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曼教授事迹点滴
今天纪念张西曼教授,使我不禁回忆起许多年前的往事来。
我之获交西曼教授,开始于三十年代的南京。那时西曼为立法院委员,在当时反共、反苏的浓厚气氛中,西曼仍奉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是俄文专家,由他创办了中苏文化协会,我即参加为会员。记得在南京中央大学开会的时候,为了会场并悬中苏国旗问题,西曼和当政者发生了冲突。当政者反对悬挂苏联国旗,他据理力争,终于获得成功。
当时的南京,是法西斯活动极盛时代,希特勒、墨索里尼成为蒋介石的模范,中大校长罗家伦仰承主意,把希魔《我的奋斗》推荐为青年的必读书,而西曼仍高呼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之一的亲苏政策,他的政治操守和为人的胆识是可佩的。
这之后,我曾去日本读书,中间有时返国,与西曼相晤,多在田寿昌(田汉)兄处。寿昌好客,西曼健谈,在茶余饭后,尝大谈历史的回忆,使我们得闻武汉时代和以前的掌故。他曾办理中俄大学,也曾赞助孙中山先生决定三大政策,他曾著述俄文读本、文法教科书,推行俄文的学习,继之以创办中苏文协,翻译苏联的法律等书,他的对苏亲密友好的态度是一贯的。
在抗日西迁时,我同西曼教授又复相晤于重庆,这是我们相聚最多的时候,他的枣子岚垭寓所和中苏文协的书斋,是我常去的地方。这时他热心于考古和少数民族的考证工作,书斋里堆满了书,尤以苏联的学术书籍为多。为了鸠集同好,他组织了边疆学术研究会,我也被推为常务理事之一,相约在一起工作。不久他主编了民主与科学杂志,我又被邀为撰述者之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季我去印度,才又分别了三年之久。
这期间有两件事情,使我永不能忘。一次是在中华美术会,我们正在漫谈苏联助我抗战的事情,张道藩走进来,开口便谩骂苏联,而西曼教授与之侃侃辩论,声色俱厉,几乎动起武来。他一个人在这样的势力圈中,是那样坚决勇敢,很令人起敬。又一次是一九四五年秋天,我从昆明回到重庆,有机会参加了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会是在百龄餐厅举行的,主席是沈钧儒和茅盾先生,五六十名特务有计划地闯进会场,在演说时,西曼先生指斥了当政者,当我朗诵《狂人日记》时,又顺便借着“赵家的狗”,骂了特务。其后会场大乱,特务们动起手来。会众全都退了出去。我同西曼走着谈着,特务紧紧地随着,直到较场口一家电影院的左近,忽然拦阻住我们的去路,于是我同西曼先生,便和特务对吵起来。今日这些“赵家的狗”,业已垂尾无声。每一次与西曼谈起,便相与大笑。这些往事,也已成为历史的回忆了。
我去印度国际大学之前,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克博士,借给我一本苏联东方学研究论文集,为西曼教授转借而去。到印半年后,我很挂念这事情,写信给西曼,催他还给书的三人,但是没有回音(后来知道早还了),因此便不知道他所在地方。这三年多的国内政局变化,可以说波澜壮阔,有极大的不同。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国内许多富于正义感的勇于战斗的朋友,都牺牲在法西斯的魔掌下面了,以西曼的为人,我很为他担心。一九四九年三月,我从印度来北京,我们终于又晤见了。重晤在阳光普照的温暖的地方,这个欣喜是难以形容的。
当时西曼教授住城内,我住前门外,相距既远,接触的机会就少。我所居的陋巷小室,尊贵的朋友们是很少枉驾相过的,而西曼则常常远来见访,促膝对谈。我们所谈的多是东方少数民族的历史问题。西曼教授当时努力于辽东乌桓民族西迁的历史,他的论著发表后,法人出版的学术杂志,已全译为法文,并得日本西京帝大西域学权威羽田亨教授的来函推崇,更鼓起他继续搜集论证的热情。我们的嗜好相同,于是相见必谈,越谈越多,往往忘记了疲倦。不管别人的漠视,我们有一知己,是互引为乐的。
这年春到东北参观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地成了同伴,后来又分在一个小组。这四十八天的共同生活,使我对于西曼教授的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参观的旅程上,他比一些较为年轻的朋友更热心学习,每听报告演讲或讨论,他必作笔记,字小如蚊蚁,密集而清楚;每至一处,他又常作旧诗记事,兴致是那样的好。参观的日程,丰富而多样,其本身便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有些人是疲累了,但西曼教授总是鼓起精神,未曾落伍,他当时已是五十多岁带病的人,而能如此,这完全是向新民主事业学习的热情使然。
记得在参观的旅程上,我们初到沈阳,住定后,便立即同往书店搜集有关东北民族考古的书,而各有所获。到大连又抽暇常常同往书店,或者不约而同地相晤于书店。他为了一部《新西域记》,脱下了他仅有的金指环,我为了一部《西域考古图谱》,也脱下了我仅有的金指环。我们都是爱书不爱钱的。到哈尔滨,各书店又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这是他搜集俄文书籍的目的地,他连续购买了三部四卷本的《俄文大辞典》,这不仅是为了他自己,而且是为了需要这书的朋友,为了需要这书的北京外国语专门学校。他说这部书是重要的、难得的,为了学术的研究,他是不计一切的。
他在起程去东北参观以前,身边是没有钱的,临行时,他向他的夫人要了一个金指环,为了预备得较多些,他又向他的夫人要了仅有的另一个金指环,他说他之去东北,目的为了参观新的建设,也为了搜集一些研究资料,他无任何其他嗜好,仅只是好书。夫人深能了解他,把仅有的一点都给了他。两个金指环,便都变成了一堆书籍。贫士生涯,教授习性,如今重睹西曼教授的几上遗书,不禁为之怅惘。
第三次到沈阳,我们参观国立博物馆时,里面陈列有一块魏将毋后俭丸都山纪功碑断片,这是研究东北乌桓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物质资料,西曼教授流连久之,而不忍去。其后我曾在沈阳一古董肆中,购得这块残石的拓片,途中他曾索看数次。回到北京后,在一次许多同好的聚会上,他又特别提出,要我演讲这张拓片的历史。为了他的研究需要,我曾允许相赠。当他逝世时,我瞻望他即将入殓的遗体时,颇欲以此悬挂在他的灵前,以偿季子挂剑之悲,将来编印他的民族考古论文时,当将此碑拓片摄影插入集中,也可略清我的夙愿了。
回思在吉林去小丰满参观的车中,我同西曼教授曾口占旧诗,互相嘲谑。因为我在抚顺露天矿底,捡得植物化石一块,西曼诗中有考古先作古句,不意竟成了预言。我的纪念册中,是他第一个签名,也是他第一个题诗,保存至今,墨迹犹新,他却已作古;人生譬如朝露,可为一叹。
他在旅途中,除了参观记录以外,抽暇还努力述作。到安东时,他已将《俄文文法》一书,改编完毕。他常用的《露和字典》系日本八杉贞利教授所编,每页上他多增补有不少新字。我曾劝他,以这书作底,编一部俄华字典,以便国人。若是日文有不明了处,我愿相助,他说久有此意,安定时便可进行,不料他很快的就逝去了。在死前他还告诉他的夫人,他的子女都必须学习俄文,以继他的遗志,长大时都加入青年团,为新中国而努力工作。学习列宁时代的苏联,是他一生的志愿,到死时他尚念念不忘。
此日盖棺论定,总结张西曼教授的一生,他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好人,一个勤恳努力的学者。对于政治,他有一贯的对苏联人民友好的信念,对列宁崇敬的感情。永远面向着光明,唾弃黑暗,不投机取巧,在任何环境中,不变他的操守。对于朝秦暮楚之辈,他是鄙视的,这是因为他富于正义感的缘故。在他的遗嘱中,充分显露出他的严肃正直的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遗体照他自己的意愿是要捐为科学实验的。当时人民政府和共产党为了崇敬他,以优礼厚葬,为他择地于香山万安公墓革命先烈李守常教授的墓侧。德不孤,必有邻。西曼教授是长眠得所了。西曼教授眼看着他多年从事的中苏友好事业,在中国人民中发扬光大,眼看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发展成长,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宽广无限,他也可以永远欣慰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原载1985年8月2日、1985年8月9日《人民政协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