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联合政府的主张

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八千万人，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放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毛泽东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还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刚刚被打退，维护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团结的任务就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时，蒋介石又作了这样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的允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是“欺骗”[1]。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毛泽东仍要抓住这种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2]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一九四四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4]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5]

四月二十九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五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6]

对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并且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二十条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

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7]，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四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八个月内，相继丢失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六千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一年初，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六月九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8]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9]毛泽东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决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10]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参观团除五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毛泽东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十二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11]。七月一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12]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这些提议最初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到六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13]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指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引者注）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14]

七月二十二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15]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16]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17]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从九月起，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就激起全国上下更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正处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董必武八月十七日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18]随即又在周恩来八月十八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19]九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20]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21]

九月五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国人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以前，国民党当局一直只许国共谈判在内部进行，不肯公开宣布。这次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把它列入参政会议程，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十五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林伯渠在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22]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应该转到这个问题上来。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

“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23]

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24]

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局特别关心。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用跳岛战术进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准备攻占菲律宾，向日本本土逼近。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在考虑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同时，当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日益发展的矛盾也需要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九月六日，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到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25]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已放在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上。

十月间，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示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尽管在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赫尔利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对赫尔利要来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十一月六日，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研究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如下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他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26]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第二天，一架从重庆来的飞机在延安机场着陆。身着军装，胸前佩戴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出现在舷梯上。周恩来立刻把毛泽东请过来。和赫尔利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

八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包瑞德及译员和秘书。这一次主要是听赫尔利谈。他首先说明：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赫尔利说：“我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谈到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谈，蒋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27]

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他所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28]

赫尔利读完后，一直耐心地听着的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没有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这些观点是他本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包瑞德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他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29]对这个细节，包瑞德回忆道：“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来，当我阅读这些条款时便觉得，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30]

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毛泽东发言。欢迎赫尔利到延安来。

他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少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

他指出：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他告诉赫尔利，蒋介石却总是想拖，拖到抗战结束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国民党政府有崩溃之危险。

毛泽东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关于改组军队问题，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毛泽东表示，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31]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关系到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只要把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和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又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为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32]

九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后表示这个方案是对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会议着重商讨了国共之间进行协商的具体步骤。毛泽东提出：赫尔利将军回去后，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如果毛主席愿意见蒋先生，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多大争论。就是说，在双方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已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恰当。

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毛泽东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包瑞德在一旁补充说：这五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33]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毛泽东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34]全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35]

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泽东同赫尔利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36]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37]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上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赫尔利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将写好的信请赫尔利转交罗斯福。信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38]当天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接着，他却提出一个“反建议”，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39]这时，赫尔利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十一月十七日，赫尔利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包瑞德回忆：“在我看来，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40]

蒋介石的这个“反建议”，完全是站在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上的。它由赫尔利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转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完后，立刻一针见血地问赫尔利：“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同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了：“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由于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签过字的协定，谈判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十二月七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机回来。

当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的三条反建议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包瑞德，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41]

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42]并要王若飞将这些意思转包瑞德或戴维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时已无法再同国民党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显然，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赫尔利二十日来电（来电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告诉他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叮嘱他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在重庆的谈判中，赫尔利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军派一名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共产党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立即加以拒绝。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因为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宣称一旦军事形势稳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时，就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43]在二月五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44]

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45]这时，正站在蒋介石身边的赫尔利是怎么想的呢？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46]

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自然只能不欢而散。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三月一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宣布将在十一月十二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泽东迅即作了严厉的抨击。三月十三日和四月一日，他两次会见谢伟思，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他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7]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不肯回头。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不同中共合作，攻击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声称美国的军事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

美国政府奉行的错误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正如毛泽东所评论的：“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48]

但是，“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谁也无法把它重新抹掉。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处在同国民党对等的地位，并且被人们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日后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注释

[1]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3年9月26日。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26页。

[3]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

[4]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6]毛泽东致林伯渠电，1944年5月16日。

[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

[8]《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9]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08页。

[10]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7、28页。

[11]毛泽东在《中情通报》上加写的三段批语，1944年8月15日。

[12]《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13]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电，1944年6月28日。

[14]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15]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16]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17]戴维•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0页。

[18]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8月。

[19]毛泽东在周恩来给董必武、林伯渠电报上的批语，1944年8月。

[20]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

[21]周恩来致林伯渠、王若飞电，1944年9月4日。

[22]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89页。

[23]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944年9月27日手稿。

[2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22日。

[25]赫尔利致美国国务卿电，1944年12月24日，《党史通讯》，1984年7月。

[26]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6日。

[27]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28]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29]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30]戴维•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76页。

[31]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32]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33]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9日。

[3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9日。

[35]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6]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7]戴维•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2页。

[38]毛泽东致罗斯福信，1944年11月10日。

[39]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提交的三条反建议文件，1944年11月21日。

[40]戴维•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8页。

[41]戴维•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96页。

[42]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电，1944年12月12日。

[43]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5年1月28日。

[44]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5日。

[45]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

[46]赫尔利致国务卿的报告，1945年2月18日，《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7]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页。

[4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