是枉然。凡事不能只看表面，要看得深一些，透一些。袁世凯掌握着北洋军队和官僚集团的势力，外表强大，但他是不得人心的，内部又有众叛亲离的趋势，列强加诸袁氏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顺从民意，以民众的力量为后盾，只要一处发难，登高一呼，四方响应，袁世凯是可以打倒的。”谭延闿说：“你们回国活动，是仅仅激于天良血性的义愤，还是有点实力做后盾呢？”章士钊说：“既有义愤，也有实力。袁氏集团分崩离析，死在眼前。我们名正言顺，诛暴伐罪，这个号称拥有实力的独夫，是抵挡不住的。当然，反袁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大家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困难才能克服。”谭唯唯诺诺，说什么来日方长，可以从缓计议，谈话就此结束。我对谭还存有争取的一线希望，过了几天，又着人送信给他，说有要事相商，请他约期相会。谭对送信的人说，外边风声紧，要我们出入谨慎，并约了日期会晤。到了约定的日期，连人影子也找不到。第二天他打发人送来一信，说是“齿痛爽约，十分抱歉”。这天晚上我凑巧遇见黄梅生，黄告诉我，头一天他还和谭在“小有天”用餐，谭喝得酩酊大醉。我这才明白，谭怕革命不成，累及己身，所以用虚诈敷衍手段来应酬我们。我们也因之对他产生厌恶绝交之心。没过几天，我在霞飞路步行，谭在马车上发现了我，立刻下车，装出很亲热的样子，问我上什么地方去。我一本正经地说：“到同志处商谈要事。”谭说：“我是特地来拜访你的。”我说：“改日会罢！今天实在没有空。”谭说：“我到你的寓处等你回来。”我到圣母院路章寓谈话一个钟头，赶回接待谭延闿。此人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些革命形势，我留他午餐之后分手。

为了策动两湖的反袁力量，我趁在沪之便，进行了一些人事上的联系。黄梅生是同学黄恺元的兄长，在上海经商多年，夙著信用，两湖的革命同志大多跟他相识。有一次他在寓所设宴招待我，谈话间表示近来营业兴旺，颇有盈余。我说：“现在手边拮据，筹款很是为难。”黄梅生说：“你们的困难我深为了解，需要用多少钱，我可以尽力贷垫。”我说：“多多益善，但眼前急需动用的却不多，而且应该不妨碍你的生意才好。”黄梅生当即答应需款时随时垫付。我们在困顿中得此帮助，实不容易。我这时考虑，湖南同志中，冲锋陷阵、披坚执锐的人才是不少的，就是运筹帷幄、全盘指挥的领导艺术稍微差一些。我在癸丑讨袁之役中，认识了杨王鹏、廖湘芸两人，他们是蒋翊武的战友，辛亥年曾一同组织过武昌军队起义，有比较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们和李国柱、邹永成、龚铁铮、殷之辂、刘白等组织民义社，是中华革命党的一部分，但和陈其美一派有矛盾，不肯和后者同流合污。我约杨王鹏、廖湘芸谈过两次话。我心里明白，要他们一下子完全听我的话是不太可能的，但大敌当前，正义所在，争取他们合作，还是办得到的。我和他们第三次谈话时，袁氏帝制运动正紧张地进行，他们情绪激昂，表示愿出死力拥护共和，打倒帝制。我说：“你们的斗志坚决真诚，这是很好的。但我知道，你们从前所组织的炸弹队和暗杀队，在武汉、九江、扬州等处都遭到了失败，现在应该中止这种恐怖行动才好。”杨王鹏说：“请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你们到底坚持什么主义？”我说：“我们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至死不渝，不能节外生枝，立异标新。比方说，三民主义是海，我们和黄克强只能算是百川，而百川终汇于海。但是百川里面有一股浊流，孙中山无法澄清，我们也无法澄清，在一定时期之内，只好潜行不悖，相安无事。倒袁是我们目前的紧迫任务。袁氏虽然众叛亲离，成为全国民众的公敌，但毕竟不是赤手空拳可以吓倒的，也不是策动一部分军队，联络一批会党，占领一个据点，就能够把袁世凯打倒。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运用一个基本力量，建立根据地，影响各省，策动有倒袁倾向的军队。这样，袁氏在各省部署的暴力就会如汤沃雪，尽归消灭。你们回湖南去，预备如何着手进行呢？”杨王鹏说：“先在长沙、衡阳策动军队，树立义旗。”我说：“这是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克强进攻广东督署的复版。那次黄花岗之役，震动全国人心，为武昌首义之先导。但今非昔比，袁世凯更不同于清朝。长沙、衡阳是冲要地区，袁氏已布重兵，即令得到少数军队的赞助，发难侥幸成功，但离根据地过远，势难长久坚持。我的意见，应该从湘西宝庆边远地方着手，组织队伍，作为根据，等云贵军队出兵湘西，或者那时我由云南带领一部分军队回来会师，一同奋斗，才能恢复湖南。如果不按这个办法行事，冒险妄动，一定会遭到重大损失。”杨王鹏、廖湘芸满口表示愿意接受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们，他们在上海的费用和回湘旅费，我可以尽力支援。

当我布置湘事的时候，耿毅介绍袁乃宽之子袁不同和我见面，我问他袁氏称帝进行的情况，袁不同说：“一般走狗，不顾百姓死活，疯狂地忙着筹备大典，已定明年元旦唱大登殿。我情急万分，希望有人起义讨逆，我也可以从中做点小玩意儿给大家看看。”我说：“如果你能这样做，就是古人所谓大义灭亲了。请你与鹤生密商办理，我们坐听好音。”由此可见，袁氏的滔天罪行，不仅为国人所共弃，亦为宗族所不容。

有一天，章士钊告诉我，他想款待一下梁启超，请我作陪。我说：“在反袁不分党派的时候，我当然可以奉陪，听听他的议论。”十二月十九日晚，章设宴款待梁氏，我于六时先到章寓，梁启超随后也到了。泛泛应酬之后，我对梁说：“拜读了你的近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非常钦佩。”梁说：“我煞费苦心，改稿多次，现在发表的文章，较之原稿，倒是温和得多了。因为我不想牵累同党，所以发表文章，宁愿脱党。”他接着又发表了一大套反对袁氏称帝的言论。我说：“倒袁是不成问题的。重要的是，倒袁之后，应该有一个主义为建设国家之准绳，对袁氏所遗留的北洋军队要迅速收拾，这倒是两个极关重要的问题。”梁说：“现在不好刻舟求剑，因为剑虽沉沦在此地，舟是随时移动的，将来只好就事办事。”我因为此人善变，这次反袁的思想动机也不纯正，不好再作深谈。梁启超接着又替蔡松坡吹嘘了一大通。章士钊说：“大家都是相知有素的老朋友了。我们确信松坡是玉碎而白不移、金销而刚不易的好汉。”到此宾主尽欢而散。

由沪去滇及在滇的活动

我们从东京方面得到确实消息，蔡松坡将于十二月二十日以前抵达昆明，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在此之前必定到达，云南方面大约一星期之内即可举事发难。此时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虽然遇到国内外的同声反对，袁氏集团内部也意志行动不一，但筹安会和各省劝进团的猴戏还是在积极串演，计划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于一月一日登极。我考虑袁世凯帝制自为势在必行，因与李根源转赴香港，以便对广西作进一步的策动。

我们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乘邮船离开上海，二十三日抵香港，寄住跑马地。当晚，我们得悉：蔡松坡于十二月十九日到滇，二十三日即以唐继尧、任可澄的名义致电北京，对袁下最后通牒，令袁立即取消帝制，立诛祸首杨度等十三人，并限于二十四日午前十时答复，届时不得答复，便于次日宣告独立。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省宣布独立，唐继尧、蔡松坡通电正式讨袁，组织护国军。众推唐继尧为都督，任留守；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第一军出四川，第二军出两广，第三军为总预备军。

袁世凯对云南一隅发难，虽想采取迅速手段予以扑灭，但究竟路远阻隔，力不从心；且五国曾对袁氏提出缓行帝制的警告，现在云南生变，五国的警告更加振振有词。在此情况下，袁氏对外只好仍称“中华民国”，对内则改称“洪宪帝国”，手忙脚乱地于元旦日登上了独夫皇帝的宝座。袁氏称帝后，就派曹锟率第三师，辅以张敬尧所率之第七师，李长泰所率之第八师一部，会合陈宧所率之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旅，作为第一路，由四川进攻云南。又由马继增所率之第六师与第二十师、安武军各一部，从湘西地区进入黔境，作为第二路。再派龙觐光率济军一部，企图由广西进入滇南。

我和李根源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广西这时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护国大业既由云南首义，多数省份势必响应，只要广西起来，取得广东，就有组织革命政府、统一政令的必要。至于这个政府究竟采取什么形式、什么制度，则须事先和唐、蔡协商。因为这次发难，军事上比较单纯齐一，但政治上渗有进步党的力量在内，异常复杂，如果不事先协商一致，将来必然惹起纷争。（2）广西陆荣廷，对护国军的军事发展，关系至为重要。李烈钧率护国军第二军出广东，如果陆氏不表明态度，李部就无法通过桂省。因此，对于广西方面的策动，现在必须抓紧时间，大力进行。

这时恰好是新年，岑春煊由南洋归国过香港，李根源介绍我和岑春煊见面。岑身着热带短装，说话态度颇为爽直。我们向岑春煊介绍了敌我两方的形势和策动广西的计划。岑春煊和陆荣廷、龙济光旧日关系较深，他说：“陆干卿[1]素有正义感，反袁护国，他一定欣然响应。龙济光不知正义为何物，就利害来讲，他受袁氏的笼络太深，未必肯听我的话。如果干卿响应，大势所趋，或者可以把龙济光牵进来。目下还只能信使往来，看情势发展再定。”岑春煊表示拟回沪一行，再来港共同策进。李根源又说了些怂恿的话，岑都欣然接受了。

我认为广西的策动工作，今后可能比较顺利，便决定到云南去进行湘事。一月十三日，我和陈惟诚、林修梅、李仲麟、王祺、钟宪民等十二人由港赴海防，稽留三天，始得法人签字过境；经东京，三天始抵阿迷州（即开远），适同学何国钧巡视迤南，招待妥善。一月二十七日抵昆明，这一天贵州省宣告独立。贵州独立的成功，保障了云南侧翼的安全，增加了反袁的声势，振奋了护国军前线部队的士气。

我们到昆明后，住在迎宾馆，第二天见到了唐继尧，畅叙旧谊，意隆情笃。我们大大赞扬云南领导反对帝制再造共和之功。唐继尧说：“这次发难起义，以云南一省，对抗袁氏偌大力量，都是松坡前辈回滇提携之功。”我说：“师出有名，得道多助。斗争的胜败，不单纯取决于军队力量的对比，更重要的是人心向背。”唐继尧问到孙中山、黄克强的情况。我告诉他，孙先生现在日本指导革命工作，黄克强仍在美国，不久均当回国，共策进行。唐继尧又问到对广西的策动情况。我说：“林虎担任这一方面的工作，他到广西已有数月，据联系，策动顺利，十分可靠。上回我在香港看见了岑云老，他说，陆干卿有正义感，一定会实践诺言，响应独立，但龙济光热衷功名利禄，极不可靠，大概要等广西响应之后才能看到动静。”唐继尧说：“岑老的话是信而有征的。”我们又谈到上海郑汝成被暗杀和肇和舰起义的事情，我表示：刺杀郑汝成是恐怖的雪愤行动，肇和舰起义则是正当的革命斗争手段，不能以一时的得失来作出评价。唐继尧留我们吃饭，并表示为了交换意见，还要约我们深谈。

过了一天，唐又请我们去，他说：“贵州省刘如周本来相约同时起义，但是因为云南发动太快，贵州预备不及，同时袁氏曾答应给贵州一批饷械，需待到手之后再行发动，所以耽搁了将近一月。现在贵州省已宣布独立，刘存厚也可加入，虽然内部还有一些问题，但前方的军事行动还算顺利。”我说：“这是形势发展很好的标志。我听孙中山先生多次谈过，革命必须首立政府，树起义旗，才有力量和声威来号召全国。因为，立新政府，正是对旧政府的沉重打击。如果广西响应独立，因势取得广东，那么，组织护国政府，就是不可以须臾缓的任务了。”唐继尧说：“现在还只有云南、贵州两省，势甚单薄，待到多有数省响应，就好着手组织政府。你前天说，人心向背决定一切，这个意思非常中肯。辛亥年杨荩诚在贵州依恃洪帮，士绅反对，纷纷到云南来请愿。我率领滇军一营入黔，得到各界人士的帮助，很快就赶走了杨荩诚。要是杨荩诚真的没有丧尽人心，那么，我这一营滇军无论如何是敌不过他的。我想，人心向背，关系革命成败，我们必须恪遵这条原则。”唐继尧随后又问到湖南的情况，我说：“汤芗铭残酷屠杀人民，民怨沸腾，民变时起，湖南民党与汤誓不俱立，间有暴动。但是缺乏主力，发动起来不易久撑，更难扩大。”唐继尧说：“湖南地处冲要，对两广和滇黔来讲，军事战略意义极大，我们正应抓紧经营，以便减轻侧面的威胁。”我说：“因为湖南重要，袁世凯已令马继增的第六师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进兵湘西，想占先着。”唐继尧说：“如果你能回湖南，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能发生作用，对大局很有影响，我们一定竭力协助你。”

我们谈话后的第二天，李烈钧就跑来和我商量，说：“现在云南的军队已调拨殆尽，湖南地位重要，蓂赓[2]非常关心，想请你担任湖南招抚使，派兵一营作为卫队，让你到湖南发展。蓂赓特地要我来征求你的同意。”我当即表示：“护国讨袁，人人有责，无论大小任务，我都一定全力以赴，请你转达蓂赓。”第二天，唐继尧又约我谈话，他先从广西的形势谈起，说：“袁世凯想夹击滇军，监视广西，已命令龙觐光假道广西进攻滇南，一月间已有部分济军进驻南宁。龙觐光仗着和陆干卿的儿女亲家关系，长驱入桂。但陆干卿岂能让龙觐光平安通过，自取灭亡？他一定是诓龙部入桂，企图一举解决，然后响应独立，推动大局。”唐又把话题转到湖南的形势，说：“现在军队不敷分配，经营湖南是当务之急，我想请你担任湖南招抚使，已由协和[3]征得了你的同意。你回湘召集旧部，从侧翼牵制敌人，一定能够成功。”我说：“马继增率部进逼湘西已是事实，湖南人民反对帝制情绪日增，你派我回湘工作，我一定竭力以赴，共襄护国大业。陈惟诚熟悉湘西情况，请你委派他为副使。”唐继尧当即允诺，并称一切公文和卫队调拨，要参谋厅速办，好让我们早日启行。我请唐委派林修梅为参谋长，李仲麟为总务处长，王祺为秘书长，唐继尧悉准所请。二月一日晚，唐继尧在五华山都督府设盛宴替我们饯行，我和陈、林、李、王一同赴宴，席间互相祝酒，情绪热烈。唐继尧说，如在中途遇到困难，已电刘如周协助。我们于二月三日离昆明，唐继尧派唐继虞率卫队送到郊外，互道珍重而别。

在滇黔道上及入湘后的初步部署

从昆明到贵阳，计有二十站的路程，按例需二十天才能到达。经过十多天，跨过著名的打铁关，再经安顺，数天之后，我们便到了距贵阳不远的阳明洞。刘显世派了参谋长、我的同学韩凤楼先期来阳明洞迎接我们，相见甚欢。

二月二十三日到贵阳后，我即赴都督府和刘显世见面。刘五十多岁，精神饱满，谈吐风趣，历述袁世凯称帝的百般丑态。刘问我们上海的情况如何，我就把郑汝成被杀、肇和舰起义、南北各省激烈反袁的情况告诉了他。我说：“护国起义，滇黔合谋，再造共和，人心归往。现在众志成城，士气昂扬，胜利之期，指日可望。”刘显世谦逊再三，说：“贵州地瘠民贫，力量单薄，所恃人心一致，将士用命，得以宣告独立，响应护国义军。现在贵州的军队已分作两部：一部由戴戡率领，出松坎，协助滇军作战；一部由王文华率领，出湘西，现正在湘黔边境与袁军对峙。据报军事情况都还顺利。”我说：“湘西地势险要，民情强悍，只要组织和领导得宜，就能够发挥潜力，可为义军之助。”刘显世说：“湖南为革命策源地，人才济济，这次护国反袁，全省人民当然同声奋起。你回去登高一呼，必能发生重大作用。我们湘黔一家，应该团结一致，战胜敌人。”我说：“义军初起，从表面的兵力来看，是彼众我寡，但从实际的人心来看，则是彼弱我强。全国人心在我们这边，胜利定然在我们这边。你主张湘黔团结，我极端拥护。”当晚，刘显世用贵州特酿茅台酒替我们接风；第二天，又正式设宴招待一行同人，我和陈惟诚、林修梅、李仲麟、王祺等赴宴，刘热情款待。席间，刘问起湖南革命党的情况，我说：“癸丑之役后，袁世凯派汤芗铭督湘，屠杀了杨德邻、易宗羲、文经纬、伍任钧等同志。去年帝制发生后，汤芗铭极力附和，遥跪称臣，更为人民所切齿。革命同志情绪激昂，但是没有中心力量做骨干，所以屡起屡败，但他们出生入死的精神，实在是值得称许的。”刘表示赞叹，又问及我们回湖南时预备执行的招抚计划。我说：“回湖南后，以一月为期，统一湘西。以湘西作为根据地，一面改编地方守备部队和编练地方团队，使它能够确实具有牵制敌人的力量，一面组织和训练民众，反抗袁军，使敌军处处感到困难，我军处处得到便利。湘西统一之后，准备进一步占领宝庆，整理财政，改善交通。那时广西肯定已经独立，我们就可以依靠湖南民众的力量，西与黔合，南与桂联，把汤芗铭驱逐出湘。”刘显世说：“我非常赞成你这个办法，我当尽力支援。”我提出随行人员颇多，开支较大，请他支援两万元。刘满口承诺，并嘱军需局立刻送交行营备用。

这天宴毕归寓，我们即商定招抚计划大纲和招抚宣传大纲。

招抚计划大纲的内容是：（1）以发动湖南民众拥护共和、诛讨袁世凯为目的，摧毁袁氏的反动行政机构，改为护国行政机构；（2）策动起义之县，由该县民众选择素孚众望的公正人士担任县长，受招抚使之指导；（3）起义县得组织保卫地方的团队；（4）起义县的民众必须宣誓拥护护国军，反对袁家军。誓词如下：不为袁军作向导，不为袁军作侦探，不为袁军作运夫，不供给袁军需要物资，不供给袁军米油蔬菜，破坏道路桥梁，夜间虚设疑兵，隘路设路障，污浊饮水井，对敌谎报军情；如违背誓词，愿受公众的严厉制裁。

招抚宣传大纲，列举了袁世凯十项滔天罪行：（1）擅变国体，逆谋称帝；（2）独裁专制，蹂躏民权；（3）出卖祖国，出卖主权；（4）挟持武力，荼毒人民；（5）滥借外债，扩充私军；（6）奖掖奸贪，阻遏民生；（7）制造恐怖，屠杀民党；（8）滥发公债，流毒社会；（9）摧残教育，作法愚民；（10）横征暴敛，殃民祸国。

这两个大纲此时都是草稿，以后还作了一些修改。

我们在由昆明前往贵阳途中，正是护国军和袁军作战紧张的阶段。蔡锷所部之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在四川叙府与袁军伍祥祯旅接触。伍是云南人，没有进行顽强抵抗就往后撤。第一梯团于一月二十一日克叙府，取得首战的胜利。

二月中旬，曹锟率第三师和第七师集中重庆。下旬，在泸州附近集结的袁军有：张敬尧第七师，吴佩孚一旅，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旅，川军周骏一师。护国军和袁军的战斗，至此开始转激。鏖战两旬的结果是，张敬尧的第七师伤亡枕藉，吴佩孚的军队尸横遍野。当然，护国军也有相当的损失，兼以部队长途行军之后投入紧张战斗，体力疲惫不支。此时，袁军第八师的王汝贤旅驰赴增援，护国军方面的援军未到，三月七日刘存厚的川军溃败，蔡锷乃下令护国军从纳溪后退一程。冯玉祥率部最先进驻纳溪，受到袁世凯“忠勇奋发”的嘉奖，得封三等男爵。蔡部既从纳溪后撤，戴戡所率的黔军也从綦江退出，以便同时整顿，准备再攻。曹锟根据护国军后撤的军事行动，大加渲染，向袁世凯报捷。龙觐光这时在广西进驻剥隘，放肆扩军。第六师周文炳在湘西不发一弹攻下了麻阳。袁世凯一看风势，认为时机好转，打消了原拟缓办帝制的主意，又积极筹备改元登极。以上是我们在滇黔途中得知的一些情况。

我们是二月二十七日离贵阳向镇远前进的，三月七日到镇远，十日遇见龙启缙、彭关和二人。我问他们：“你们预备到哪里去？”回答是：“由长沙动身急行而来，到云南请愿，请云南派军队支援湖南。”我问：“长沙情况究竟怎么样了？”彭关和说：“汤芗铭杀人如麻，民党在平江、浏阳、衡阳起义，都被汤芗铭屠杀镇压。长沙的陆军监狱关满了‘嫌疑犯’，浏阳门外刑场上日夜听见枪声。杨王鹏等忍不住，纠合一些同志图谋逐汤。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杨王鹏、殷之辂、龚铁铮等得知露了风声，就带领一百多人进攻将军府，结果被卫队阻击没有成功。杨王鹏等为首的九个人和一百多同去的人全部被擒。杨王鹏等九人被挖心割首，悬街示众，其余一百多人都被汤芗铭斩尽杀绝了。”我听到杨王鹏等壮烈牺牲的消息，万分哀痛。我说：“烈士们为了革命，为了反对帝制，保卫共和，赤胆忠心，奋斗到底，贡献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只有继承先烈的遗志，继续奋斗。你们两位如果愿意随我一起回湖南工作，就不必再到云南请愿了。”龙启缙、彭关和两人欣然应允，随我们一道前进。

在镇远，为了便利工作，先派第二班工作人员回湘布置。三月十一日由镇远起行，行数日，到了湘黔接界处的晃县，护国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我和陈惟诚一起去拜访王文华。王文华行动活泼，应对敏捷，是一个勇敢有为的青年。他向我们介绍了前方的军事情况：袁军一部于几天前占驻麻阳，随即停止前进，现在两方处于按兵不动的对峙状态。据确实情报，袁军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突然自杀，原因没有探明，继任师长是周文炳，军心惶恐，士气很低。我说：“马继增死得扑朔迷离，原因可能很复杂。临阵丧失主将，继任的人表现行动迟滞，这也是常情。”我们又谈论到军事部署问题，我向王文华建议：贵州军队习惯山地战，湘西山势起伏，正好利用地形，多设疑兵，以分敌势，然后设险置阻，集中精锐力量截击敌军，一定能给敌军以重大杀伤。又说：“湖南地处要冲，我们必须倾全力进行工作。从积极方面来讲，我们应该立刻着手编练地方军队和地方团队，明目张胆对抗袁军；从消极方面来讲，我们应该向民众宣传，不替袁军服务，要给袁军制造各种困难。”王文华对我的建议表示赞成，说：“你的这一套办法，由地方组织民众来办比较容易，由军队直接办就有许多困难。我率领的只不过是少数黔军，要取得胜利，还需黔湘两省人士精诚团结，一致对敌。现在湖南已有一部分军队暗地里和我接洽，我建议你早点招抚他们，改编为护国军，以归划一。”我说：“现在应该以前线作战为主。这些军队如果归我招抚改编，正名定分之后，我只担负筹备薪饷和军用物资的责任，至于作战，还是由你统一指挥为好。”王文华说：“军队管理自有定规，指挥作战，不过是暂时权宜的事。”我说：“军队统一之后，都是护国军，就不应再有省界的分别。我想两三天后到靖县去开辟工作，希望你多联系指教。”王文华热情谦让，我和陈惟诚即行告辞归寓。陈惟诚表示愿意到凤凰，策动田应诏，并到永顺一带组织民团，牵制袁军。我同意了陈惟诚的行动计划，并决定自己移驻靖县，招抚辰、沅、靖、邵各县守备部队，整顿民团。送别了陈惟诚，我即率本部人员、卫队，三月二十三日由晃县出发，经天柱县于二十五日抵靖县。

靖县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这里西通贵州的镇远，南达广西的柳州，东边靠近宝庆，北边邻接辰沅。利用靖县作为立足据点，不但利于经营湘西一隅，而且便于规划湖南全局。我这时考虑，招抚工作的第一着棋，就是摧毁敌人的政权，建立护国政权。于是决定招抚使署加设民政处，以秘书长王祺兼任处长，专门办理民政事宜。这时，前靖县知事早已闻风远飏，征得该县人民团体的同意，委任了黄履安为知事。本县人做本县的知事，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一时传为美谈。

我们进入湘境以后，新化县的陈光斗、邵阳县的胡兆鹏、武冈县的谢宝贤、凤凰县的刘光莹、溆浦县的舒绍亮、靖县的申建藩、麻阳县的米子和、芷江县的杨玉生等人，都先后前来联系。我对这些人，包括在镇远路遇的常德龙启缙、长沙彭关和，都推心置腹地交谈意见，分析形势，并且都分配了具体任务，使招抚工作一步一步地开展。这时，代理守备司令周则范来靖，表示诚心受编。周所率的守备部队五个营，编制较一般陆军小。我便将卫队一营，与之合编为一旅，任周则范为旅长，朱泽黄、苏邦杰分任第一、二团的团长。部队编制的缺额，另募新兵训练，陆续补充。守备营改为正式陆军，官兵都很兴奋，士气高涨。派赴各县进行招抚工作的人员，此时纷纷呈报各地响应护国义军、树立革命旗帜的情况。湘西镇守使田应诏，也来电表示拥护护国军。到四月十日为止，湘西地区除常德、桃源、沅陵、辰溪、古丈、麻阳六县因驻有袁军未能响应外，其余二十一县都已宣布反袁独立。盘踞湘西的袁军，受到各县人民的包围，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军心大起恐慌。我将以上情况，向云南唐继尧作了报告，并通报于川、黔、桂各友军。

反袁胜利声中的问题

上边说到，三月七日，蔡锷下令护国军从纳溪后撤，袁世凯闻讯，欢喜不置。可是，到了第二天，三月八日，桂军一举将龙觐光的军队全部缴械，这就等于给袁世凯迎头浇了一盆冷彻骨髓的冰水。紧接着，三月十五日，陆荣廷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就任广西都督兼护国军两广总司令。三月十七日，蔡锷率护国军向纳溪全线猛烈进攻。这又是给袁世凯的两个接踵而至的沉重打击。

广西的独立已经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为什么待到云南起义八十多天之后，才见诸行动呢？这里头有一段曲折的斗争过程。首先，云南起义后，袁世凯派遣两个兵团由川湘两路进攻滇黔，想用快速手段扑灭滇军。袁世凯担心两个兵团不能解决问题，曾于一月间征求陆荣廷的意见，拟派北洋军两师过桂攻滇，希望得到陆荣廷的协助，陆荣廷以广西军民反对为词予以拒绝。袁世凯未便勉强，就改用拥有地方实力的原云南蒙自土司龙觐光组织攻滇军，企图利用龙陆儿女亲家关系，令龙觐光从广东假道广西攻滇。这明明是一条假虞灭虢之计，并且含有借龙觐光监视陆荣廷的恶毒深意。陆荣廷心里明白，诈称承诺。二月间，龙觐光从龙济光的济军中抽调三千人作为基干，开赴桂滇边界，并从边界游民中招募四千人，仓促编组成军。袁世凯于二月八日封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并任云南查办使之职。陆荣廷派了他的儿子陆裕光率领精锐，名为协助龙军，实则暗中监视，待机而动。三月七日，袁世凯用调虎离山之计，任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任师长陈炳焜护理广西军务，借陈制陆。陆裕光于三月八日由龙军内部发动，在剥隘附近将龙觐光编组的乌合之众全部缴械，龙觐光父子也成了俘虏。这件事，说明陆荣廷的用心深远。其次，袁世凯想做皇帝，他的内心秘密是不轻易向外人泄露的，即使对于平日和他共事之辈也讳莫如深。因此，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部署，只是由袁克定和筹安会的一批小丑们经办。这就使得袁世凯的军政核心集团，发生了无法弥缝的裂痕。陆荣廷看准了这点，就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势力，和冯国璋暗中结合，遥相呼应，予袁世凯以沉重压力和致命打击。最后，陆荣廷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也是发意颇早的。有人说陆荣廷是土匪出身，据我所知，陆荣廷的出身还是清白的。他在年轻时代，激于爱国热忱，反对外国侵略，曾杀死法国传教士，因而被迫为“匪”。受招安之后，陆荣廷一直为清朝官吏所排斥，待到岑春煊督粤，才以乡谊关系得到提携。护国反袁，陆荣廷先是容纳了林虎的进言，继而接受了岑春煊的劝告，然后又延揽梁启超赴桂共策行动。因此，在广西独立的复杂斗争中，应该承认陆荣廷所起的作用。

与广西独立的同时，蔡锷所率的滇黔护国军发动了全线的猛烈进攻。这次军事行动的特点是：部队经过休整，体力大增；后方增援部队到达，陆续投入战斗；广西宣布独立，加大了革命声势；民众热情拥军，鼓舞了军心斗志。激战七昼夜的结果，袁军全线崩溃，护国军占领了纳溪、江安、南川、彭水、綦江等要地，袁家军的两张“王牌”张敬尧部和吴佩孚部伤亡惨重，溃不成军，抱头鼠窜地退回泸州，如果没有袁军第八师的王汝贤旅上前掩护，张、吴两部很有可能全军覆灭。曹锟无法掩饰败绩，只好据实上报，请求迅速增援。袁世凯罗掘俱穷，派不出援兵，利用双饷双薪，高官厚爵的办法，怂恿前线官兵残部继续替他卖命送死。但是这个办法不灵，挽不回前线官兵厌战畏战、离心离德的颓丧情绪。

前方败讯纷至传来（第一路在泸州败绩，第二路在湘西受到包围，第三路龙觐光部被全部缴械），北洋派内部的分裂又接踵爆发。由袁世凯一手培养提携、取得心腹重任的冯国璋、李纯、靳云鹏、陈宧、汤芗铭等，这时看到袁氏称帝，人心丧尽，举国反对，如果支持袁氏蛮干下去，势将触及己身的存亡，因此就有所谓五省将军联名通电请求袁氏撤销帝制、惩办祸首之举。这个通电，借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告密，故意透露给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有如雷轰电殛，吓得魂飞魄散。在全国人民同声反对、前方战事节节失利、北洋内部离析分崩的情势下，袁世凯迫不得已，作急转直下的收场，于三月二十二日声明撤销承认帝位案，复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并指使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对护国军诱劝议和。徐世昌以国务卿的身份，同起义各省打交道，受到冷嘲热讽和无情讥诮，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改变手法，将议和与停战分途进行。议和属全国性，由冯国璋从中斡旋商办；停战属地方性，由张敬尧与蔡锷直接商洽。蔡、张洽商的结果，取得协议，从三月三十一日起，到四月六日止，停战一星期，期满可再延长。

停战协议生效的次日（四月一日），袁世凯用徐、黎、段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了和议条件六项：（1）滇、黔、桂取消独立；（2）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3）三省新兵一律解散；（4）三省派往战地的兵一律撤回；（5）三省自即日起不许与官兵交战；（6）三省各派一人来京商筹善后。袁世凯俨然以战胜者的要求，以中央对地方的命令口吻，向护国军提出如此无理的条件，遭到了护国军的痛斥。

四月十七日，护国军提出六项条件：（1）袁世凯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2）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3）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元，应查抄袁世凯及帝制祸首的财产赔偿之；（4）袁世凯子孙应三世剥夺公民权利；（5）依照约法，推黎元洪副总统继任大总统；（6）除国务员外，中央行政人员照旧供职。关于军队驻地，必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统一指令。袁世凯这时明白大势已去，但还想利用冯国璋所提倡策动的“南京会议”，来保持自己的总统职位。

这时的护国军方面，存在着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是领导人物的问题，另一个是根据地的问题。

本来，滇、黔、桂三省独立起义，在军事上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云南首张义旗之后，贵州将近一月才开始行动，广西则行将三月始告独立。在政治上则鱼龙混杂，几如一盘散沙。这次反袁护国，国民党和进步党都参加了，领袖人物人体上可以分为三派：一派以梁启超、蔡锷、刘显世、戴戡为代表，这是进步党的头面人物或后台的有力支柱，他们是不会接受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的；一派以唐继尧、李烈钧、罗佩金、陈炯明、朱执信为代表，这是国民党的骨干，他们是不会迁就进步党的改良主义的；一派以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为代表，这些人思想保守，又因梁启超参预了广西独立，所以这一派接近进步党的改良主义。三派人物的政治信仰不同，意志歧异，要从中拥戴一个人出来领袖群伦，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而且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或以身临前线，担任指挥，或以督理军务，运筹补给，颇难调动。当时有人提出请孙中山先生出来主持，但党派混杂，心志不一，就令中山先生出来，也是难收驾驭节制的实效的。

再说根据地的问题。滇、黔、桂起义，扼据险阻，从军事战略上来看，作旷日持久之计，的确有一定的价值；但三省僻处西南一隅，交通阻滞，很难发挥更大的动员号召作用。如果护国军能取得广东，并以广东为根据重地，那么，川、滇、黔、桂、粤联成一个弧形，政治声势就完全改观了。

广东为龙济光盘踞已久，这时实际上已经陷入反袁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进步党人徐勤、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等在肇庆；三水等地树立护国义旗；国民党人陈炯明、朱执信、邓铿；叶夏声等在东江惠州、潮州一带组织护国义军；林虎、黄明堂、李福林、马伯麟等在南路高雷地区成立讨袁军队；此外还有一些县市的民军闻风兴起，这些民军一般都掌握有从港澳秘密运来的步枪和木壳枪，力量较大。三月下旬，陆军团长莫擎宇在潮汕宣布独立，钦廉镇守使隆世储继起响应。这时，龙济光一面在广州观音山构筑工事，企图顽抗，一面沿铁路北上至韶关一线部署军队，预为后撤之计。广西独立后，陆荣廷给龙济光打了几个电报，促龙迅速行动，并称将率部入粤援助民军。龙济光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就制造了准备独立的烟幕弹，希图麻痹群众、缓和民军的进攻，同时密电袁世凯派兵来粤，镇压革命势力。袁世凯令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驻沪第十师南下。不料袁军还没有开拔，四月四日，广东军舰江大、江固、宝璧突然起义，响应独立，与民军联合，声称要进攻广州。龙济光慌了手脚，向袁世凯请示，袁世凯电令龙济光“独立拥护中央”。这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明眼人一看就知，但龙济光竟也假戏真做，于四月六日宣布广东“独立”，改称都督，并贴出告示限制民军行动，“如有不逞之徒扰乱秩序，定当依法惩办”。四月十二日，龙济光以停止党派争端、停止民军进攻省城、讨论民军与警卫军合作等问题为名，在海珠召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开会。会上，龙济光指使贺文彪提出建议：取消民军、护国军名义，归并于警卫军。正在辩论这个建议的时候，警卫军统领突然开枪，击毙了陆荣廷代表汤叡、海军司令代表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商会会长吕清等多人，造成了有名的“海珠凶杀案”。

有的人责怪陆荣廷对龙济光一味示弱，姑息养奸，甚至怀疑陆想保留龙这一股势力，用来对付广东的民军。平心论事，这种责怪和怀疑，都是不公允的。龙济光盘踞广东三年，已经组织和训练了大部私人军队。陆荣廷的左右，例如莫荣新、韦荣昌、黄培桂、林俊廷、沈鸿英、贲克昭、陆裕光、陈坤培、马济等将领，都是从防营提拔上来的；这些人的脑筋比较顽固守旧，他们训练部队时墨守腐朽陈规，加以军队的编制小，装备劣，战斗力是不强的。如果把龙、陆的军队作一个对比，那可以说，一个是半斤，另一个是八两。陆军要战胜龙军，实在没有多大把握。因此，龙济光宣布假独立的时候，陆荣廷不惜虚与委蛇，多方迁就，心想推戴岑春煊出来，统一两广，对龙济光或可潜移默化，消隐患于无形。等到“海珠凶杀案”发生，陆荣廷恼火了，他和梁启超赶到梧州，倡言要用武力解决。但是，经过张鸣岐的斡旋，龙济光又亲往求情，并答应以肇庆作为西南政府的驻地，陆荣廷遂取稳重态度，取得和平了局。那个时代的陆荣廷，只有那么宽的眼界、那么高的见识、那么大的力量，又怎能对他苛责苛求呢？

在湘西举起反袁义旗

我这时在湘西的招抚工作，已经收到一定成效。群众起来了，全国反袁形势发展，湘西地区有组织的群众和地方民团力量也随着不断壮大。袁军第六师师长马继增自杀，继任的周文炳又因得了精神病而撤职，齐燮元当了第六师师长。这个第六师，加上第二十师，再加上倪毓棻所率领的安武军，本来是袁世凯部署的一个大兵团，用来包围、消灭滇黔护国军的。但是，奇怪得很，这一路荷枪实弹的大兵团，逍遥辰沅，经时三月，行若无事，根本没有打仗的意图。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说穿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一部分军队本来从属于冯国璋系统的李纯部，他们的头子对袁世凯的前途已经丧失了信心，晓得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替袁世凯卖命殉葬呢？

湖南人在汤芗铭的压迫下，反袁情绪越来越高，议论纷纷。有人说：反抗袁氏暴政，是深明大义的湖南人应有之举，不须招抚。有人说：程潜回湖南组织护国军，我们极端拥护，如果畏首畏尾，坐失良机，前途就未可乐观了。有人说：招抚是对敌方的说法，如汤芗铭那些人，招之未必肯来，即令肯来，他又要做都督，我们老百姓还是要长久遭殃。我听到这些来自群众的舆论，五中震动，益发感到责任重大。我把这事和参谋长林修梅商议，林修梅说：“万事齐备，缺少东风。”我说：“我倒是不愁兵力过少，依我计算，至少可以有一万多军队归我们掌握了。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名义，这个名义如何产生。”我们考虑再三，决定于四月二十六日在靖县召开护国军湖南人民讨袁大会，在会上宣布湖南独立，推举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新化陈光斗、长沙李仲麟、邵阳胡兆鹏、黔阳胡学藩、衡阳王祺、靖县申建藩、常德龙启缙、溆浦舒绍亮、芷江杨玉生、武冈谢宝贤等，作为大会发起人，李仲麟为大会筹备处长。此时，长沙、衡阳、宝庆等县来靖县的已有三十人，于是通知没有代表在靖的各县，请他们速派代表一人于二十五日来靖县报到。到二十五日止，全省到达靖县的代表有四十八个县。

二十六日，护国军湖南人民讨袁大会在靖县公署开会，推举陈光斗为大会主席，李仲麟为副主席，王祺为秘书长，并通过大会议程：上午讨论袁氏叛国、湖南响应云南首义、宣布独立案，下午讨论推举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案。上午陈光斗致开幕词后，各县代表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历数袁世凯称帝卖国、荼毒人民的滔天罪行，并表示湖南独立反袁的坚定意志。大会作出决议，略谓：自袁世凯专政以来，我省地当要冲，人含痛苦，三湘九澧，久已不见天日。上年日本乘欧战勃起，攘夺胶州，无端提出亡国条件，独裁政府束手无策，惟知出卖主权。凡有血气之人，莫不义愤填膺，愿与独夫偕亡。外交失败之余，不思痛改前非，公然卖国筹安，妄图变更国体，以遂其祸国殃民之私。是以去冬云南护国兴师，今春黔、桂响应。袁世凯驱北洋虎狼之众，三面进攻云南，终于剥隘全军被俘，纳溪师众败北，始知崩溃在即，自愿撤销帝制，逆诈求和，企图保持名位，喘息时间，以为卷土重来的张本。此等奸谋，肺肝如见。我湖南人民，忠诚卫国，义不后人，决议同心同德，响应云南，自即日起宣布独立。凡袁世凯所任官吏，一律视为逆党，立予摈弃，为维护共和、殄除国贼而奋斗。

下午，李仲麟说明推举总司令案，与上午决议湖南宣布独立、维护共和案是相连的：欲维护共和，就必须独立，欲殄除国贼，就必须组织军队，指挥这些军队，就必须推举一位总司令。李仲麟建议：程潜招抚使是老同盟会员，众望所归，我们推举他总理全省军务，请大会讨论。这时全体代表一致赞成，决议公推程潜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授予讨逆职权，务希统率湖南所有军队，殄除逆贼，以竟全功。大会最后还通过了致云南、贵州、广西各省都督、总司令的电文。这次会议，在形式上虽然只有四十八县的代表参加，实际上已代表了湖南全省人民的意志。

四月二十八日，我在靖县就护国军湖南总司令职，宣布湖南自即日起独立，誓师讨袁，凡袁世凯所任命之湖南官吏，立予摈弃。

护国军在肇庆设立军务院，以及浙江、山东、陕西等省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虽然对袁世凯是直接间接的打击，但还没有使袁氏死了那颗保住总统职位的贪心。袁氏此时还认为他的北洋军队实力雄厚，可以当作一份拼死挣扎的本钱。前此三月间，冯国璋等五将军请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有意泄露于袁氏，袁已于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将帝制撤销。但是，形势一天一天发展，这些将军们看到，反袁怒火已成燎原之势，首恶不去，天下汹汹，将集矢于将军们自己身上。因此，冯国璋发出铣、宥两电，委婉其词，劝袁世凯退让，敝屣尊荣。此电一出，所有北洋军队的高级将领，都电请袁氏退位让贤。冯国璋在宥电中，直截了当地说到当时的状况：北洋军队毫无斗志，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国家外交走投无路，人民反抗怒海狂涛。如果长此迁延，各方动摇，浸至交通断绝，孤立寡援，必将陷入不堪设想之境。袁世凯接到这些亲信部下的警告，恐慌万状，始知内部崩溃，实在没有办法维系挽回。

五月二十二日，四川将军陈宧，宣布四川独立，与袁世凯脱离关系。对于谲诈自用的袁世凯，这是意想不到的晴天霹雳，是迎头猛击而来的一记“闷棍”。

驱逐汤芗铭

五月二十九日，湖南将军汤芗铭宣布“独立”，声明和袁政府脱离关系。

汤芗铭是什么样的人？

汤芗铭就是众所周知的、杀人如麻的汤屠户。一九一三年汤以查办使督湘，三年之间，用惨绝人寰的血腥手段，屠杀了大批的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被称为袁世凯手下的头号刽子手。当袁世凯肆无忌惮地筹备帝制运动时，汤芗铭怂恿劣绅叶德辉以湖南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发起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制造舆论，表示拥护，并上表劝进，电中有“芗铭所部，为王前驱”之语。他亲率全体文武官员及“国民代表”北面长跪，“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由袁册封他为“靖武将军”。

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人物，怎么忽然间又闹起“独立”来了呢？说穿了，只不过是“投机”两字。他的靠山主子袁世凯要垮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绝境面前，汤芗铭这个袁世凯豢养的忠实鹰犬，只好取巧投机，依赖一些复杂微妙的关系，走上了背离袁世凯的“独立”道路。

四月间我们在靖县宣布湖南独立时，已有四十八县响应。五月中旬望云亭在湘南宣布独立，又有十来县响应。长沙周围的重要县分，在二月间早有一批英勇卓绝的民义社党人纷纷起义（湘乡有刘重，平江有彭泽鸿，益阳有邹永成，宁乡有廖湘芸）。因此，汤芗铭实际上是处于反袁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但他盘踞省会长沙，假托这个政治中心来宣布“独立”，还有一定的价值。此外，直接或间接促使汤芗铭采取“独立”行动的，还有一些复杂微妙的社会政治关系：（1）汤芗铭和黎元洪有旧交情，袁世凯垮台，黎元洪势将继任。汤芗铭一方面参加冯国璋的南京会议，置身于五将军之列；一方面极力拥护黎元洪，接近西南护国军方面。陆荣廷因此电劝汤芗铭及早独立，并且保证他原有的地位。（2）汤芗铭的长兄汤化龙，是进步党的首领之一，与谭延闿交谊极深。由于汤化龙的斡旋媒介，谭、汤得以弃怨合作，并由谭推荐国民党军人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赵、陈二人，民国二年曾被汤锁解赴京办罪，后由蔡锷保释）、陈嘉祐等，为汤芗铭练兵保镖，压制民党的反对行动。（3）汤氏弟兄处心积虑，通过进步党的关系，运动蔡松坡出面调停。蔡松坡于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复陈宧的电报中提到：“铸新（汤芗铭字）在湘舆情极不洽，纵独立揭晓，亦恐不免冲突。弟曾迭电湘中健者，务与铸新互相提携，力戒龃龉。现济武（汤化龙字）既赴湘，更可望水乳，此不独湘局之幸也。”蔡松坡这封电报，偏袒汤的意旨颇浓，但也反映出蔡松坡心中有数，晓得汤芗铭在湘极其不得人心，因此和汤化龙都曾直接插手进行弥缝补漏的调停工作，使汤芗铭能免于“冲突”、“龃龉”，进行“独立”活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蔡松坡强调护国反袁大业，关心湘局，的确未可厚非；汤芗铭终于“独立”，客观上对促成袁世凯反动统治的崩溃，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汤芗铭满手鲜血，罪恶滔天，要使“湘中健者”与之“互相提携”，和得到湖南人民的谅宥拥戴，则是难而又难的。

我们在靖县经营一月，建立了根据地，收编了矿警和一部分民军，编为第二旅，令驻新化县加紧训练。同时，我们又着力整顿民政，革除积弊，废止袁世凯政府所颁布的反动法令，使湘西人民能够吞吐民主空气。

五月三日，我们离开靖县，路过绥宁、城步，每县都花了两天时间视察，因为时间仓促，只是走马看花。在武冈时，我请了刘泽霖出来担任县知事。在武冈住了三天，继续前行，于五月二十二日到达湘西南重镇邵阳。邵阳是蔡松坡的故乡，人文蔚起。我请友人岳森出来担任知事，岳森欣然承允。到邵阳的第二天，岳森来告诉我们：“得到长沙消息，汤芗铭封了刀子，不杀人了。有人传说汤芗铭也想宣布独立。”我说：“据你所谈材料，我集成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总统退位，将军独立；下联是：国民革命，屠夫封刀。你可以把这副对联写了赠给汤芗铭。”我这一说，引起了哄堂大笑。

到邵阳不久，李根源从肇庆打电报给我，内容是：袁世凯执迷不悟，不肯退位，和议不得要领，陆荣廷准备北伐，并已电促汤芗铭早日宣布独立，颇有就范希望，云云。我复电表示：陆荣廷如果来湖南，我当前往衡阳迎接；我收编新旧部队有众三旅，加紧训练，可以参加北伐战斗；汤芗铭因全湘反袁，局面无法维持，迟早必投护国怀抱。

按照我原来拟定的西与黔合、南与桂联的行动计划，现在可说时机已大体成熟。我想：久驻湘西的北洋军队，各派军阀一定会把它们调回原防，以求自保。桂军虽然是旧式部队，但也可以作为新生力量与之结合，借其声势，正可一举恢复全湘。但要办到这一点，必须我亲自到衡阳去和陆荣廷面商，取得他的全力赞助才行。

五月二十九日，汤芗铭外面得到梁启超、蔡松坡、陆荣廷的确实保证，内面得到谭延闿及其党徒的有力保镖，宣布湖南“独立”，促袁退位。我这时的布置怎么样呢？真可以说是雨后泥沙，未经团结。但我并不因此气馁，我不相信跳梁小丑苟求自全的“独立”把戏，能够骗得过群众的眼睛；我相信收拾人心，是一切胜利的根本。我于六月三日离开邵阳，五日抵达湘乡。到湘乡一看，四处暮气沉沉，了无生意，使我非常惊诧。细询当地人士，他们的答复是：汤芗铭投机“独立”，已着先鞭，取得主动，民众饮恨吞声，敢怒而不敢言。我说：“救国讨袁，匹夫有责。汤芗铭为虎作伥，罪恶滔天。现在袁氏虎既不存，汤贼伥又将何有？”

六月六日晚，电报员截得北京电讯，袁世凯于是日暴死。我集合大家报告消息。这时有人以为我是安定人心，故作谑语。我将电报稿宣读，一时人心大快，欢声雷动。我对袁世凯深恶痛恨，不能因其一死，置之不议不论，判曰：

袁世凯凶残暴虐，桀黠恣肆，挟权谋诈术，鞭笞天下，猖獗一时。举其滔天罪行：曰窃国专政，曰叛国称帝，曰卖国求荣，曰祸国殃民。是以举国上下，罹其荼毒，莫不愤懑填膺，同声公讨，佥谓当执而置诸典刑。今天夺其魄，得保首领以死，致使法无所施，恨无所泄，孰不引为遗憾！袁世凯以满清一介官僚，值武昌首义、满清颠覆之际，夤缘时会，假借武力，翻云覆雨，挟北制南，窃据民国总统。嗣复凭借封建余孽，群丑遘衅，人欲横流，造成黑暗统治，阴谋变更国体。适欧战突起，日寇侵华，贪图帝位，卖国求荣，遂使举国骚然，云贵兴师问罪。袁氏统率百万狼兵，不戢自焚，掩旗败北，犹复不知进退，逆诈求和，希图保持名位，以遂其奸。终于土崩瓦解，投北不受，不死何待？是知历史如车轮前进，不可扭而背驰：时也。文化似江水东流，不能挽而西洚：势也。袁氏恃有群丑麇集，用以扬其末焰余晖：因也。群丑赖有袁氏总持，故能促其回光返照：果也。封建将亡，妖孽同烬，按之规律，有由然矣！而举其倒行逆施，可得而成定论。法服祀天，论文不及王莽，谬依周官复古，而诈伪加多。军旅未闻，论武不如朱温，尚能战阵亲临，而矜夸过甚。称孤道寡，暴厉比于袁公路而增高；卖国荣身，罪恶浮于张邦昌而加等。衡以古来败类，实居下流。有癌必溃，无疽不流。毒且延于万世，灾必逮于己身。凡为国民，不可不戒！

六月十日，我驰赴宁乡，令第二旅（旅长周伟）于六月二十日全部开到宁乡道林之线，听候命令。这时，汤芗铭已委曾继梧为军长，成立四个梯团，以赵恒惕、陈复初、刘建藩、陈嘉祐为梯团长。陈复初由长沙来宁乡，经我再三说服，晓以大义，很受感动。十五日，我移驻湘潭布置防线，得到陆荣廷抵达永州的消息。这时，捕获汤芗铭派到湘潭来暗杀我的密探杨让。通过杨让供认的线索，又捕获了汤所派遣刺杀陆荣廷的恶探沈康益、夏有才、手枪队长江元鋆、李桂森四名。汤芗铭此时已宣布“独立”，对护国将领尚采取这种鬼蜮勾当，其用心之险，不言可喻。

六月二十日，我乘汽船赴衡阳，陆荣廷已先我两日莅衡，抵埠后我就去拜访他。陆荣廷当时年已花甲，但语言沉着，态度安详，确是磊落人物。我们从广东军务院的情形，把话题转到了广东的现状。

我问：“龙济光盘踞广州，对护国事业的前途，究竟有没有障碍？”陆说：“障碍是有的，要铲除这个障碍也不怎么难。我们的顾虑是怕战火毁坏了广州名城，想伺机设法把龙济光调开。”

我说：“这是老成谋国之见，我很赞成。但广东是一个重要省份，军队派系十分复杂，龙济光人心丧尽，若令他长此盘踞省垣，群众反对，迟早会要发生意外事变的。”

陆荣廷解释说：“岑云老、梁任公正在竭力进行调护工作，目的决不是偏袒支持龙济光，而是想兵不血刃，减少广东人民的痛苦，希望各方面不要误会。”

陆荣廷随即又征求我对整个大局的意见，我表示谦让，陆执意要我谈谈，于是我把对整个大局的看法讲了一大篇。我说：“袁世凯暴死，黎元洪依法继任，和议的主要问题既已大体解决，此外就是恢复国会问题，可能引起一些争论。现在最严重最困难的事情，倒是北洋军队如何处理。袁世凯掌政以来，背叛共和，图谋帝位，不顾利害，不择手段，以北洋军队作爪牙，压制百姓。他以为凭借权谋诈术，对自己所卵翼的爪牙工具，都能够任意指使，随收随发。实际上他也早看到了尾大不掉之势，曾经采取过改都督为将军的措施。但利专于上，权自下移，祸生有胎，实在不是权术所能感格的。明明把自身放在火药库上面，又怎么能幻想它不爆发而毁灭呢？袁世凯播下了这个遗毒，段祺瑞走上了这条罪恶的老路。段祺瑞冥顽不灵，刚愎自用，他以为只要掌握了北洋军队的实力，任何国家大事都能逞其私意而获得解决。其实，北洋军队毫无民族意识，纯粹是个人野心家猎权攫利的工具。段祺瑞服袁之服，行袁之行，以北洋军队为支柱，黩武穷兵，轻举妄动，局势发展的危殆结局，是不难逆料的。袁世凯以地盘为饵，使国土尽化为侯王分领，任其贪婪残暴，鱼肉人民。这批侯王在袁世凯没有死的时候，就已经落地生根，不服袁世凯的调度；现在袁世凯死了，段祺瑞又怎么能够任意指挥他们呢？段祺瑞看到了这点，所以他现在竭尽心力，号召北洋派整齐步伐，团结统一。因此，在这两月以内，我们只有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恢复湘粤，安定人心，使段祺瑞在既成事实面前，无能为力。如果稽延时日，坐待段祺瑞施展手腕，撮合了北洋派力量，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挟中央之势，以统一为名，对各省事事干预过问，步袁世凯的后尘，因势因地因人，运用铁棒手段，打击革命势力。这也是局势发展的可能结局，不能不预为计及。另一方面，现在世界大战正进入紧张阶段，英、俄、法、德等列强，对中国内政无暇过问，日本趁此时机想独占中国，美国又倡言‘利益均沾’，企图插手。这两个国家，都想利用北洋军首领，通过贷款等办法，进一步攫取在华的利益，加深中国人民的负担。这是国际局势发展的十分危险的趋势，不容我们稍微忽略。内忧外患，交相煎逼，我们不能不抓紧时机，进行护国统一大业。”我说了这么一长篇话，陆荣廷都留心细听，并且表示同意。

我继续说：“中国受到列强侵略和袁世凯的蹂躏，已经弄得经济破产，财政空虚，人民贫困，没有一线生机。袁世凯死了，北洋各派军阀因势出笼，群魔乱舞，国无宁日，真正令人寒心！我们西南兵力比较单薄，地域比较狭小。但我们的目的，是要求中国奋发图强，民主统一。所谓统一，当然是统一于合法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统一于北洋军阀的淫威之下以求自全。既然一时无法统一，我建议提出共存的口号。至于军队，他们提议要我们先裁，他们后裁。但谁都知道北洋军队只是那些野心家猎取权位的工具，因此我建议提出平裁的口号。现在陈宧已被川军驱逐，四川谁属，取决于黔滇军的处理如何。两广地区现在也还没有得到真正的统一，从政略和战略两方面来说，光有两广也还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取得湖南，作为屏障，两广才能安稳。我建议，迅速安定湘粤，作为目下军务院的首要任务。先站住脚，积蓄力量，平时牵制监视敌人，遇到意外风险，可以有恃无恐，相机对付。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于起义护国的方针。”

陆荣廷说：“谭延闿和汤芗铭早有结合，谭推荐了一些军官回湖南训练军队，汤芗铭又宣布了独立，本来可以相安无事的。但如你所说，则又必须把汤芗铭除掉，而后湖南才得安定，这不是平地又起一桩是非、一场风波么？”

我说：“这场是非风波是历史注定了的，是逃不掉躲不脱的。谭组庵（即谭延闿）所荐军官，在五月中旬回湘，只可说是作为一种保镖，推动汤芗铭宣布‘独立’。这种‘独立’，决不能代表湖南民众的意志。陈宧在川，用虚伪的谦和手段对付川人，尚且不容于川；作恶多端、杀人如麻的汤芗铭，又怎么能够见容于湖南呢？汤芗铭现在迫于时势，宣布‘独立’，实际上一有机会，他又会趋炎附势，投靠权贵，翻过脸来拆西南护国政府的台。他这种反复无常的惯性，是很难改变的。汤芗铭在湖南犯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如果不严肃法办，让他逍遥自在，继续在政治上投机取巧，这是很难平服湖南民众的满腔怨愤的。”

陆荣廷说：“汤芗铭的确不得人心，我来湖南后也听到湖南人诉说他的罪状。我赞成你的主张。但你准备多少兵力和他作战呢？”

我说：“汤芗铭现在的军队只有车震一旅，能够派出来作战的顶多不过一团。我准备的兵力，只要在数量上比他稍占优势就行了。”

陆荣廷说：“为慎重起见，我拨山炮六门归你指挥，以壮声势，表示我帮助的微意。”

我表示了感谢，并告诉他：“汤芗铭除了派恶探杨让到湘潭企图暗杀我之外，又派了恶探沈康益等四人赴衡，企图对你进行暗杀。现在恶探都已拿获，供认不讳。汤芗铭现在还下此毒手，行为鬼蜮，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陆荣廷点头同意。

六月二十三日，我再到行辕会见陆荣廷。陆见面就说：“贲克昭现驻岳麓山，炮兵营归他指挥，兼领步兵四营，以便联合作战。你把我的信交给他，他一定会遵照办理的。”我说：“得炮兵帮助，很是感激。岳麓山在长沙对河，形势险要，是通湘西的大道。现在北洋军队还有大部集结在常德，长沙孤单单地突出于三角洲上，很受北洋军队的威胁，应该在岳麓到宁乡一线布置重兵，作为掩护，才能确保长沙的安全。但军队到了宁乡，不必再进，免得惹起误会。至于谭延闿所推荐的军官，虽然招募了一些新兵，但他们是不会为汤芗铭出力卖命的。汤芗铭现在已经完全孤立，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了。”陆荣廷说：“广西军的主力，都已经布置在岳麓山到宁乡一线，可以确保长沙安全。你可以迅速放手去做，我另派马济前驻长沙，协助你进行。”

辞别陆荣廷的次晨，我即由衡阳乘汽船回到湘潭，和林修梅、李仲麟等晤面。我们根据前秘密组织的汤芗铭祸湘调查委员会所搜集提供的材料，邀请湖南报界、教育界名流傅熊湘、邹代藩、张定、易象、李隆建、刘泽湘和秘书长王祺等为起草委员，着手起草《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芗铭罪状》一文。这篇布告把汤芗铭的罪恶归纳为十条，都有具体证据，这等于在政治上宣布了汤芗铭的死刑。

这个通电于六月三十日发出，我军第二旅全部即于七月一日由宁乡的道林进迫长沙。汤芗铭派所部模范团两营企图阻止我们前进，在道林附近遭遇，两营官兵全体倒戈。汤芗铭得到了这个败讯，于七月四日乘黄昏时候坐汽船逃遁。湖南败类汤荫棠、施文尧等，拥曾继梧自称代理都督。七月六日，我率护国军进入长沙，以正义的主张，打击曾继梧的轻举妄动，取消了他自称的代理都督之职。为了暂时安定湖南政局，经省内各界代表人物协议，于七月七日推举刘人熙为湖南都督。先一日，北京曾派陈宧任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陈宧没有到任。几经折冲，最后刘人熙去职，由谭延闿出任湖南省长兼署督军之职，我随即辞职离湘。从此，湖南又转入南北军阀混战的局面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