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张西曼教授

姜椿芳

我是一个翻译工作者，我这里要特别推介的，是张西曼先生在翻译方面很高的成就，他是翻译界的特别是俄文翻译的一位老前辈。我是在1928年才学俄文的，他早在1911年就到俄国去留学了。他在1919年就在北京办俄文专修学校，在1921年就编出《中等俄文辞典》、《俄文文法》，以后还在北京、武汉办了一系列的俄文系、俄文学校等。我们知道，瞿秋白同志1919年就是在他的俄文学校里面学的俄文，也就是说张西曼先生是瞿秋白同志的俄文老师。瞿秋白同志在1920年底作为《晨报》记者到苏联去，这点俄文底子就是从张西曼先生那儿学来的。

张西曼先生在翻译方面，是根据客观的形势，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限于一格。比如说，需要介绍苏联的一般情况，他就编出关于苏俄的书；需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情况，他就在这方面翻译了不少文章，需要文学方面的知识，他就翻译、编出了苏俄作家的传略这样的书；需要法律方面的常识，尤其在1927年，他首先翻译、介绍了苏俄的宪法，同时还翻译出版了苏联的民法和刑法。那时考虑大革命胜利之后要建国，需要有这许多参考资料。当然后来的形势发展是不同了，可是他还是在这方面充分地介绍了苏联在法学方面的一些著作和具体的法律条文。1937年的苏联宪法也是张西曼先生最早介绍的。

1936年，我在上海专门放映苏联电影的苏联人经营的一个戏院——上海大戏院里工作。苏联大使馆通过中苏文化协会南京的总会和上海的分会，经常借上海大戏院举行各种集会。我在那里就开始接触了张西曼先生。中苏文化协会还有不少别的同志，比如在上海的分会会长是交通大学的校长黎照寰博士，吴清友先生也在那里工作。我记得1936年的十月革命十九周年纪念时，请蔡元培先生来作报告，宋庆龄先生也参加了，苏联的勃格莫洛夫大使也来了。张西曼先生在这里面做了不少工作。我认识他主要通过苏联大使馆、上海总领事馆，特别是对外文化协会方面的人。苏联有一个对外文化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有密切联系，是他们把西曼先生介绍给我的。因为我搞俄文，他也是搞俄文，促膝一谈，相见恨晚。后来，在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1947年，我们之间来往的次数也不少。西曼先生在《中苏文化》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还发表一些文学方面的作品，尤其是翻译了不少诗。那时候我们正是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他的言论是很明确的，锋芒毕露。有时候我们为他担心，劝他，有些话是不是考虑说得婉转一点。可是他不。他在南京那样险恶的环境里，一般人是很难维持的，但他一点也不怕，不掩盖自己的主张。他的许多语言，许多很突出、很惊人的、很有性格的、很敏锐的、很尖刻的语言，都是经过锤炼出来的。他明确地在南京表示，他是反对什么的。因此南京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是很畏惧的。照他的地位和资历，他可以在南京政府里面做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升很大的官，可是这一点他毫不考虑。他坚持要和苏联友好，坚持要和共产党合作，坚持中国要走民主的、和共产党一起合作建立新国家的道路。他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许多人不理睬他，有一些人避开他，但是他一点不动摇。他有1908年就参加同盟会的资格，南京的国民党反动派拿他也无可奈何。他就这样坚持斗争。而苏联方面，无论是大使馆、对外文化协会和中苏友好协会都很看重他，许多事情要靠他做，许多事情要靠他对当时的会长孙科讲。当时各种集会主要是在上海举行，比如说在1936年，就放映过苏联一部影片叫《为基也夫而战》，后来又放映了一部《予打击者以打击》的影片，都是宣传苏联当时针对欧洲法西斯横行的局面拍的一些纪录片。他经常要积极地从各方面动员，请许多人都来观看等等。普希金纪念会是1937年2月在上海大戏院举行的，他也积极动员人们参加活动。在抗战胜利之后，他除了在《中苏文化》上发表一些翻译作品之外，自己也写东西；他还翻译了一些苏联作家的、诗人的作品，交给当时我所在的时代出版社，在《时代》杂志、《时代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对他的为人，我们是钦佩的，尤其对他从“五四运动”以来，积极地宣传苏联，积极地主张与苏联联合、团结，以及推行联共政策，这些事情是前前后后慢慢地了解到的。我们和西曼先生接触中间，在许多问题上，感到他是很明确的。事后想想，特别是现在想想，当时要是没有他这样一个人物，好多话我们还不好说，好多事情还难于开展。有这么一个人在冲锋，有这么一个人在任何场合都不回避、不掩盖自己的主张，在当时的局面下，对艰苦斗争中的爱国民主运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1985年6月29日）

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总一〇九）3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