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聚焦于1950年代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内，这几种路径当然不会泾渭分明。因为它们催生的问题往往不是来自一条路径，大量丰富的史料也不允许仅在某一种叙事框架内裁剪与拼接。

我们还需谨慎地对待“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这个社会科学概念。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提醒：“‘路径依赖’法则有益于鼓励社会科学家从事历史研究以解释当代制度及实践的起源，但它有一个很不幸的负作用，那就是它严重地局限我们的历史想象力”。这固然是对社会科学家而言的，可能对历史学者并不适用。但事实上，在可见的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史学研究中，“路径依赖”并非完全不搭界。比如，在集权主义和文化宰制的“路径依赖”下，195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领域里的体制变革和思想改造都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是一条上溯延安整风，经由反右，下至“文革”的笔直的路。如果说，目的论和决定论是将丰富的史料削足适履，去印证“规律”“必然”的线性因果关系，那么，“路径依赖”则是将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捆在了一条直通车的轨道上，貌似非常清晰的“前世今生”，实与简单的线性因果异曲同工。

概言之，新的叙事路径既促进了一系列有关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问题之重构，也再次提醒我们尽最大努力去接近历史真相，从各种充满矛盾的历史文献中认真甄别，以唤回1950年代上海的真正价值。

从历史的延续与断裂之关系出发，1950年代的上海提出了一连串激起人们强烈的探究欲，而又一时难以穷尽的问题。如同周杰荣、毕克伟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一个个鲜活的个案研究时的发问：“1950年代初期到底是一段相对和平的‘蜜月期’，还是一场灾难来临前的征兆，抑或是一个言而无信、希望破灭的时代？”这些多样性的历史案例“使这一问题不太可能有确定的答案”。

首先的问题是对传统革命史“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质疑。1950年代的新上海确乎是革命性的脱胎换骨，但那个“老上海”，或过去所称的“旧社会”是否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共新政权创造的“上海奇迹”是否与1949年以前的上海彻底决裂？或者说，上海是否成为中共所要塑造的城市？在驱逐了西方殖民者的年代里，上海作为世界都市的历史是否完全中断？

其次，在贯穿近世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之“根本性问题”上，1950年代中共新政权与上海社会的互动产生了何种结果？是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社会被国家所吞噬，还是国家以原来的底层社会民众为核心重构了社会，因此而构成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或者说，中国革命的历史正当性是否在中共执政之后顺理成章地转化为政权的合法性？

第三，在国家与地方关系问题上，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图谱上，上海处在什么方位，是完全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存在，还是残有独特的都市形象？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发祥之地与聚集之地，上海在中共合法性的表述上，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第四，如果承认晚清以来的上海历史中有过若干次的“摩登”“繁华”的新上海的喧嚣登场，那么，经历了1950年代天翻地覆改造的新上海与之有何关联，有何不同？作为远东第一大都会和中国最具现代性的上海，在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下，是否断绝了与世界任何意义上的联系，是否完全失却了昔日所有的全球性的文化资源？

第五，从都市基本生活变迁的社会文化角度看，国家与革命如何进入上海城市生活的日常空间，国家“入场”与都市“在场”怎样互动，非常的革命与日常的秩序如何冲突与调和，从旧的统治结构中走出来的都市精英与社会大众如何从革命的巨变中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新场域？

第六，倘若从整个毛泽东时代或更长的历史时段内去观察，1950年代的上海有没有不同于其他时期如1960年代、1970年代的特殊涵义？换言之，1950年代的上海是毛泽东时代继续革命一条通衢的起点，还是显现过多重发展的可能性？

…………

如同问题的发掘难以穷尽，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发新问题的余地。本书仅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对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做一次重访，以期将历史巨变中那个远去的都市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

1950年代的上海，确实称得上天翻地覆。国家的动员与掌控能力前所未有，一个统一有序的上海社会奇迹般地出现，曾经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摩登都市突然远去。

在强大的政治发动与统合之下，1950年代的上海行走在革命、国家与社会三个逻辑之间，依然充满活力与诸多的不稳定，都市并未逝去。

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劳动人民”呈现出空前高涨的政治参与激情。潜藏于下的，则是保持原有利益空间与抓住机会改变命运的双重驱力；这一巨大的“群众”集合体以“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角色与新政权进行较量与博弈。

可以进一步发现的是，包括工人在内的“劳动人民”是一个徘徊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多元的庞杂集合体，与中共的阶级理论并不合辙。面对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中共新政权既不完全依靠，又不丝毫忽略，在发动和利用的同时，不断地进行着运动式的清理整顿，不断地产生着“阶级敌人”和不可信任者。无论是革命运动场景，还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场景，1950年代的上海底层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执政者可以全心全意依靠的“劳动人民”群体。

但“当家作主”又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国家所捏造的空话，而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最初年代新政权对人民的一个承诺。国家与底层社会双方都要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新执政者要彰显与旧国家、旧制度的决裂，将革命的正当性转化为执政的合法性；底层社会则将其视为翻身解放的无限可能性。

这两个目的在1950年代的上海既相容又相悖。惩治社会邪恶势力、革除社会弊病、建立正常健康的社会新秩序，底层民众生存基本保障的获得和生活状况的改善，确属双方的共识与契合点。但中共不希望因此而演化成任何威胁政权的群体行动；而被“翻身”激发起来的“主人翁”感觉与想象，则常常演化为扩大社会运动的各种激进行为，也提高了社会底层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热情，从而偏离了国家预设的当家作主的轨道，双方又在此较量和冲突。

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问题所演绎的历史，是“国家主人翁”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不断摆动，“何谓当家作主”？“谁是主人翁”？官方的形象塑造与底层民众的自我认同之间，在毛泽东时代形成了持续的张力。

在新民主主义的感召之下，即使徘徊在“当家作主”的边缘，都市知识人与文化人在思想改造的洗礼下发生了政治的集体转向，“听话、跟走”迅速成为政治常态。而在常态之中仍有个体命运的不同走向与结局，这既取决于个人的背景、性格和经验，更是当革命、变革成为人们的日常时，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小环境和人际网络中，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与生存策略所致。这种个体的能动性，一方面为都市大众文化和教育体制的顺利转型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他方面也揭示了共和国早期新政权与都市知识分子的共处关系中各种复杂面相以及多重发展的可能性。

借助关于老上海的“灰色记忆”与有限的媒体空间，小市民在隔绝的状态中想象外部世界，由此而构成了独特的街头流行与时尚，以此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透过集体历史记忆和想象，可见上海的地方性在延续，摩登上海的小资文化贴上各种红色标签仍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相当的空间，上海历史与上海经验并没有在1949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戛然而止。

因此，尽管1950年代的上海迅速摘去了“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等政治帽子，但在中共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图谱内，上海的形象仍是模糊不清、游移不定的。“香风毒雾”“糖衣炮弹”为喻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留存于集体记忆中的资产阶级情结以及大众文化的空间，都使得上海无法脱去“资产阶级”的历史重负。在国家与革命强力书写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上海的历史并未断裂。

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旧在场，这是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

本书是关于1950年代上海的史论集，将围绕着“都市远去但摩登并未逝去”这一主题，将上述内容用五个专题，分别在里弄、私营报业与出版、大学校园以及影院内外四个空间内展开社会文化的讨论。其中，关于圣约翰大学黄氏兄弟的研究，以战后至1960年这一时段论述为主，上溯他们约园生活起始的1930年代初，力求展现微观（校园）、中观（都市）与宏观（全球性）的各种结构如何渗透和影响了大变局中的个体命运。关于香港电影在上海的探讨则延伸至1960年代初。这些超出1950年代的论述，或许更有助于发现“转型与延续”内在的历史逻辑。

本书还附录了笔者自涉足上海史研究起陆续发表和未刊出的7篇文章，多数是关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变迁的“中时段”研究及方法论思考，也有个案研究或连接当下现实的论述。大部分成文已过去二十多年，无论是史料基础还是学术水准，都显薄弱与粗浅。之所以附上，一是想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对上海史的连续性思考，以求多方面批评指正；他方面也是对自己在上海史领域内踉跄学步至今的一个回顾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