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怀仁堂之宴

李致远

一九三六年，爱国热情高涨的第二十九军官兵，与驻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时有摩擦，战争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性。日军曾在喜峰口、罗文峪几次和第二十九军交过锋，尝过被大刀队斩杀的滋味，也不敢过分压迫我们，只是得寸进尺地多方面作试探性的进攻。在政治上则更是采用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法。第二十九军的官兵虽在当局的压制下，个个仍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宋哲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尽量压抑我们的爱国热情，不敢和日本人过早演成僵局。因此以请客联欢等形式表示“中日亲善”，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

六月的一天，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由第二十九军驻北平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作陪。还邀请当时在北平的北洋军阀余孽和所谓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参加。日方出席的有驻北平部队的边村旅团长等三十多人。筵席间每桌上有三四个日本人。宋哲元和边村、松岛、樱井、秦德纯、冯治安等与那些社会名流共坐两席，其余的中日双方的军官，共坐八席。在两张主座席的两边，设了两张空桌子，备上下菜之用。酒到半酣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跳到空桌子上，唱了一首我们听不懂的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跳上桌子唱歌。这时，何基沣旅长临机应变，立即上桌唱了一首黄族歌，以示应战。又有日军官唱日本歌，李文田副师长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随后日方又出来两人，一人上桌唱歌，一人桌下舞蹈。当他们歌舞完毕后，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到我们桌前来小声说：“谁出去打套拳？”意在不能输给日本人。这时董升堂上去，打了一套西北军所流行的拳术。日本人又以一人打一人唱来作答。当时我有些心情激动，立即在酒席前打了一套在学生时代所学到的花拳，表示中国军人不可欺，引起席间中日主客们的注意。

当我归座的时候，好几个日本人都到我跟前来敬酒碰杯，表示亲善。接着又有日本人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一阵。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招呼我的传令兵坐我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我定做的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这时日方已舞过两三起“倭刀”了。董升堂也实在耐不住火气，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西北军所习用的大刀片来，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好我的新“柳叶刀”也取到，我立即换上传令兵的布鞋，拿过刀来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我入座以后，又有几个日本人围着我敬酒碰杯，还给我戴高帽称我“李武术家”。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我到厕所中吐干净酒之后，回来再喝。我想：反正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人，顶多也不过是一死而已！这时日本人不劈刀了，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了桌子。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将点燃的纸烟，口叼三支，鼻孔中塞上两支，两个耳朵中各插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他弄得几处可以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看到他们出洋相，耍花招，我们就没人和他们比试了。他们又提出来要笔墨纸张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我们也写一张。我想写字用不着我们比啦，有吴佩孚那样的名流就能占上风了。日本人写的大笔汉字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我们那吴佩孚的醉笔，他当众挥毫写出一个大条幅，一笔写一行大字，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这时，日本人将宋哲元抬到酒席前，喊着号子举了一阵子，又有几个日人把秦德纯也举了一阵。我们中国方面的旅团长们，不约而同地把日本边村旅团长拽出来，也照样把他举起来。彼此使个眼色，把边村脱手往上甩，然后在下边接着。另有一些人也把松岛举起来。冯治安怕出岔子，叫我们放下来。此刻席间确是有一触即发之险！宋哲元看势不好，立即在席间讲了几句话，边村也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天的联欢会很好，应当“互相亲善”。

散会后，宋哲元和边村到后面一个房间去了。日本军官都先后退席，只有松岛留下，叫我同他“转转去”。我对松岛说：“我们的长官还有事，必须等着。”宋哲元送边村走后，松岛还在等着我，拉着我说：“转转去，不要害怕！”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我忘记谁跟我说了一句：“你就跟他转转去吧！”于是我随松岛走出怀仁堂，松岛叫我上车，我看不是我的车，心想反正不能“孬”给他们，就上了车。我的传令兵问我：“车跟着吧？”我以为在中南海内路上转转就回来了，就说：“你在这里等等吧，我们去转转就来。”谁知日本人的汽车开出了中南海。我身上带着一把短剑，是专门定做的折叠钢刀，很锋利。我想万一他们要害死我，我也要拼他一个够本。不知转到哪里，车子停下来。我下车后，又来了一辆汽车。下车的人是我认识的徐廷援，他会说日本话，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过去做过我们的军事教官。看到有徐廷援，我的心气更壮起来。走进一个院落，才知道是一所日本妓院。有八个穿着日本便服的日本人在里面。松岛向他们介绍我：“这是中国的李武术家。”他们硬要我再练一套拳术供他们观赏。我说：“喝多了，已不能练了！”他们就都围着长桌坐下喝起酒来，日本妓女陪酒，还劝我喝日本酒，直到深夜十二点后，我才辞出来。

当时日军方面，知道用硬的方法来对付第二十九军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而采用卑鄙下流的软化办法，来从思想上政治上分化第二十九军。另一方面利用大小汉奸来包围第二十九军的上层人物。那时第二十九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而下级军官则生活朴素，埋头苦干，准备交锋。由于这些矛盾，日本人便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对第二十九军的军官进行分化、拉拢、收买和软化工作。

今天我回忆松岛为什么要在宴会后拉我“转转去”呢？显然他是想拉我到亲日派汉奸方面去。后来又有一次我在南苑驻防时，松岛去飞机场送人之后，又指名找我晤谈。我当时是找一个日本士官出身的黎广时副团长共同和松岛见面的。松岛又约我“到城里去玩玩”，我谢绝了，没去。由此可见他对我的工作是下了工夫的。为什么我到南苑驻防，他如此熟悉？为什么他能直接到我的住处找我？从这些小事中，可以想见日本人对中国军队内部情况是如何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