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

我与上海史研究“触电”，始于1980年代末。当时我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名讲师，经黄美真教授推荐，参加了1988年9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云集了国内外上海史研究的学术大师，也有不少堪称“少壮派”的中青年学者，如今，他们的名字已蜚声国际学界，他们的著作也已成为大学专业课的必读书目。会议论文和讨论让我大开眼界，上海史研究的勃勃生机令我兴奋不已。那些长期未敢涉足的领域有了开拓性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租界问题的再认识；一度受到冷落的海派文化研究，不仅颇受关注，而且呈现出与社会史研究交汇前行的势头；某些“传统”课题，如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党派之争等，不再满足于政治事件的铺陈，而是从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去汲取新鲜养料；还有那些过去不受关注的小市民、苏北人等所谓“下只角”里的芸芸大众，也因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而步入史学殿堂。这些成果不但激发了我对上海史研究的强烈兴趣，更给予我一个具有导引意义的启示：上海史研究正在摆脱近代史研究规范的束缚，突破“事件-人物”单线叙述的操作模式，不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定于一尊的革命史和政治史的附庸。透过这些崭新的学术成果，重建问题意识和更新研究方法的学术旨趣清晰可见。我有幸赶上了上海史研究的黄金时期。

随后三四年内，我开始涉猎上海社会史研究，将研究目光下移，试图从社会基层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文化范式以及心理反应等要素构成的历史画卷中，去探究社会变迁中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去估测上海现代化的深度，并揭示上海现代性之特质。发表于1990年代初的《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和《论上海里弄》两文，即源自上述想法的浅尝之作。《界说》重在上海社会研究的知识与方法更新的一些思索，其中，从历史变迁长时段的一般意义出发，质疑了1949年在上海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是否具有断然界分的意义；《里弄》则粗线条地勾画了近代上海基层生态布局和日常生活空间的演变，论及地方政治和政权更替对里弄组织及其功能转换的影响，将里弄置于一个连续的系统内去考察，上溯近代上海“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的行政格局，下限至1949年以后的上海人民政府时期。虽然我笔下的1949年以后的上海里弄进入了一个与此前似乎断裂的全新时期，这两篇论文所探究的历史延续性问题远还不是自觉的，但跨越1949年的学术旨趣由此而萌发。

在上海史研究迅速升温并成“显学”的1990年代中期，我获得了又一次提升学术的良机。1994—1995年，我到美国上海史研究重镇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参与亨利·鲁斯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资助的研究项目“社会与文化：20世纪的上海”，以《时空移位：战时上海的保甲制度》一文参加了该项目的最后一次讨论会。这篇文章本身的学术成绩现已微不足道，最难得的收获得之于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教授在会上的评论和其后两次单独与他的讨论。他赞赏《保甲》一文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时空中探讨社会控制手段与机制的承续和变化问题，但又告诫说，文中所使用的“传统-现代”“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是值得商榷的，任何现成的西方概念都难以容纳现代上海历史的丰富与多样性。他认为，保甲固然是中国传统的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但是它不仅借助了上海沦陷时期的非常状态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复活，而且也是国共两党都寻求的控制都市基层社会的方式。因此，重要的并不是追究这个制度或组织形态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国家”的，还是“社会”的，而在于探讨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保甲以及居民委员会为何最终都为社会所接纳，不管这种接纳是消极的、无奈的，还是积极的、能动的；为何各个不同的政权对于社会的实际掌控又大不一样。魏斐德教授的意见促使我带着明确的“转型与延续”相统一的问题意识跨入1949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不再为“规律”“必然”与政治褒贬所构成的“目的论”或“决定论”史学所左右，也不再让丰富的历史材料成为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等二元对立概念的填充物，而着力去发现1949年以后天翻地覆的政治改造表象背后延续着的历史本身的逻辑发展。

与此同时，酝酿中的1950年代上海史研究又获得了新的动力。1990年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教授发表的关于1943—1958年经济计划与技术官僚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连续与变化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打开了重新解释1950年代中国的研究之路。此后，许多学者转向从国家建设与现代化渐进过程的角度来思考20世纪的中国，开始探究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之间的延续性，主张重新讨论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开始打破政治学研究的一统天下，在美国史学界渐成热门。正如周杰荣（Jeremy Brown）和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在回顾这一时期的研究时所指出：“许多新的著作开始探讨家庭组织与工作场所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这两个时期的相似性。研究者发现当共产党人开始治理大陆时，出于必要性和策略的考虑，会允许1949年前的组织制度、个人关系与社会模式继续在新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国内的上海史研究持续进展。最为令人瞩目的是熊月之先生统领的《上海通史》起动并于1999年出版。这部15卷的通史性著作，叙述上起史前时期下至1997年的历史，其中当代部分有4卷，观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虽然其中有关1949—1979年的历史叙述还有一些重要的缺憾，但作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没有如以往许多同类著作那样，至1949年就此打住，且当代与民国、晚清也有相当程度的呼应。此著领当代上海史研究之先，确有筚路蓝缕之功。

然遗憾的是，这个极好的学术发展契机几乎与我擦肩而过。由于工作的变动，1996年之后的十几年，繁重的校务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使我成了学术圈的“边缘人”。只有在长长的暑假里，才挤出时间到档案馆、图书馆蹲一蹲，找回逐渐远去的做学问的感觉，收获点滴学术心得。我的1950年代上海史研究，也就在这样一种情境中，零打碎敲地起步了。

十余年间时断时续写就的论文，构成了今天写这本小书的基础。《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转型与延续：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西方的反应（1950—1960年代早期）》《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转制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文汇报为中心的考察》以及《1949年前后的执政党与上海报界》是其中的主干。这些文章以“社会与文化”为研究视角，从基层政治动员与文化体制转型两个方面继续讨论国家对都市社会日常生活的控制与基层社会的反应。比之当初我在“1950年代的上海”入口处窥探之时，这些研究虽然未改初衷，但有了若干进展，其关切点也有所变化。一是从对国家权力的单向度关注，进于国家到达社会基层之间的“中介工具”或中层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新闻协会党组）以及社会的“灰色空间”（如里弄、影院）作用的探究。二是从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延续和转型（或断裂）的一般意义上的描述，开始注意到国家强力统合下“地方性”和“地方文化”的延续，将目光聚焦于新政权的强力控制下近代上海城市特质和都市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力量。

2011年7月，当我卸去学校领导职务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学术领域时，第一个冲动就是实现我的宿愿，写成“1950年代的上海”。接踵而至的一大难题，便是上海史研究已今非昔比。从条件看，档案的继续开放和民间史料的海量发掘以及口述、图像等多种资料的涌现，既使人按捺不住地去探求新的发现，又常常让人感叹无法穷尽而难以下笔。从成果论，尽管有关当代上海史的研究还远不及晚清、民国，但其关注度与日俱增，不仅有相当学术分量的论著面世，还有一大批可畏的“后生”已崭露头角或跃跃欲试。这对一个刚刚回归学术圈的人来说，不能不是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

时隔十多年再续“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我既没有资本将原来零星发表的论文简单修改即可汇集成书，更没有理由仅用一些新收集的档案和其他史料做填鸭式的扩充凑够一本书的篇幅，而须在尽力收集新材料并做重新系统解读的基础上，力求对1950年代的上海在史学上命题的意义有新发现，以尽绵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