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曾家岩五十号的常客——张西曼教授
抗战期间，1939年2月，我从桂林到达重庆。这年的“五三”、“五四”，重庆遭到敌机首次大规模的轰炸和扫射，山城多处起火燃烧，成为一片火海，市民伤亡枕藉，损失惨重。凡是经历过这次大轰炸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当时《新华日报》的编辑部和营业部都在重庆下半城的苍坪街，印刷厂附设在另一个地方，在这次轰炸中，我们也受到损失。我记得炸后第一个写信慰问并勉励我们的，就是中苏文化协会的张西曼教授，他真是一位待我们一片真诚的患难之交！不久，我们将报社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先后疏散到高峰寺和化龙桥。有一次我与报社同事戈宝权同志从乡下进城，他带我到中山一路170号中苏文协去访问张西曼教授。
张教授早年参加同盟会，信奉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几十年来坚定不移。抗战前后，他又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为党的亲密战友。他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委员，又是中苏文化协会的领导成员，平时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译著很多。他和戈宝权同志极熟，对我虽然初次见面，但一说是《新华日报》记者，他也非常亲切地和我坦率交谈。
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博学、健谈、热情、豪爽，爱憎分明，好像是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他讲一口湖南官话，急促而激昂，声音特别洪亮。身体很结实，秃顶、额角很宽，戴一副黑边眼镜，说话时常挥动右臂，以加重语气。他对我说：“汪精卫虽然已经叛逃，到南京去当汉奸了，但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张精卫李精卫还有不少，他们坚决反苏反共，总想同日寇妥协投降。你们做记者的，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视时局的发展。”同年6月，我离开重庆，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去采访，到1940年5月才回到重庆，又遇见张西曼教授，他悄悄地告诉我，第二天下午2时，中苏文协将举行茶话会，请准时到会并在贵报作出报道。
我应邀赴会，原来那次集会是欢送邵力子先生出使苏联。会议由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主持，冯玉祥、于右任都到会讲话。最后，邵力子致答词，表示实行孔老夫子所教导的“言忠信，行笃敬”，来履行自己的职务，加强中苏友好团结，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张西曼教授也在会上发言，坚决主张恢复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加强中苏的友好合作和国共两党团结，迎击国内反苏反共势力的阴谋诡计。他历来毫不掩盖自己的主张，说话锋芒毕露，无所畏惧。
同年6月18日，中苏文化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留俄同学会等十余个单位在重庆中山一路中苏文协会址举行晚会，纪念苏联作家高尔基逝世五周年。那次到会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和梁寒操、冯玉祥、沈钧儒、郭沫若、张西曼、老舍、王昆仑、曹靖华等60余人。会上张西曼教授作了长篇发言，介绍高尔基的文艺作品。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我和戈宝权同志等一度疏散到香港与南洋等地，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又先后回到重庆，仍在《新华日报》继续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和封锁进一步加紧，重庆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但张西曼教授仍一如既往，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凡是报社创刊纪念日举行集会时，他必应邀到化龙桥来参加，并经常在报上发表译著和文章。
重庆曾家岩50号是周恩来同志和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在城内的办公处所，人称“周公馆”。这地方在中山四路底的拐弯处，必须走进一条狭小的巷子才能走到。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就在进巷子不远的地方开设一家小茶馆，坐满了奇异的茶客，专门注视走向曾家岩50号的人，记下每个人的特征，有时还要盯梢，并上报特务机关。当时各党派和文化界朋友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章伯钧、陶行知等经常到曾家岩50号去访问周恩来、董必武，交换对时局的意见，而中苏文协张西曼教授也是曾家岩50号常客之一。
我有好几次看到他来访问叶剑英将军谈论苏德战场的问题，张西曼确是一位同情和支持我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并为之奋斗的文化战士，值得我们永远深切怀念！
原载1993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