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秦明:无声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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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致命失误

大多数人往往被事物的表象蒙骗,

只有少数智者能够察觉到深藏的真相。

——菲德洛斯

1

师父的手指落在了尸体的后背上。手指沿着尸体的脊柱,从后脑滑到了骶骨[1],尸体后背黏附的水渍在他的指尖滑开,仿佛被辟开了一道分水岭,手指经过的印记清晰可见。

“为什么不打开后背?”随着手指的滑行,师父的眉头也渐渐拧成一团。

作为分管刑事技术的副总队长,我的师父陈毅然算是公安厅几位老总里脾气最为随和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给我们讲冷笑话,总队的小伙子们都喜欢和他打成一片。现在他的表情可一点儿都不像是在开玩笑。我的心里默默打起了鼓。

“这个,咳咳。”石培县公安局主检法医桂斌清了清嗓子,准备接过话茬儿。

“没有问你。”师父把桂法医的话硬生生地挡了回去,“我在问秦明,为什么不打开后背?”

众目睽睽之下,我的脸一瞬间涨得通红,张了张嘴,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师父的手指又沿着尸体的脊柱滑动了一下,在几个位置使劲儿摁了摁,说:“我觉得你们可能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听出师父的语气有所缓和,同门师兄弟大宝连忙为我解围:“因为这次我们是初勘现场,时间又比较紧,所以就按通用的术式进行了解剖,没有进行后背解剖。”

我在一旁使劲儿点了点头。

通常来说,法医对尸体进行的是“三腔”检验,也就是解剖颅腔、胸腔和腹腔,只有在特殊的案件中才会打开尸体的后背,对后背和脊髓腔进行解剖。

“不解剖,总要摁压检查[2]吧?”师父不客气地说,“我觉得只要你们认真检查了,就会决定开背检验的。”师父用止血钳指了指刚才他用手指摁压过的地方。

“嗯……这个……主要……”大宝总是在理亏紧张的时候结巴。

我伸手摁压了师父指的地方,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

师父看出了我的茫然,摇了摇头,说:“多学多练吧,还是经验有限啊!打开。”

为了弥补过失,我连忙拿起手术刀,沿着师父手指滑过的痕迹切了下去。刀落皮开,露出黄白色的皮下组织和红色的肌肉。因为紧张,刀口显得歪歪扭扭。

我和大宝站在尸体的两侧,一起分离了尸体后背的皮肤,后背的整块肌肉顿时一览无余。肌肉的色泽很正常,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出血和损伤。

我停下了手里的刀,双手撑着解剖台的边缘,暗自窃喜,师父这次的判断似乎有误,刚才气氛那么紧张,不知道一会儿他要怎么自圆其说。

师父瞥了我一眼,冷笑了一声:“别高兴得太早,继续啊。”

被师父看穿了心思,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赶紧重新拿起手术刀,手忙脚乱地开始逐层分离尸体的背部肌肉。

“呀!”大宝的手忽然不动了。

我探过头去,心里顿时一阵发凉。

一个月前的早晨。

“准备什么时候和铃铛结婚啊?”师父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却不急于进入主题,一边捻着香烟,一边问道。自从我把女朋友铃铛接到省城之后,开朗的铃铛很快就和总队的这帮家伙混了个脸熟。

“师父也开始八卦啦?”我四仰八叉地瘫在师父办公室的沙发上,“我才二十八呢,不急,不急。”

“别搁我这儿没大没小的。”师父说,“你现在是法医科的科长了,首先要做的是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要能服众。你之前的表现是不错,但要时刻警惕,小心阴沟里翻船。”

做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师父做做下属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是家常便饭,我早就习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等你结婚了,又是婚假,又是封山育林,又是生孩子什么的。”师父接着说道,“那时候时间就紧了,利用现在的大好时光,你就多去跑跑现场,别光是跑大案了,小案也要跑。”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惊,才回过神来。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全省各地的命案却也不少,只要发生一起命案,当地的公安机关法医就要向省厅上报情况,如果每起命案师父都让我去跑的话,我岂不是真的要四海为家了?到时候铃铛跑了,我和谁结婚?和谁度婚假?和谁生孩子去?

“也不是让你每起案子都去。”师父看我一脸无措的样子,忍不住乐了,“挑一些可能存在难点的案子,比如这个案子我看就不错。”

师父扔给我一张纸。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份公安机关内部的传真电报:

省厅刑警总队:

我市石培县昨夜发生一起案件,石培县居民孙先发在自家门口被人发现身受重伤,经抢救,医治无效,于今日凌晨五点死亡。目前我市支队已派出人员赴石培县同当地侦技人员开展调查工作。

特此报告。

石丹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这种案件我们也要去?”

“案件再小也是一条人命。”师父说,“去吧,搞细一点儿。”

刚从师父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李大宝又倒退着走了回来,从门口探出个脑袋,问:“那个,师父,去哪儿?我也去行不行?”

“你文件归档整完了没?”我说。

大宝一脸无奈:“那个太复杂了,我都弄一个星期了,我坐不住啊!坐的时间长了痔疮会犯的,让我跑跑,跑跑呗!”

“大宝来省厅培训,可不是来培训怎么归档文件的。”师父显然是在帮大宝说话,“你俩一起去,还有,让痕检科派个人和你们一起,就叫林涛去吧。”

法医、痕检不分家,命案现场的勘查主要就靠这两大专业。林涛算是我的老搭档了,我们不仅在同一个勘查组,而且是同一个学校毕业,还同时进的省厅,只要对方没有别的突发事件,每次出勘现场我们总是出双入对。大宝经常笑我们是一对好“基友”,连铃铛有时候也跟着起哄。有了林涛一起出差,我的心情似乎又好了一些;但心情更好的应该是大宝,他一边准备着勘查箱,一边哼起歌来。我拿起文件敲了一下他的脑袋,说:“还笑,还笑,档案科回头来找我麻烦,我就找你麻烦。”

大宝挠挠头,得意地摆了个剪刀手,笑道:“出勘现场,不长痔疮,耶!”

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我们到了石培县。车子开过石河边时,我不禁默默地望向窗外。一年过去,又到了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那个曾经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女孩却再也无法看到这美景了。[3]

已近中午,车子停在县城西北边缘的一个小村落,放眼望去,一座座两层的小楼依次排开,炊烟在小楼之间袅袅升起,饭菜的香味刺激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嗅觉。

现场小楼的周围拉起了警戒带。这座小楼看上去和其他小楼没什么两样,外围围着一圈围墙,围出一个独立的小院子。围墙的一角,几名痕检员正蹲在地上观察着什么。我没有上前打扰,而是径直走到石培县公安局的桂法医身旁:“师兄好!”

桂法医正在勘查箱里找着什么,被我吓了一跳:“秦科长,你什么时候到的?挺快啊!”

我笑了笑,直奔重点:“死者是什么人?”

“死者是个普通村民,叫孙先发,他老婆死了,儿子在外地打工,现在是一个人住。昨晚他去别人家帮忙料理丧事,到了晚上十点才离开。原先说好今天凌晨三点半再过去一趟帮忙出殡,但是办丧事那家等到四点还没有等到他。两户人家离得很近,走路就五分钟的距离。那家人出来找他,才发现孙先发躺在围墙角,当时还有呼吸,但已经失去意识了。”

“怎么是凌晨出殡?”我插话。

“是啊,这边的风俗就是天亮前要把逝者送到殡仪馆。”桂法医说,“没想到这个好心去帮忙的孙先发也遭遇了不幸。”

“有抢救的过程吗?”

“基本算是没有。”桂法医说,“凌晨四点才发现人受了伤,报案人到处喊人来抢救,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孙先发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五点了。医院的病历里记录的是孙先发被送到的时候,对光反射已经不灵敏了,抢救了大约半小时就没了呼吸心跳。”

“伤在哪儿?”我问。

“头。”桂法医说,“说是枕部[4]有个挫裂创[5],抢救时他的瞳孔也不等大。尸体直接从卫生院拉去殡仪馆了,我准备看完现场再过去。”

“那现在案子有头绪了吗?”我问到了最关心的问题。

桂法医瞥了一眼隔壁的院子,邻居家几口人进进出出,正准备在院子里搭桌子吃饭。他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动机倒是不难找。孙先发原本帮忙办丧事那家的死者,生前和他就有私情。这个女人的感情生活比较混乱,和不少人都有暧昧。她出了交通事故之后,或许她的某个情人受了刺激,就把火撒到了孙先发的头上。”

2

“孙先发多大岁数?”我问。

“四十五岁。”桂法医顿了一顿,接着说,“他那位地下情人才二十多岁。”

“嚯,嫩草哪是那么好吃的。”我一边说,一边穿上现场勘查服,朝着痕检员们聚集的墙角走了过去。

“现场的痕迹物证太少了,”林涛早已蹲在那里,一边用静电吸附仪来回探测着,一边对我说,“我们还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地面上最显眼的就是一摊血迹,旁边还有一摊呕吐物。

“呕吐物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死者头部受伤后,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呕吐,再结合这摊血迹的形状,可以确定这里就是死者倒地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死者就是在这儿被袭击的。”我边分析边顺着墙根往上寻找痕迹。

这面围墙的墙面没有粉刷,暴露在外的红砖颜色深沉,的确很难发现什么痕迹物证。我从勘查箱中拿出放大镜,沿着墙面一寸一寸往上移。一片深红之中,几个异样的斑点忽然跃入了眼帘。我连忙提取了一些可疑的斑迹,滴上几滴联苯胺试剂[6],滤纸很快被染成了翠蓝色。

“看来这几滴的确是血迹。”我说,“看血迹的形态,应该是喷溅或者是甩溅上去的。”

林涛用钢卷尺测量了一下,有些疑惑:“这几滴喷溅的血迹离地面只有20cm,这位置也太低了,难不成死者是趴在地上被别人打的?”

“听说死者头部只有一处创口,但人的头皮上没有什么较大的动脉血管,很难形成喷溅状的血迹形态,”我开始发挥法医的特长来推理,“所以,这里的血迹应该是甩溅血。也就是说,凶手用凶器打击了死者的头颅,血液黏附在凶器上,随着凶器的甩动,就被甩溅在了墙根处。”

从血迹上看来很难再推理出什么结论了,我转头问身边的侦查员:“第一个发现孙先发的人,有没有说他当时是什么体位?”

侦查员走到墙根处的血泊旁,比画了一下:“当时孙先发的头朝墙,脚朝院子大门,是仰卧着的。”

仰卧?我没有多想,先和林涛一起进屋继续观察。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孙先发生前或许是个非常勤快的男人,堂屋的家具、杂物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方桌的正中放着一串钥匙和两包未拆封的香烟。旁边是他的卧室,被子也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头。

“看来现场没有任何翻动的迹象,可以排除是因财杀人了。我估计啊,十有八九真的是情杀。”我看林涛上了二楼,转头对身边的大宝说。

“嗯,钥匙放在桌上,看来死者已经进屋了。”大宝念念有词,“这两包烟应该是办丧事那家给的吧?”

“有一点很奇怪,死者已经进屋,但是并没有上床睡觉。”我和大宝走进卫生间,摸了摸挂在墙上的几条毛巾,“毛巾都是干燥的,没有洗漱的迹象。你觉得死者是刚进家门又出去被害的,还是凌晨准备出门的时候遇害的?”

大宝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笑了一下,说:“笨。凌晨四点死者就被发现倒在地上了,如果他是凌晨出门时遇害的,按照之前约好的出殡时间,他应该是凌晨三点半左右出的门,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屋外能形成那么大一片血泊吗?”

大宝恍然大悟:“对啊!毕竟没有伤到大的动脉血管,头部的挫裂创能形成那么大的血泊,至少也应该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结合现场的情况,被子是叠好的,钥匙在堂屋。”我说,“死者应该是刚进家门,就又出门了,出门后被别人袭击了后脑。不过有个问题,如果死者要出门,应该是往院子的大门方向走,他却往反方向的围墙墙根处走,这是为什么?他去墙根干什么?”

“那个,还有,他出门不带钥匙,应该是没关门,”大宝说,“可是报案人坚持说他到的时候,房屋的大门是紧锁的,难道凶手杀了人,还想着帮他关门?”

“我们到墙根那儿再看看。”我一边说,一边拎起勘查箱,出了小楼,走进院子里。

院子不小,离墙根五米处,有一间死者自己用砖头砌的小屋,小屋里放着扫把、畚箕等清扫工具。我和大宝相视一笑,原来这个勤快的中年男人是来拿工具准备打扫卫生的。

“凶手应该是潜伏在房屋的门口,见孙先发走出房屋,走到墙根附近的时候动的手。”大宝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说,“至于凶手为什么帮他关房门,就只有凶手知道了。”

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小楼的二层。二层有一排铝合金的推拉窗户,靠近院墙的那扇窗户是开着的,林涛正沿着窗框聚精会神地检查着。我对大宝使了个眼色,笑道:“林涛这小子还真是帅,怪不得那么多姑娘追他。”

“追的人多有什么用?”大宝说,“他还不是单身?哪有你幸福啊!”

远在二楼,林涛也听到了大宝的声音,他低头看到我,招呼道:“冬瓜,你看,这个死者还真是没有防范意识。这扇窗户是开着的,如果有人想入室盗窃,只要爬上围墙,就能用手够到开着窗户的窗台,然后就能翻窗入室了。”

“你妹啊,”我骂道,“什么冬瓜?!大庭广众之下你叫我外号干吗?”

大宝在一旁哧哧地笑。我拍了一下他的脑袋,说:“笑什么笑!我猜啊,要不是死者自投罗网从屋里出来了,凶手还真说不定会用这种方式入室呢。”

“二楼没有可疑痕迹。”林涛透过窗户对楼下院子里的我们说,“看来这个现场又是一点儿物证都没有,就指望你们的尸检工作了。”

午饭后,我和大宝赶到了石培县殡仪馆的法医学尸体解剖室。那间昏暗的小屋子和一年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桂法医早已经在殡仪馆等着我们了,和他在一起的还有石丹市公安局的法医负责人管其金。管法医已经五十多岁了,算是我们的老前辈,这次由他来做记录工作。

我们首先系统地检查了一下孙先发的躯干和四肢,没有发现任何一处损伤。

“还别说,保养得真好,”桂法医说,“身上雪白干净的。”

“看得出他还是很勤快的一个人,家里就他自己住,都打扫得那么干净。”我说。

“那个,也说不定是他的那位‘嫩草’帮他打扫的。”大宝拿起手术刀,边剃死者的头发边说道。

孙先发的头发被完全剃除干净后,枕部的创伤便一览无余。

“创口两角钝,创口边缘沿皮肤的纹理裂开,创口内可见组织间桥[7]。”我拿起止血钳,一边探查创口,一边介绍着检查的情况,方便一旁的管法医记录,“创口的底部可触及碎骨片,可以确定是颅骨粉碎性骨折。”

我用酒精仔细擦拭了创口的周围,说:“这是典型的由钝器打击头部造成头皮撕裂而形成的挫裂创。你们看,创口边缘的皮肤有擦伤,这意味着什么?”

“致伤工具的表面粗糙,接触面大于创口。”大宝的理论知识很扎实。

“那会是什么工具呢?”我双手撑在解剖台的边缘,活动了一下已经开始发僵的颈椎,“难不成是粗木棍?”

见我们迟迟不动刀解剖死者头部,一直在旁记录的管法医有些着急了:“这个不重要,我们知道致伤工具的大体类型就行了,快点儿吧,我不像你们年轻人,我这老腰椎可撑不住啊。”

我们三个人都已经上了解剖台,除了管法医还真就没人记录了,于是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低下头开始切开死者的头皮。

挫裂创的下方果真对应着一处颅骨的粉碎性骨折,打开颅盖骨后发现,这处粉碎性骨折的骨折线[8]一直从枕部沿着颅底延伸到了额部。

“嚯,这力道可真大,颅骨都碎成这个样子了。”桂法医说。

我皱起眉头,说:“木质工具是形成不了这么严重的骨折的,看来应该是金属质地的工具,而且这个工具的表面很粗糙,那会是什么呢?”

看到我又开始纠结致伤物的具体类型,管法医在旁边不耐烦地撇了一下嘴。管法医在法医系统干了大半辈子,没有犯过什么大错,也没有立过什么功劳,只要安安稳稳地再这么过两年,就可以光荣退休了。看得出来,他对我们的推测完全不以为然,虽然我很反感这种糊弄工作的态度,但也不好意思当众驳他的面子,只好继续小心地取下死者的脑组织。

“咦?那个,额部怎么有脑出血?额部头皮没损伤啊!”大宝抬起胳膊推了一下眼镜,又翻过死者的额部头皮确认了一下,“对冲伤[9]?”

“不是吧,”我说,“对冲伤只有在摔跌的时候才会形成。”

我用止血钳剥离了颅底的硬脑膜,露出骨折线,说:“你看,骨折线从枕部延伸到了额部,因为骨折,所以才会在额部形成血肿,这和对冲伤的原理不同。我觉得吧,还是骨折引起出血的可能性大,应该不是对冲伤。”

“是啊。”在一旁拿着死者颅盖骨研究的桂法医说,“你看这枕骨上的骨折线有截断现象。”

我们都知道只有多次受力、多次骨折,骨折线才会彼此交错截断。

“这么说,死者头部是被打击了两次以上,不过只有一次形成创口而已。”我说。

3

缝合完毕,我说:“后背要不要看一下?”

话音未落,管法医就提出了抗议:“我看不用了吧。天就要黑了,这里光线又不好,关键是这个案子,我们法医也发挥不了太大作用吧,死亡原因很简单,死亡时间又不用推断,致伤物你们也搞清楚了,案件的矛盾关系又那么明显,你们还怕破不了案?再说了,这个案子又不可能有犯罪分子骑压死者的过程,看后背有什么意义?”

我点点头,颈椎病貌似又犯了,感觉一阵眩晕,便说道:“管老说得也是,任务基本完成了,收工吧。”

回到宾馆,我们总结了一天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的结果,在晚上九点专案会开始前,抵达了专案组办公室。

“死者孙先发因头部遭受钝性工具的暴力袭击,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虽然不算是身经百战,但是站在这里的我,也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语气里已经有了师父那般的自信,“现场勘查中发现,死者家没有被翻动的迹象,应该排除侵财杀人。据我们分析,因仇杀人的可能性很大。死者并不是处于要入睡的状态,应该是刚到家,又出门后遭袭。凶手用的工具应该是金属质地、表面粗糙的钝性工具。我们的技术目前只能提供这么多支持。这个案子矛盾关系明显,调查出头绪应该不难。”

专案组组长点了点头,给主办侦查员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介绍调查情况。

“孙先发参加情人刘具叶的丧礼,在丧礼上和村民陈长林发生了口角冲突,这是目前调查到的最突出的矛盾点。”主办侦查员说,“刘具叶今年二十四岁,前天晚上横穿马路时被车辆撞击身亡。她生前的私生活很混乱,据调查,和她有奸情关系的人至少有十七个,从十八岁的小伙儿到六十岁的老头都有。”

整个专案组的人都在摇头。

主办侦查员接着说:“目前我们正在围绕刘具叶生前的关系人进行逐一梳理,以备下一步排查。另一方面,我们也派出一个工作组排查孙先发的其他矛盾因果关系。”

“那行。”专案组组长说,“除了晚上有任务的,其他人都休息吧,我相信这个案子破案不难。”

“等等。”我打断道,“据我分析,凶手应该是尾随被害人到家的,被害人回家的时间也不算晚。所以,我觉得应该加派人手访问附近村民,问问有没有人看见被害人当晚被人跟踪。如果知道了凶手的体貌特征,就可以缩小侦查范围,更容易排查了。”

“秦法医言之有理。”专案组组长说,“辖区派出所的人今晚别休息了,去事发地点附近蹲守,看看有哪些人晚上路过现场附近,问一问昨晚的这个时候有没有路过此地,有没有看到被害人和那个跟踪他的人。”

专案会散会后,我得意扬扬地回到了宾馆,对躺在旁边床铺上的大宝说:“这个案子看来法医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我估计很有可能会通过路访行人破案,你信不信?”

大宝点了点头,说:“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跟踪尾随,伺机杀人,希望能早一点儿破案吧。”

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回到了省城。

“怎么样,这个案子有没有把握?”师父见我出差一天就回来了,问道。

“没问题,这个案子矛盾关系明显,估计很快会破案。”我拍着胸脯说道。

师父点了点头,没有深问,说:“去年全省各地招录的新法医已经完成新警培训了,但是这一批招录的法医绝大多数不是法医专业毕业的,而是临床医学毕业的,必须要经过法医学专业培训。鉴于人数比较多,有四五十人,分头培训难度太大,我们省又有皖南医学院这样的老牌法医专业高等院校,资源不能浪费,所以省厅决定统一组织培训。你是那里毕业的,所以具体的事宜你去办,半个月内完成准备工作,再给学员半个月时间交接工作,6月初开始落实培训工作。”

省厅的工作就是这样,除了日常的鉴定、检案和出勘现场以外,还包括了繁重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行政工作虽然看起来枯燥无味,但是想想这些工作可以有效提升全省法医的整体办案水平,我也心安了,工作也就有了动力。

半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这一忙,就感觉时光飞逝。半个月来,我打报告、发通知、核对名单、联系学校、制作预算、设计课程、预约教授,忙得不亦乐乎,早已把石培县孙先发的案件抛到了九霄云外。

培训的准备工作超时了,我整整用了二十一天的时间才全部准备妥当。点击了正式通知的“发布”按钮后,我重重地靠在椅背上,仰天长舒一口气:“终于搞定了。”

“冬瓜,你看你天天忙得面色苍白的,不怕铃铛抛弃你?”林涛恰巧经过我的办公室门口,奚落道。

“才不会。”我说,“谁像你啊,被抛弃了无数次。”

“怎么可能?”林涛歪着脖子说,“是我抛弃了别人无数次好不好?”

我用双手搓着脸,说:“好吧,好吧,你帅,你吃香,你御女无数,好了吧?我得休息会儿,太累。”说完,我掏出香烟,扔给林涛一根。

“休息什么?”林涛说,“石培的那个案子,陷入僵局了。”

我腾地一下坐直了身子,说:“僵局?怎么会?矛盾关系不是很明确吗?”

“矛盾关系是明确。”林涛说,“但是十几个关系人全部排除掉了,都没有作案时间,其他的关系点也没有摸上来,所以现在专案组不知所措了,测谎仪都用上了,还是无果。”

“是不是办事不力啊?”我说,“简单案子搞复杂了吧?”

“不知道。陈总说过几天等他闲一点儿,他要再带我们下去复核。不在你这儿聊了,事儿挺多,我先忙去了。”林涛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看来师父不太放心我们啊!”我对在一旁发呆的大宝说,“不过这是好事,案子不破,总是脸上无光的,我相信师父能发现更多的线索和证据。”

“怎么这两天总是无精打采的?”铃铛端着碗,打断了我的沉思。

也许是受到了孙先发案件的刺激,抑或是担心自己在出勘工作中有所遗漏,在得知案件一直没破后的几天,我确实是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来。

“哦,没事。”我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岔开话题,“能不能在家吃饭啊?这天天来这家鸡店喝鸡汤、吃鸡肉,难受不难受?”

“什么叫鸡店!”铃铛捂着嘴笑道,“说话真难听。喝鸡汤补脑的,而且你不是天天嚷嚷现在记性不好吗?你看,这是鸡杂,里面就有鸡心,鸡心鸡心,吃了有记性。”

“亏你还是学医的。”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嘴里扒饭,嘟囔道,“当个医生,还搞封建迷信,这有科学道理吗?”

铃铛收起了笑容,说:“你肯定有心事,逗你乐你都不乐,说,是不是和谁有奸情?是不是干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哎哟,姑奶奶!”我不耐烦起来,“谁闲得没事去搞奸情啊,工作上的事,工作上的事。”

“工作上的事也和我说说嘛,闷在心里好玩儿吗?”

我见铃铛有些不高兴了,说:“没事,就是上次去石培的那个案子,居然到现在都没破,师父明天要去复核,我有些担心,怕自己有疏忽。”

没有想象中那样释然,铃铛的眼神反倒迷离了起来。沉默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我,一双大眼睛闪烁着,说:“我和你说个秘密呗。”

铃铛总是和我说“秘密”,但是她的那些秘密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我敷衍地“哦”了一声,继续埋头往嘴里扒饭,心想,又该是那个谁谁谁和谁谁谁有一腿,那个谁谁谁瞒着老公买了个LV。

“其实我以前有个堂妹,如果还在的话,该有二十五岁了。”铃铛放下碗筷,慢慢说道。

我也停止了狼吞虎咽,这个爆料有些噱头。

“是我亲叔叔的大女儿,叫林笑笑。”铃铛接着说道,“可惜的是,她在七年前被杀了。”

4

“七年前?”我说,“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吧?不过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家里人一直很忌讳说这件事。”铃铛面露难色,“叔叔受了很大的刺激,没人敢在他的面前提起这个案子。”

“是你叔叔的仇人干的?”听见案件,我的神经就会不自觉地敏感起来,“不然谁会对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下手?”

铃铛慢慢地摇了摇头,一丝悲凉跃上眉梢:“案子到现在都没破。”

“没破?!”我几乎跳了起来。即便是七年前,各地公安机关对命案侦破工作的重视程度也已经非常高了,一遇命案几乎全警动员。那个时候,命案侦破率达到百分之九十的地市在全省占大部分。一直崇尚命案必破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身边居然有这么一起悬案,而且被害人还是铃铛的亲人。

“那是发生在你老家云泰的事?”

铃铛点点头,说:“是的,在云泰第十二中学发生的案件。那时候你还在上大学,所以一定不知道这起命案积案。”

铃铛和我在一起时间长了,对于公安的俗语也了解了很多。命案积案就是指未破的命案,指警察欠百姓的账。命案不破,势必会在刑警的心里留下心结。

“那……你们猜测过会是谁干的吗?”我问。

“唉,这就是家里人不愿意再提这件事的原因。”铃铛顿了顿,叹了一口气,黯然地说道,“笑笑她……被奸尸了。”

我暗自咬紧了牙关。

“笑笑的尸体是在学校的公共厕所后面被发现的。”铃铛接着回忆道,“当时围观的人很多,笑笑就那么……唉,她一直都是个很乖很开朗的小姑娘,小时候我去叔叔家玩儿,看到墙上贴满了笑笑的奖状,真的,连幼儿园的都有。叔叔是最得意这个女儿的,亲眼看到那个景象,他整个人都崩溃了。我不知道他最后是怎么熬过来的,总之,从那时候开始,再也没有人敢提到笑笑的名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

我低下头,重新拿起碗筷,慢慢地吞咽着米饭。

“当时这案子没有什么线索,警察查了一年多,盘问了很多人,我们都看在眼里,但凶手就是找不到,怎么都找不到。最开始的痛苦和愤怒过去之后,我们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现实。或许不是什么事情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得到,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你想的那样收场,那就得慢慢学会放下,才能继续往前走。”铃铛说到这里,用筷子轻轻戳了戳我,“喏,我说了这么多,你懂我的意思了没?”

我放下筷子,捏了捏她纤细的手指,微微一笑。铃铛的好意我明白,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泪光也让我心里微微一沉。一切真的都能过去吗?笑笑也好,孙先发也好,他们需要的也许只是真相。

第二天一早,师父便带着我、大宝和林涛奔赴石培县。来到孙先发家的小楼前,师父率先下了车,和石培县公安局局长简单寒暄后,他拎起现场勘查箱走进了现场。我给大宝使了个眼色,大宝赶紧跑上前抢过师父手上沉重的箱子。

我和大宝在院子里看着师父进进出出观察现场,侦查员在一旁介绍着现场的情况和尸体的位置。师父突然朝我们招了招手,我和大宝赶紧走了过去。

“你们在现场没有发现矛盾点吗?”师父问道,“尸体的体位、血迹形态都能解释得过去?”

我想了想,无言地点了点头。

“你说死者是在靠近墙根的位置被凶手从背后打击枕部倒地的。”师父站在我们设想的位置,重建着过程,“那么,死者倒地,要么是头朝院门仰面倒地,要么是头朝墙根俯卧倒地。”

我沉思了一下,听起来确实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但死者是头朝墙根,仰面着地。”师父说,“怎么解释?”

我支支吾吾,一时语塞。

“行了,现场就这样。”师父并没有对这个矛盾点进行解释,指着现场堂屋桌子上的两包烟,对身边的侦查员说,“去查一查,办丧事的那家发的是什么烟。”

“尸体昨天早上就拖出来解冻了。”桂法医说,“现在可以进行检验了。”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师父脱下手套,说。

没有按照常规的解剖术式,师父选择先检验孙先发的后背。在我和大宝手忙脚乱地把尸体的后背肌肉逐层分离开以后,居然发现尸体的后背真的有损伤。

“师父真神!”大宝惊讶地叹道,“那个,您怎么摁了两下就知道有损伤?”

师父显然还在因为我们第一次工作的疏忽而生气,没有回答大宝的问题,说:“七根椎体棘突骨折,深层肌肉大片状出血。我现在想问,这样的损伤通常在什么情况下形成?”

此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我隐约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作用力巨大,作用面积大。”桂法医替我们回答道,“通常在高坠伤中比较多见。”

师父瞪着我,一动不动,就这样足足瞪了半分钟,才厉声说道:“打开颅腔!”

我颤抖着手,沿着原切口,剪开了缝合头皮的缝线。拿开颅盖骨,死者的脑组织咕噜一下从颅腔里翻滚了出来。

师父用脏器刀一层层切开脑组织,说:“说后背没打开,是工作疏忽,但是这个头颅损伤,你们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您是说对冲伤?”我辩解道,“我觉得这个损伤不是对冲伤。虽然他是枕部着力,却在额部形成血肿,我觉得额部的血肿是横跨颅底的骨折形成的。”

“你有依据吗?”师父皱起了眉头,“我猜,你的潜意识里认定了这是一起凶杀案件,所以用猜测的态度排除了它是对冲伤的可能。”

“不,我们发现死者的头部有骨折截断现象,应该不止一次打击,高坠怎么会有多次受力?”我极力辩护着。

“你说的是这处?”师父指着颅骨上的骨折线说,“凹陷性骨折,会在颅骨受力中心点周围形成同心圆似的骨折线,同时也会以此为中心点,形成放射状的骨折线,放射状的骨折线遇见同心圆似的骨折线,自然会截断。所以,这不是截断现象,而是凹陷性骨折的典型现象。”

我盯着颅骨仔细地观察着,心里还有些不服气。

“别不服气。”师父说,“如果是骨折线形成的血肿,应该在整个脑底沿着骨折线的地方都有血。而死者枕部和额部的两处血肿彼此孤立,并无连接,这是对冲伤的典型特征。而且,骨折形成的血肿,血是黏附在脑组织外的,对冲伤形成的血肿是在脑组织内的。这是因为骨折形成血肿的原因是骨折断段刺伤脑组织,而对冲伤形成血肿的原因是脑组织撞击颅骨形成的内部脑组织挫裂。这个死者额部的血肿,用抹布是擦不掉的,所以血肿是在脑组织内部的,符合对冲伤形成的脑内血肿。”师父一边说一边用抹布擦拭他手里脑组织上的血块。

我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站在一旁发呆。

师父接着说:“另外,如果死者遭受多次打击,下意识的反应应该是用手护头,这样,他的手上就可能因为凶手的第二次打击而形成抵抗伤,或者手上沾有血迹。可是,死者的手上既没有伤,也没有血。”

这些论点都很有说服力,我暂时没了反驳的依据。

“不可能吧,”桂法医说,“您真的觉得他是从高处坠落摔死的?”

5

师父点了点头:“依据尸体上的损伤,我有充分的证据确认,死者系从高处坠落,背部和枕部着地,导致死亡的。”

“我还有个疑问。”我仍在负隅顽抗,“现场死者躺着的位置,离地面20cm高的地方发现了死者的血迹,高坠怎么会有喷溅状血迹?”

师父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他用止血钳指了指死者颅底的骨折线,说:“颅底骨折,颅内的脑脊液和血会通过颅底的骨折裂缝漏到口鼻腔内。由于死者的意识模糊,所以血液和脑脊液会被死者吸进气管,这样死者会呕吐、呛咳,血迹自然会被死者呛咳到墙壁上。”

我想起了现场血泊旁的呕吐物,看来师父分析得丝毫不差。

师父用刀划开死者的气管,说:“看,不出所料,他的气管里都是些血性泡沫。”

最后一个疑点都被师父解释合理了,我彻底放弃了抵抗,看来死者还真的是摔死的。

“可是,”我说,“半夜三更的,孙先发为什么会从高处摔下来呢?如果是高坠的话,他原始躺倒的位置正上方就应该是他坠落的起点。”

我说完,脱下手套,走到解剖室外的办公室里,打开了电脑里的图片:“那么,坠落的起点应该是靠近小楼外墙墙壁的围墙墙头上。他半夜三更爬自己家的墙头做什么?”

“那……那个……既然是摔死的……”大宝因为我们的失误而乱了方寸,“是不是要赶紧撤案啊?”

“别急,”师父说,“死亡方式是高坠,并不表示这一定是一起意外,下面我们就要搞清楚死者半夜高坠的原因。”

“死者从自己情妇的丧礼上喝完酒回家,把香烟和钥匙放在屋内,自己又走出屋外,锁了屋门,爬上墙头,然后跳下来摔死。”我一边回溯时间顺序一边说,“殉情,还是偷窥?”

看到我们都开始深入思考,师父的气才消了一些,他被我的这个假设逗乐了:“你还真有想象力,偷窥都能想得出来。他的邻居都是些老弱病残,有什么好窥的。”

师父的话音刚落,侦查员就走进了解剖室:“报告陈总,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去调查了刘家办丧事当天参加丧礼的部分人员。这些人都反映,刘家没有给每个人发香烟,饭桌上放着的香烟是玉溪。”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发什么香烟和破案,不,现在应该说是对还原事件过程有什么用呢?

师父一边脱下解剖服,一边拿出一根烟,点上后,深深吸了一口。

我们都整齐地站在师父身边,等他开口指示下一步工作。

突然,师父说:“应该是这么回事。”

我们都是一头雾水,我忍不住问:“应该是怎么回事?”

“你们之前说死者是进了屋以后,又出门爬墙头,是吗?”师父问。

“是啊,”我说,“他把香烟和钥匙都已经放在堂屋的桌子上了嘛。”

师父笑了笑,说:“桌子上的物品,有可能是死者回到家后放在桌子上的,也有可能是死者下午离开家去参加丧礼的时候,根本就忘记带在身上的。”

被师父一点,我恍然大悟:“哦,对,是啊!”

“是?那个,是什么?”大宝还没能反应过来。

我接着说:“如果是死者根本就忘记带钥匙和香烟出门,香烟不要紧,没钥匙,他晚上怎么进家门呢?”

“嗯,”桂法医抱着双手,慢慢地补充道,“所以陈总才会让侦查员去调查香烟的问题。目前看来,刘家给参加丧礼的人提供的是玉溪,而死者家里放着的,是云烟。”

我补充道:“既然死者家里的烟不是下午丧礼上的烟,那么就不能根据香烟、钥匙在屋内而推断死者已经进了家门。这样看来,死者下午出门的时候,很有可能忘记带钥匙和香烟了,所以他晚上就进不了自己的家门。”

“进不了家门,”师父继续发问,“如果是你们,你们该怎么办?”

我重新坐在解剖室外的办公室里,在电脑上一张一张翻看着现场照片。

“知道了!”我眼前一亮,“你们看,死者坠落的地方上方是墙头,墙头旁边就是小楼的二楼窗户,别忘了我们第一次勘查现场的时候,二楼的窗户是开着的,当时林涛还说这样开着窗户很危险。”

“是了。”林涛一直在旁边听我们分析,这时候也开了口,“死者应该是爬墙头想移到窗户旁边,翻窗入室,可是他喝了酒,手脚不稳,就从墙头上摔了下来。”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摩拳擦掌,蠢蠢欲动,想赶紧弥补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

“不好办。”师父说,“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推断,更糟糕的是,之前县局已经立案而且通知了死者家属。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支持,我们就这样去通知家属,那人家一定会说是你们公安破不了案就说死者是自己摔死的,要我,我也不信服。”

我低下了头,知道这是师父在变着法儿数落我。

“行了。”师父看见我自责的表情,又于心不忍,接着说,“现在我们去现场吧,希望能在现场找到有用的证据。”

“这事儿不能全怪冬瓜。”林涛也听出了师父责怪我的意思,上前帮我挡了一“枪”,“我们痕检也有责任。我觉得我们这次是可以找到线索的,因为第一次勘查,我们只勘查了坠落点地面和二楼的窗框,对于死者可能触碰到的墙头、二楼窗台,我们并没有仔细看。”

“这不能怪你。”师父铁了心地让我担全责,“法医没有搞清楚致伤方式,错误重建现场,你们自然不可能在对的地方寻找痕迹,秦明这次难辞其咎。”

我又低下了头,这次的教训的确够深刻的了。

到了现场,林涛只身爬上了近两米高的墙头,用放大镜在墙头寻找着痕迹,另几名痕迹检验员在二楼研究窗台。此时此刻,帮不上忙的我只能焦虑地在院子里打转,期待着他们的好消息。

师父的推断又一次接近了事实,很快,林涛和他的弟兄就在墙头和窗台找到了直接证据。

“墙面、墙头的痕迹已经可以证明一切了。”回去之后,经过比对,林涛高兴地向师父汇报道,“虽然过去一个月了,但是现场一直封存得很好,痕迹物证都没有遭到破坏。墙面有明显的蹬擦痕迹,应是死者上墙的时候留下的。墙头也有几枚死者的完整足迹,其中一枚右足足迹有变形,有擦挫,应该是滑落的时候留下的。”

“窗台上也有死者左手的指纹和掌纹,从方向上来看,是从外到内的,也就是说,死者的左手已经搭上了窗台,但是右手没有来得及搭上来。”另一位痕迹检验员说。

“我也有发现。”师父拎着死者的一双鞋子,说,“我仔细看了死者鞋子的边缘,右脚的鞋子边缘有和硬物摩擦形成的损伤,方向是从下到上,这个证据也可以印证死者的脚和墙头有摩擦滑落。”

“那么,现在看来,”大宝插话道,“死者应该是左手上了窗台,左脚和右手悬空,右脚突然滑了,导致他仰面下落着地。这样也就解释了死者为什么会是头朝墙根仰面着地的姿势。”

我在一旁默默无语,看着他们一点点重建出现场,还原出事实真相。

有了充分的现场证据,案件很快就撤销了。

又睡了一晚上郁闷觉,我起了个大早,到师父办公室主动检讨。

师父的态度和我想象中大相径庭,他温和地问:“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吗?”

我点了点头,说:“知道,先入为主,工作不细致。”

“嗯,总结得很好。”师父说,“你刚去,所有人都说是命案,所以你也认为是命案,但是你忘记了一个法医最先应该搞清楚的,就是死者的死亡方式。因为先入为主的思想,所以你主观臆断地排除了一切意外事件的可能,最要命的是没有细致解剖,遗漏了背部损伤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其实,你当时要是打开死者后背,你的判断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实,是老管一直在催我快点儿结束,所以我没打开后背。”来之前我已经想好了无论如何不辩解,结果这时候却又忍不住为自己辩解。

师父语重心长地说:“你是省厅法医,错和对都要你来承担责任,你不应该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幸好这个案子一直没有抓人,如果让别人蒙冤入狱,你的良心又如何得以安宁呢?”

师父说得在理,我默默地点头。

“法医不好干啊。”师父说,“好在你运气好,这次失误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错误判断一起案件,浪费大量警力不说,还可能会让清白的人蒙冤,也可能会让犯罪分子逃脱法网,所以说法医的责任真的很大。你要想当好一名法医,就要时时刻刻都不忘记认真、细致,不要害怕失误,要有信心继续迎接挑战,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武器,那就是法医科学!科学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头来:“相信我,师父,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