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单位之外：新政权遭遇旧里弄

上海人对里弄绝不陌生，生于斯，长于斯。对共产党而言，上海里弄只是它的诞生地，却非成长壮大之根基。新政权所面对的里弄，与他们熟悉的乡村社会截然不同。这个空间显现的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特质，给中共掌控基层社会和政治动员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

过密聚集与过频流动

与家族聚居的村落不同，上海里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流转的而非静止的空间，生活其中的大量人口处在迁移之中。

近代上海的崛起，吸引着四方人群，各色人等蜂拥而至，形成了一次次的移民浪潮。上海里弄的兴起与扩张，几乎都由移民浪潮触发和推动。1843年开埠后第一个10年，“沪城类聚之民，比屋杂处”的近代里弄业已出现。19世纪70年代，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和上海工商业日益繁盛，上海人口再度激增，上海民居中最具代表性的石库门里弄便如雨后春笋，颇具规模。此后上海里弄住宅建设的两个高峰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前后和“孤岛”时期，也都源于上海市区特别是租界人满为患，房价地价暴涨。到1930年代下半期，全市约有住宅30万幢，人口377万，里弄近2000处。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时，全市544万余人口中，绝大部分居住在58平方公里的市区里弄内，“人口最高密度，尚超出纽约、伦敦、柏林之上”。

上海里弄又是人口频繁流动之地。躲避战乱和急速工业化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太平天国时期，11万移民潮涌上海，里弄住宅“象耍魔术般地一片片建造起来”，但1864年太平天国的失败立刻引起了大批难民的回流，“他们急乎乎离开这个过去来寻求避难处的港埠”，“整个住宅都变得空荡荡了”。进入20世纪后，类似的大规模移民回流的情况虽未再现，但因避战引起的里弄人口流动愈加频繁，“搬场忙”成为上海滩的一大社会特色，就是高等住宅区也不免被波及。1920年代兴起的愚园路高级里弄“甲第连云，尽是钟鸣鼎食之家”，“不料八一三之役，日寇侵入租界，沪西忽变‘歹土’……人怀戒心，迁地为良，于是旧法租界住宅区应运而起”。

近代上海的过度城市化也促进了人口的高度流转。空间与人口矛盾之尖锐、房荒之严重在世界近代城市中可居前列。“上海居大不易”——几乎每个踏上上海土地的外乡人都有过如此感受。且不论在夹缝之中插足的棚户里弄，就是一般市民集中的石库门里弄居住状况也不断恶化。据公共租界1937年调查居住委员会报告，租界内住宅每幢住4户的计22764家，住6户的计14028家，住9户以上的计1305家，最多的一幢房屋住过15家。至上海“孤岛”时期，房荒问题登峰造极。时人记叙：

二房东别出心裁，叠床架屋，当小客栈一样方式租借给人，有了二层阁、三层阁的房客不算，阁楼上还要借铺场一样方式给人，早出晚归。甚至露台上盖几张马口铁，搭一个棚，也可招租。

有人叹道：“我曾到奶牛棚参观，每头牛都有宽敞的牛眠地，当时就发生了一个感慨，觉得高等畜生的享受，比我们平民幸福得多了。”持续的生存空间竞争不但造成了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也迫使大量人口为争得立锥之地而处在紧张的奔波迁移之中。

近代上海的人口与空间问题都留给了中共新政权。从1950年至1955年，有263万余人迁入上海，迁出人口231万余，净迁入人口32万多。加之1950年代早期涌入上海的大量灾民、难民，上海城市的人口流动处在高峰时期，住房紧缺的问题一直难以缓解。1950年代初，414万多人口“拥挤在街道里弄中生活着，市区人口密度平均每一平方公里有66565人，邑庙区的密度每一平方公里达147500人”。市区内“人多屋少”的情况十分普遍，老闸区甚至有“每幢房子所住的多到二、三十户，近百人混什相处”。普陀区梅芳里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房荒问题持续10余年。“由于居住拥挤，居民普遍自搭阁楼，充分利用空间”，有的为解决自身住所，也有的出租谋利，“在居民之间发生了相互租赁房屋的关系”。这种“二房东与三房客的严重剥削（甚至于有三房东四房客）”，却“在群众中变成合法制度”，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早期。

中共根据历来的经验，进城之后首先要着力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基层社会划定各种政治空间的范围和确定人们的阶级成分。人口流动过频与空间分布过密便成了一大难点。

一些工人或下层平民集中的居住区本应成为共产党在城市的“根据地”，但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注入了许多外来因素，诸如地方帮派势力，一次次改变着小区原有的阶级结构。

市政法委员会从普陀区最大的里弄南英华里的调查中发现，这里原是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房，是工人聚居之地。全弄居民7299人中，34%为工人，工人家庭占全弄1443个住户的63%。抗日战争时期从闸北逃来了一批人，情况就日见复杂，4个恶霸为首的苏北帮、山东帮、安徽帮、河南帮经常殴斗。镇反运动时共逮捕了51人，枪毙了主要骨干5人，尚须处理的还有46人。普陀区和丰里是国棉六厂宿舍，人口构成也比较复杂。居民中有部分是依靠帮派势力住入的，“居住情形很不平衡，人少住大房子，人多反而挤在小房子，平时纠纷很多”；“镇反时共逮捕38人，枪毙了6人”。到1953年，和丰里的国棉六厂在厂职工只不过559人，占总人口2108人的26.5%。

另一些本已杂乱的下层居住区，随着1950年代早期人口流动的加剧，各种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愈益增强。一份关于嵩山区恒茂里的情况调查写道：

这是上海著名的三大桥之一——八仙桥附近的一条里弄，位于商业区的中心，是被大世界、青年会、大众剧院、小菜场、几家大商店及旅馆、银行包围起来的一个正方形。

该弄共住839户（其中有回民1户，外侨2户）,3711人。以店员为最多，有462人，产业工人67人，非产业工人211人，摊贩112人，小工商业主85人，资本家及代理人89人，其他（军警、机关工作者、教职员、唱戏的、佣工等）258人，家庭妇女862人，失业的192人。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每天报进报出的约有20人左右。

（弄内）社会情况复杂，黄金荣的徒弟不少，已处理的各类罪犯56名外，尚有贩毒犯2名，流氓17名，小偷2名，私娼、地下舞女8名，黑律师1名。弄内的新生活旅馆专为嫖客服务，阿飞在弄内为非作歹，赌风、窃风都很盛。

五方杂处与邻里关系

上海都市社会不同于乡村的又一个特质，是居民间社会关系的模糊性。邻里间既无血缘关系，也无经济关系。这既反映了所有的近代都市具有的共通性，又表现着上海里弄的独特之处。

与任何中国传统城市一样，前近代的上海城也是世家大族的聚居之地。城内里弄居民中虽有闽、粤等客籍，但10代以上的本地大家族，终占绝大多数。上海开埠后，家族聚居的传统里弄退居次位并解体之速，实属罕见。

始建于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租界里弄向老城厢的世家里弄发动了阵阵冲击。经过半个多世纪，至20世纪最初10年，中外移民杂处的近代里弄在上海城市舞台上以主角身份亮相，致传统里弄相形见绌。工部局户口调查显示，1900年公共租界有华人户口345276人，其中客籍人口占80%以上，外侨也有6774人。由此，五方杂处成为近代上海社会的常态。到1950年1月，全市498万人口中，上海籍人口仅75万余，占15%，其余85%以上是来自各方的外省籍人。

应当指出，五方杂处的人口结构并非上海近代城市社会的独具特征，而是近代移民城市人口布局的一般特点。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五方杂处格局，不仅就总体的基层社会结构而论，并且也针对小范围的甚至是同一里弄的构成而言。在上海，类似西方许多大城市中的民族或种族聚集的社区几乎不见，以乡土为纽带的地方性社区也属少数。绝大部分的里弄是异质人群紧密接近的生存空间。从上海邻里间表征彼此关系的许多称呼来看，足见五方杂处之近密，如老山东、小广东、亭子间好婆（苏州人称外祖母为好婆）、阁楼大大（扬州人称伯父为大大）、前楼爷叔（上海人称叔叔为爷叔）、后楼阿娘（宁波人称祖母为阿娘）等，不一而足。

与大多数近代城市一样，上海人口的居住分布同样受到社会阶级、阶层原则的制约。上海的贫民窟——棚户里弄是市区边缘的环形居住带。而在公共租界西部和法租界，新式弄堂房子的比重逐步加大，花园洋房开始出现。到了两租界西部的边缘地带，高档洋房住宅里弄居于上风。不同阶级、阶层的居住格局由此可见。在上海，所谓“上只角”“下只角”之别，就指不同阶层居住区之差异而言。那些在闸北、杨树浦、曹家渡一带的苏北移民聚居点，看似以乡土为纽带的移民社区，其实也是由于“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里，籍贯构筑了社会等级的结构，形成了傲慢与偏见的流行意识”。但是，阶层杂错的里弄始终在上海社会生态格局中占主体地位。在上海市中心商业区和毗邻中心的地带，容纳了占全市人口60%的普通市民居住的石库门里弄纵横其间，密如蛛网，尤以市中心的黄浦、老闸和南市老城厢为最。即使在西部的高档住宅区，中低档的石库门里弄依旧可见。俯瞰近代上海城市空间可以发现，自东向西，石库门里弄由密而疏，然始终是一张基础之网。市区内不同层次的里弄分布只有基本趋势而无明确地域之界，可谓“犬牙交错”。在这些里弄中，即使没有“大殷富户”，但也是“成分复杂”，典型的如老闸区里弄中“居住着各种不同的阶层”，“包括有少数商店老板、小本经纪商人、店职员工、摊贩、苦工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即使一般普通住户，在贫富上多少也有些差距”。而在高档住宅区居多的卢湾区，徐家汇路以北的旧法租界内“居民经营工商业的较多，一般的生活比较好，最特殊优裕的有高等公寓及花园住宅”，“但其中也有若干里弄居民生活亦很困难的，如小浜湾、龙生里等”。

上海里弄功能之杂乱和齐全，在近代都市中也属少见。除了承载基本的居住功能外，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组织——正常的和非违的、健康的和扭曲的无孔不入地、犬牙交错地密布于上海里弄内。近代上海的金融业、工业、商业的艰难起步与成长同里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末，在老式石库门里弄内，小杂货店、小食品店已星罗棋布。银楼、钱庄在南北两市的里弄中鼎盛一时。于里弄一隅的旅馆、浴室、饭店和商帮遍及全市。到1949年，市区共有大小旅馆250余家，其中120余家设在弄堂里。在里弄中生长着的民族资本小厂举步维艰，除花园洋房里弄、高级新式里弄外，近代上海几乎每弄数厂，小如手工作坊，大些如修配厂、加工厂，甚至连机器工业也诞生在弄堂里。至于里弄中的印刷所、小书店、小报馆、私人电台，以至妓院、赌场、烟馆更是名目繁多，一应俱全。据1951年统计，拥有大小里弄168个的市中心黄浦区，“延安东路以北，多行庄大楼公司商号里弄，以商户银钱业及中层阶级较多，延安东路以南，除一般的商业外，里弄居民较复杂，商号职工、摊贩、烟、娼、赌及中下层居民较多”。

在异质文化交织和多种社会生态共存的里弄空间内，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多元。社会环境杂乱，邻里之间、居民与里弄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许多中下层里弄和棚户区，同乡、帮会组织依然画地为牢，相互争斗不停。行商、摊贩之间争夺地盘的恶性竞争也时有发生。至于由狭小空间引发的大小邻里间的纠纷恩怨及移民共处带来的文化习俗碰撞，更是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建国初期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夏衍曾描述说：“在过去，上海的居民是无组织的，人与人之间是带着敌意的，同住一所房子里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上海是强横狭（挟）诈者占便宜、忠厚老实者吃亏的地方”。

市民政局的报告对这一特质做了这样的概括：“城市街道居民，多无职业和生产上的直接联系，流动性又较大，因此，相互之间多不熟悉”；“各阶层杂居，彼此职业不同，生活条件不同，福利要求亦有所不同”。因此，在上海基层社会，难以用一种政治号召驱动绝大多数居民的政治热情，也不可能存在长久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新政权基层政治动员与统合的又一难点。

保甲组织与政治生态

中共接管上海之时，除了面对流转过频、聚集过密与阶层杂错的上海社会特质外，还面临着保甲组织覆盖的里弄政治——全市30个行政区，1193个保，28552个甲。保办公处“掌握了甲长，掌握了全保户籍与人口动态，掌握了人民的基本情况”。到1949年，经历了国民党和日伪统治时期，传统中国的保甲制度，已实现了时空移位，从国家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方式，变为现代都市社会的控制机制。然而，这个传统制度之所以被移植到上海里弄，是特定的时空条件使然。

回溯历史，上海开埠前实行过保甲制度，不过到清末已经名存实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上海处在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家两方”的行政格局下，保甲制度难以在割裂的空间里建立和运行。

在1940年代沦陷时期的上海，保甲制度在这座充满现代气息的都市社会复活，形成集行政、警政、特务于一体的基层控制系统，遍及全市里弄，发挥非常时期的政治控制功效。战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抨击日伪保甲“荼毒市民，为虎作伥”的同时，复亮“地方自治”招牌，继续在里弄中实行保甲制度。市政府一度恢复地方自治训练所，计划动支2亿元，在一年内将全市各区公所人员及保甲长训练完毕，并将改组后的保甲机构从原来的警务系统移至民政系统，以区别日伪，增加民治色彩。但到1948年底，国民政府重蹈日伪政权覆辙，将保甲组织重新纳入战时轨道，又一次将里弄基层社会拖入带有恐怖色彩的政治控制之中。

保甲制度在上海里弄的重建，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战时的特定条件。无论在日伪治下的沦陷时期，还是在战后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年代，只是维持基本生计的以“计口授粮”为要旨的战时供应体制以及极度混乱与恐怖所带来的全城居民心理上的崩溃，才促使上海社会接受了保甲，使之活跃一时。但是，作为常规的现代社会基层控制，保甲制度并未被上海市民整体接受，未在大都市社会生根。

日伪和国民党同样需要面对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流动的而非稳定的上海，建筑于村落家族基础上的保甲制度当然不能适应于此。然而，日伪和国民党的上海地方政权必须将基层社会完全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非此便不能有效地控制这座大都市。传统保甲制度最适合日伪和国民党政权的需要之处，主要就是依靠最接近的社会空间——邻里间的监督和制约，实现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因此，1940年代上海保甲户籍管理中最受重视的一项就是联保连坐，即邻里互相担保不发生“越轨行为”，一旦发现，立即举报，如有隐匿，株连联保各户。但是，上海里弄流动不居的邻里并不能遵循某种约定来保证政府需要的秩序，传统保甲最为有效的这项制度规定，在现代都市社会则不能通行无阻。加之战时社会经济恐慌和政治纷乱及民众的反日反战情绪，保甲组织控制社会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保甲企图脱离政府控制轨道的情形屡有发生。一些地区的保甲长往往自行其是，区保甲办事处和警察分局发现自己无法行使行政领导和督查权，对下指挥常常失灵。更有甚者，保甲长将保甲变成了个人的独立小王国，专与警察分局或上级办事处指派的保甲人员作对。闸北、南市等区发生多起上级圈定的新保长受到原保长的抵制、对抗事件，而原保长几乎都是“地头蛇”。原本为政府掌控社会所用的保甲组织却为某种社会势力所占有，成为某些特定人群的代言人。

保甲组织自身的腐败也加剧了制度与民众的矛盾。从1938年9月督办上海市政公署着手编组保甲开始，就不断有保甲长利用职权虚报户籍以自肥，以不予申报户口勒索、刁难居民，还与二房东勾结敲诈房客以分赃。扣发居民购货证、购粮证以及挪用保甲经费入私囊者不在少数，乱摊派、乱收费的现象比比皆是。日伪时期，还发生过市警察局保甲处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案，以致日军特高处情报科不得不对此进行调查。一般市民对保甲的腐败深恶痛绝，对各级保甲人员的投诉、指控连续不断，直接冲突也时有发生。从1943年5月底到次年底，由伪市警察局保甲处直接受理并处理的居民诉讼保甲人员要案87起，其中南市区居民吴以扬等人联名控告区保甲办事处副主任萧刚一案直接由伪市长周佛海批示查处。

然而，保甲组织并非一律遭到上海社会的排斥。一些保甲在查禁毒品和防治社会治安险情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效，得到居民的肯定。有些保甲长因负治安之责而受伤甚至被杀。许多居民在控告保甲人员贪腐的同时，都希望有一些清廉者来掌握保甲，有的还例举某保甲人员如何之廉洁为民，吁请以他们来取代那些贪赃枉法之徒。上海基层社会需要能够保护其利益的社会控制与秩序，寄希望于政府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反对政府利用保甲对基层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

在这种社会心理的驱使之下，保甲在一部分社会空间内被接纳。在这些地区的里弄内，一般保甲人员与居民的关系较为融洽，他们谨言慎行，在众多的居民指控保甲的案件中，极少涉及他们。战后，这些保甲长中的大部分或被地方政府留用，或继续被居民推选。在这一部分保甲中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张，政府指令保甲组织实施的各项任务都能敷衍应对。

接纳保甲的社会空间，主要在原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中上层市民居住区。那里的保甲长多数是有职业、有知识者，正如中共后来的调查所得：国民党“大部分利用一般社会上比较从事正当活动的地方商店工厂的老板，作义务职的保长，由他们来解决反动统治深入下层的一些困难问题”。他们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找到了平衡，也使得所辖居民对保甲组织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

相反，那些摆脱政府控制的保甲“王国”和贪腐的保甲长主要集中在下层地带，尤其是贫困居民集中的棚户区。闸北、南市、浦东等区的伪保甲办事处多次向伪市警察局保甲处报告：棚户地段的保甲长“不肯听命，极难统领”，经常策动“贫困”“智识幼稚”“天性好讼”的“江北同胞”与区公署、警察分局相对抗。伪市警察局受理的有关保甲闹独立的要案，全部出自下层居民的聚居地。

国民党和日伪时期的保甲将一种上海特有的里弄政治留给了中共新政权。呈现于中共面前的，非但是这个异常复杂的都市社会难以掌控，更是里弄政治的空间差异性与中共历来主张的阶级路线恰恰相违：政府的合作者或易于控制者大多出于中上层地区，脱离国家轨道自行其是者以及拉帮结伙违法乱纪者却聚集在下层里弄。中共地下党的触角也曾深入一部分下层里弄的保甲组织，在其中安插了“我们的同志”, 并争取了一些保甲人员暗中协助地下党工作，但这是非常有限和零散的，不可能像打入警察系统那样将一个有组织的人群全盘争取过来。

尽管中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废除保甲制度，也坚信此举能够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但改造旧里弄、建构国家统合下的新社会却远非如此简单。最大的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既有别于保甲，又能有效地掌控社会，依靠哪些人去取代保甲，去建立与运行这样的组织。

这是中共新政权政治动员与统合社会的又一大难点，复杂而棘手。

非单位人群与劳动人民

面对如此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长期积累的农村政治动员的成熟经验不再能信手拈来、驾轻就熟。新执政者对上海的基层政治动员做出了新的考虑和部署。

依照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安排，政治运动分别在单位和里弄两大空间进行。最初的部署是单位为主，里弄为辅；单位先行，里弄后续。这种考虑和做法源自新政权管理城市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构想，即把基层控制和管理分为两大系统：单位人和非单位人，亦即社会人。

共产党认为，近140万职工和文教工作者是在“构成上海经济主体的重要生产部门以及与生产密切联系的方面”工作的，他们是“城市工作的主要对象。他们的活动、他们的利害关系主要在其所参加的单位里面实现；国家的政策法令也主要在他们所参加的单位内和他们见面。他们即使住在里弄内，也是早出晚归，不能或较难参加活动”。因此，依靠力量和大多数团结对象就在这些单位人中间。他们在共产党各级组织的直接掌控之下，易于发动，也便于识别其政治面目。而散居里弄的非单位人量大面广，据市民政局1952年6月的统计，全上海21个市区内，有一定组织的人口，包括工、农、青、妇等约190万人，约占全市人口的1/3,2/3则是无组织的职工家属、失学失业青年以及其他小生产者、独立劳动者。这个人群“阶层复杂，政治思想情况复杂，生产和生活规律不一，要求不一；基础薄弱，无党团组织，政治认识较模糊”, 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特质在这个社会空间内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便产生了基层政治动员的最大难点：非单位人群政治面目的含混性。来自基层的调查显示，在绝大多数居民住宅区，劳动人民和下层贫民占多数。尤其让人民政府倍加关注的是，在里弄中参加政治活动的非单位人在贫苦棚户区多于商业中心区。根据市民政局对7个居民委员会（以下称“居委会”）的调查统计，虽然在这些地区的总人口中，单位人（39.2%）所占的比例略高于主要在里弄里参加活动的非单位人（32.9%），但其分布不均衡。单位人在位于市中心商业区的久安里占居住人口的54.8%，而江宁区棚户里弄的金家巷只有17.9%；参加里弄活动的非单位人在久安里占33.5%，金家巷则有37.7%。

依据共产党的阶级路线，非单位人中似乎不乏依靠和团结的力量，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以中共尚有工作基础的两个里弄为例。

北站区的棚户里弄华德里，居住768户、2867人。其中工人、独立劳动者、摊贩和失业者占了大多数，“多系浙江的黄岩、临海人，多数是木匠；次为苏北人，多数是三轮车夫与塌车工人”，是一个典型的贫苦下层劳动人民的聚居区。中共十分注意在此开展工作。1948年冬居民遭火灾后，地下党曾领导群众进行过募捐救灾；1949年又有106人组织起来迎接解放军渡江。然而，这个底层里弄又不时地表现出非单位人群的不可靠性：“封建帮派组织与狭隘的地域宗派观念严重；解放前著名的黄岩帮会即聚居于此。依伪警局秘书、伪民政局局长同乡之势，常与其他帮派争势殴斗”。

新成区慈厚里原为中华书局职工和电车公司高级职工的住所，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徐志摩等文化名人也曾居住在此。抗战时期，江苏省立松江女中借这里作战时校舍，校中有中共地下党支部，领导了一系列抗日爱国运动。但几经人口变迁，这里的中上层居民先后迁出，大批夹杂着流氓、巡捕、帮派分子的难民、游民涌入，成为一个人口庞大，成分混杂，黄、赌、毒俱全的下层里弄。到1950年代，居民的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但这条2102户、9901人的大里弄，“政治情况仍很复杂”。

居于中共阶级理论中核心地位的工人阶级，毫无疑问地应该成为非单位人群的中坚力量。但即使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上海，三代以上的“血统工人”人数也很有限，加之1950年代数度人口流动的高峰期及躲避土改等因素，出现了大批从其他阶层“转化而来”的“新”工人，且不说其阶级意识的培养、身份认同的确立尚须经过相当时日，单就其政治面貌而言，还隐藏着不少新政权需要打击的敌对分子。

恒茂里从非单位人“摇身一变”即成为产业工人的群体状况在中下层里弄具有普遍性：

解放后，产业工人队伍有了很大增长，现有235人，比解放初101人增加了132.6%。在新增加的产业工人中，有部分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其中，由产业工人家属、革命军人家属、手工业工人、店员、职员及其家属转来45人，占33.5%，由学生、家庭妇女和失业人员等转来70人，占52.2%外，由资产阶级及其家属、掮客、投机商、毒贩、娼妓、地主、伪职人员等转来19人，要占14.1%。

在非单位人群中，“劳动人民”之庞杂，更是与共产党理论上的“依靠对象”格格不入。仅从普陀区下层里弄梅芳里的保甲队伍构成情况观之，“劳动人民”之面貌便可见一斑（见表1-1）。

表1-1显示，梅芳里的31名保甲长中，有20人是工人或小贩，系共产党所指的“劳动人民”，与这里的居民构成完全吻合：“梅芳里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依靠做工、经营小贩，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在这一群体内部，下至地痞流氓、乡帮把头，上至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分子，有“敌”有“我”，也有似“敌”似“我”，犹如一个社会的万花筒。

“劳动人民”非但政治情况复杂，经济状况也相差悬殊，尤其是单位人要优于非单位人。仍以梅芳里的调查为据。该里弄第3支弄的16户家庭中，生活最好的是一王姓家庭，全家8口人，5人为国营工厂的工人，“月有收入共690单位，生活很富裕，每日两餐干饭，每餐小菜4只，家庭陈设有沙发等，衣服亦较考究，每月均有盈余，是梅芳里‘小公馆’的生活水平”。而另一个独立劳动者、皮鞋匠徐姓家庭，生活则拮据得多，生意不景气时“每天只能以稀饭充饥”。

还在入城前夕，中共就对上海各种帮派势力在非单位人群中的渗透与影响做过摸底调查：

上海社会，复杂离奇，帮会力量，遍及各阶层，其中下层分子则伸入下层社会，且多为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及特务机关所利用，有些为了求职业、找靠山而不得不加入的，如某些部门的工人（尤其码头工人）、车夫，戏院、舞厅、妓院、澡堂、茶馆、饭馆、理发馆等业的从业人员，小摊、小贩与中小工商业主，以及一部（分）警察及公务人员等。

帮会力量不仅在工人和下层劳动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基础，一些上层人物也曾以各种方式帮助过共产党。这是中共确定敌我、清除帮会势力的又一个难点。

这个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非单位人群，一方面，尚未完全进入国家的政治统合，另一方面，却还在基层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既不能完全依靠，又不能丝毫忽略——这就是大上海的新执政者对待非单位人群的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