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卢沟桥炮声
乐恕人
七月八日凌晨，天色未明，我在北平城南的西河沿的公寓卧房中，被住在同室的四家兄俊杰叫醒，同时被叫醒的还有舍侄昌国。大家兄及大嫂则住在另一间房内。四家兄是北京宪兵军官学校出身，是军人。他叫醒我们后，说是听吧，城南的炮声隆隆，不像是演习，难道出了什么大问题？我们倾耳凝听，果然有不断的隆隆炮声，隐隐约约地震荡在耳际。记不清炮声响了多久，我们却又在朦胧中入了睡乡。
早晨进食时，大家还在谈起凌晨的炮声。大家兄虽有朋友在报社，但公寓中既无电话设备，也摸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认为可能是日本兵大规模的实弹演习而已。
中午，我从北海公园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走出来，打算回住处和家人共进午餐，哪知一出馆址，街头上报童在飞跑，大声呼叫“号外，号外”。急忙买来一看，不禁全身有如触电一般。原来凌晨的隆隆炮声，不是日军的演习，而是中日两军在卢沟桥畔宛平县城的战斗之声，中日两军正式大打起来了！
在又惊又急的情绪中，搭乘有轨电车赶回了前门，街上卖号外的报童还在呼叫，人们三五成群，在抢着买，在交头接耳，神情都很紧张。我赶了回去，和家人谈论着。号外上的简要报道是：
七月七日深夜十一时四十分前后，在永定河一带演习中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的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等于中国军队的旅、团、营建制），声称受到卢沟桥北面龙王庙方面射来十几发步枪实弹；又再声称中队集合点名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该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少校）立即报告驻在北平市内东交民巷兵营中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上校）。
该中队报告说失踪士兵已被中国驻军带进宛平城内，于是奉命径趋宛平城，要求进城搜查。经我拒绝后，日军发炮进攻宛平城，我军为了自卫，予以还击；事态还在交涉中。
原来在卢沟桥一带驻守和演习的中日两军，虽然兵力不多，但彼此犬牙交错，相互对峙，随时随地都成为敌对态势。但二十九军奉到命令，不准擅自先行开枪，除非受到实弹攻击。
同时，位于卢沟桥畔的宛平县城，是我国专员公署的所在地，也是二十九军所属的吉星文团金振中营的团营部所在地。当时王冷斋专员和吉团长、金营长一面紧闭城门，在城楼上和日军官长口头交涉抗拒；一面即向在市内的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紧急报告，并请示对策。
那时期，适逢宋哲元将军正在故乡山东省乐陵县作短期休养。冀察政委会和第二十九军的一切公事，由秦德纯将军代行。
秦将军接到报告后，立即召集所属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等紧急会商，然后下达一道紧急命令给吉星文团长。训令说，日本驻屯军在我国土上演习，事先未得我方同意，已属违犯国际公法；今又借口士兵失踪，欲强入我国县治搜查，更属荒谬无理，所以应予严拒，不准开城。如日军有武力进犯，我即应加以抵抗。同时，秦更下令给驻防宛平一带的第三十七师，要他们立即进入应战准备。
战局扩大北平沦陷
宛平城战斗一起，当时还是局部性的，谁也不曾料到那便是中日战争的序幕、导火线。
北平市内，据我当时出去看看动静——采访——的印象，一般说来，紧张中又有惊惶表情的，应该是老百姓的反应。但紧张中而有兴奋表情的，应该是各大学的学生们。据我的同乡学友所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师范大学等校内，学生们已经高兴得不去上课，并立即筹组前线慰劳队，正在募款购买香烟、饼干、毛巾等，要出城去慰劳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的二十九军官兵们。
我当时在想，最严重的，当然莫过于冀察当局，和远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可是我一以“年幼无‘能’”，一以大局突变，冀察当局正在处理紧急万分的军情，不要说我，即以平市记者而论，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直接访问到军政领袖如秦德纯和冯治安将军等人的。
至于新闻界第二天所发表的社论，无不主张对日本采取抵抗行动，绝不能再行忍辱退让。
在这里，应该简略记出，当卢沟桥事件爆发前，中日双方在北平一带的兵力和部署；再记述事件爆发后双方调兵遣将，以致从局部性的战斗，发展成中日全面战争的轨迹。
日本的华北驻屯军，追溯渊源，起自清末被八国联军战败后，由清廷向各国缔结的《北京条约》（亦称《辛丑条约》，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由清廷和德、美、英、日、意、俄等十一国签字）。其中一条规定由各国派兵驻守从山海关、秦皇岛沿北宁铁路，一直到北京城内东交民巷使馆区，确保各国本身的运输和使领馆及日侨的安全。当时由各国的使领团设置军事委员会，商定：各国派驻兵力，美国最少，仅一百名；日本最多，占四百名。
可是经过民国建立，特别是在民国二十年九一八沈阳事变后，日本占领我东北三省，以后不断内侵入山海关，续占热河，继攻长城各口和绥远省境，历次不断向我国要求增加华北驻屯军，借口是保护日本商业利益和在北平使领馆址及侨民的安全。强行增加的兵力，在事变前已有四个混成旅的番号，包括骑兵、炮兵、战车、航空队等共一万人上下，以北平、天津和通县三大据点为其驻防地带。
其他在热河省内的伪蒙军队约四万人，以及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等二十二县的伪保安队共约一万七千人，还不在其内。
反观我国的兵力。在所谓《何梅协定》（民国二十四年七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中将强迫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何应钦上将接受的若干让步条件）后，原驻防河北省会保定一带的两个中央军的精锐部队——黄杰中将的第二师，及关麟征中将的第二十五师及第五十一军于学忠（时任河北省主席）部第一一八师，已被迫撤出河北省境移驻河南省内。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包括四个步兵师，分别驻守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其分配如下：
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驻防北平、南苑、西苑、丰台和保定一带。
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驻防天津、大沽、沧县和廊坊一带。
刘汝明的第一四三师，驻防张家口、张北县、怀来县、涿鹿县和蔚县一带。
赵登禹的第一三二师，驻防河北省南部大名、河间一带。
冀察两省处在国防最前线，四师兵力实在非常单薄。
第二十九军的每一个师为一万人上下，其装备在国军仅能算中等程度。据我亲眼见过的二十九军，每师不过拥有少数迫击炮、小口径山炮，每一班有轻机枪一挺，每一排有重机枪一挺。每个士兵除了步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外，最特别的是各人背上有一口大刀，上面还系有红绸大绣球一个。
在过去长城各口的战役时，二十九军的大刀队是名震中外的。从前中国的军队，尤其是中央军以外的地方部队，都讲求国术。二十九军的士兵在平常训练时，除了射击、劈刺等基本术科外，最重要的还有大刀的砍杀。
大刀敢死队有一种特技，他们可以怀抱大刀，沿着山坡滚身而下，到了敌人阵前，躲过封锁的机枪火网，一跃而起，把敌人砍得落花流水，措手不及。
日本兵最迷信，除了腰缠“武运长久”旭日旗外，还裹着出征时亲友织送的“千人针”，说是不会战死。他们又迷信，如果在战场上给枪炮弹打死，还可以超生转世为人，如果给大刀砍下了脑袋，那不但是耻辱，而且永世不得超生。据说是受了日本佛教的影响所致，所以日本兵曾经给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吓得魂飞魄散，闻而丧胆。此所以在抗战期中，曾流行过一首名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抗战歌曲。
再说到事变后，中日在北平地方上，和中国南京、日本东京，都有过交涉，其经过极其曲折微妙，非简单笔墨所能道出。总括而论：
中国已有全面抗战决心，绝不退让，为了万全，中央政府立即抽调四个师的兵力，开进河北增援第二十九军。
日本方面早已抱定全面侵略的决策，所以一面向冀察当局表示愿将冲突事件作为地方事件和平解决；但同时急从伪满境内增派三个师团的兵力，投入平津作战。
只就兵员人数言，中国一个师（属于甲种师的编制）不过一万人上下，而日本的一个师团则有二万人上下。再比较装备，那就悬殊太远。不过，中国军队抵抗日本的决心和士气，可以说是坚定高昂到了极点。
冀察军政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上将，在七月十一日才从山东老家赶回北平。他当时对是否全力抵抗，还有犹豫，以为还可以作为地方冲突事件，和平解决。
及至日军三个师团从关外开到天津、北平一带，投入战场，宋将军才知道和平解决无望，不得已全力应战。
七月二十五日起，日本的缓兵计目的达到，也不再谈判，径行大举进攻。那天，我军三十七师曾一度反攻，几乎全部收复重镇丰台，北平市内许多地方燃放鞭炮祝捷；可是日军增援反攻，丰台又给日军全部占领。
二十八日，双方战况最为剧烈。日军动用步兵三个联队、炮兵一个联队、飞机三十多架，向我大兵营所在地的南苑进犯。从拂晓打到下午，我军伤亡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督师血战，双双先后殉国，成为中日大战最初为国牺牲的高级将领。而且正在南苑受军训的大学毕业生若干人，也参加了战斗，死伤不少，令人可歌可泣。
经过这一天的失利，战局立即蒙上浓厚的阴影。
这一段时期，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也和敌人在天津展开了战斗，一度还有捷报，市面也燃放过鞭炮庆祝，但后来也不断传来失利的消息。
各大中学学生，那时也分不出是“旧学联”或是“新学联”的单位，纷纷出动慰劳队出城劳军。
我那时所结识的一位同业，杭州《东南日报》驻平记者曹旭东兄（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曾任空军总部发言人），随同一部学生慰劳队出了南面的永定门，想到前线去采访。可是那些日子，战况变化，阵地时移，我们都不曾到达最前线，只在某一处会晤到国军的补给部队，同学们便把慰劳品交给了他们。有一处竟误到日本军队的后防，被日本宪兵大喝大叫，不准通过，只好改道而行，结果还是到不了前线，失望而返。
我和旭东兄重回城内，看见二十九军的官兵，正在市内要冲构筑沙袋工事，看情形是要准备打巷战，保卫北平。全市正由一班一班的士兵荷枪实弹，身背大刀，深灰色棉布军服，衬着红绣球的大刀把，黄色手柄的手榴弹，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不断在巡逻。
晚间，我独自骑了一架脚踏车，到东交民巷去偷看日本的军营。门口已经筑好了沙袋掩体，还有日兵架着机枪在旁站立。兵营内，不断地向天空射出五色的火焰信号，和城外的日本军队联络。
我当晚又给《华西日报》拍出长电报道，累了一天一夜，不久后便呼呼大睡。
第二天（七月二十九日）一觉醒来，听到街头人声鼎沸，和兄长舍侄出外一看，全身又似触电一般。原来一夜之间，二十九军竟从北平撤退得无踪无影。街头贴着代委员长张自忠将军的布告，说是中日战局发展，二十九军为了缩短防线，退出北平，向保定一带集中兵力，继续抵抗。劝告民众各安生业，不要惊惶自扰。
事实上，这种所谓“安民布告”如何能使民众心安？北平城内，平民们还好，只是平常负有反日抗日任务的各方人士，甚至就连我们一家人，也少不得立刻紧张起来，聚商如何应变。
那时我的大家兄早已去了南京，我们商量的结果，判断日军不久即要入城占领，急忙把有关信件书籍，付诸一炬，以免后患无穷。
不两天，清末及北洋政府遗老江朝宗等，出面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
于是，在八月八日，日本军队举行了堂堂“入城式”，前门城楼上飘扬着许多氢气球宣传标语：
“庆祝北平占领”
“庆祝皇军胜利”
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也发布了“安民布告”。
我怀着法国大作家都德所写《最后一课》的心情，杂在前门城楼四周的人丛中，去继续我的采访工作。我希望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士，向从永定门经前门大街、通过前门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敌军行列，扔下几枚炸弹。
然而，北平，我们的故都，我们的古城，就在夏季的沉沉死气中，被敌人的大军占领！
七月三十日，天津相继失守，华北战局重心南移保定。
八月十三日，上海日军借口虹桥机场事件，向我先行攻击，我军被迫应战。
同日，日本内阁决定出兵上海、青岛，实行对中国全面进攻；我政府亦决心全面抵抗。
于是，中日战争分为南北两战场，剧烈展开，亦即八年抗战正式开始。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