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宣传功能下的教育和文化

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福建在全国都不属于教育发达地区，以江西为例，该省1930年代全省县教育经费尚不及江苏两个大县教育经费之和。1929年的数据显示，江西儿童入学率在全国居第26位，初等教育经费居第18位，每人负担初等教育经费比居第25位，均在全国平均线以下。赣南、闽西在两省中又都属于偏僻、贫穷地区，教育基础更差。

在中共的革命话语中，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一场武装革命、政治革命，同时还是一场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因此，对群众宣传革命理念，改变苏区民众教育文化落后状况，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共对宣传鼓动向来十分重视，曾任粤军香翰屏部参谋的李一之深入观察中共宣传活动后发现：“全部红军有整个的宣传计划，各部队红军皆能取一致之步调，同一之意思，划一之口号标语以为宣传。”“共匪所至，字迹不拘大小优劣，必在墙壁遍涂标语，或标贴文字宣传，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至其对俘虏对民众等亦能尽量宣传”。中共的宣传有的放矢，用心缜密，陈毅曾举例加以说明：“比如红军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具体，我们必需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

标语口号简单直接，明白易懂，视听冲击强烈，对文化水平不高人群宣传效果好。曾被红军监禁的外国传教士回忆：“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的，这些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国民党军占领后进入苏区的调查人员也发现，红军标语“满坑满谷，随处可见。而国军到时，则每于标语相当之处，涂改数字，以为国军之宣传焉”。一个是书写不厌其烦，一个是涂抹都敷衍了事，国共两党宣传、办事用心程度的差异，于此真是昭然若揭。

在苏区内部，中共更将宣传和教育相结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开始实施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积极引导青年劳动群众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宣示：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之权归苏维埃掌管，“政权组织教育机关与宗教事业绝对分开”。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后，中共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不减。1933年4月，中央教育部发布第一号训令《目前的教育任务》，指出苏区文化教育的任务，是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思想旧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同年7月，中央教育部发布训令，强调：“在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战争动员工作，这是目前文化教育建设的战斗任务。”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中共在教育方面的努力，颇令蒋介石折服，他不无心仪地谈道：

匪区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

不过，如果深入观察中共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可以发现，蒋这段话其实并未真正发现问题的关键，苏区在教育上的投入经费并不像其想象的那样多。湘赣苏区1932年9月至1933年8月一年中，共支出252612元，其中用于教育的经费为275元，只占总支出的1‰强。就这一点而言，远远无法和同时期国民政府3%左右的教育支出相比。中共开展教育的主要思路是利用民间力量、民间财力办教育，学校经费“原则上或由学生自纳，或由人民捐款”。同时大力提倡因地制宜、节省办学：“黑板常利用祠堂、庙宇之牌匾，加以刨平，涂以光油；或即就壁上刷黑一块。灯油粉笔，由学生自备。”

因为教育的目标更多是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宣传，中共对教育普及的重视远超过正规的渐进教育。在当时背景下，加强基础教育是迅速提高苏区人民文化水平相对现实可行的道路，因此，小学教育最受中共重视，苏区实施的五年义务教育以推广小学教育为目标。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特别对教育部门在小学教育上的失误提出批评，认为其“对于组织小学教员的问题上，没有系统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小学教育的管理、发展。为稳定、发展小学教育，1934年2月16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小学教员优待条例》，明文规定小学教员的生活费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同等，并同样享受群众帮助耕田和减纳土地税、免费治病等待遇；城市没有分田的小学教员，可给以其他物质上的帮助或资助其家属；小学教员每年给奖一次，连续取得第一等奖金两次者，按年增加原有奖金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通过苏维埃政权的努力，中央苏区小学教育发展相当迅速。1933年底，江西、福建、粤赣3省的2931个乡中，设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学龄儿童的多数进入小学读书，兴国儿童入学率达到60%。红军离开苏区后，1935年，由国民政府福建教育厅组织的视察注意到：“劳动小学，长汀一县，有三百余所。在小学课程，更注意课外活动，其目的都是注重关于守哨、侦探、放哨等工作。”

和重视小学教育的出发点一样，为提高苏区民众文化水平，加强宣传效果，在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苏区开展社会教育势在必行。1933年底，苏区共设有夜校6462所，受教成人达94517人，尤其是“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扫除文盲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各乡均要求组织识字团，由文化委员负责，“编十人一小组，设组长一人，三日召集组长前来教以三二个字，再由组长教各团员，并写字绘图在黑板或大纸上布置在通衢大道”。据兴国高兴圩黄岭乡报告，该乡设有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之下有识字班——全乡九十多班，四五人组一班，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女都加入”，通过努力，“现在七岁以上的男女都识得字”。同时，各地广泛设立俱乐部、书报社，“各乡至少要组织一个，乐器向民间搜集及政府购办，大村庄尽可能订新报，其油火由政府供给”。在苏区工作中走在前面的兴国，“全县列宁小学有四百八十余所，夜校一千余所。经过这些文化机关，连续不断的提高着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教育着广泛的文盲的劳苦工农，所以兴国群众对于革命的认识比较的更深刻，对于斗争的参加也比较的更勇敢更坚决了……现在党团员占全人口百分之一十以上，并且建立了强有力的代表制”。根据国民党方面收复苏区后的调查：

每一伪乡政府之文化部，必到处设有识字牌，每日书有宣传性或麻醉性之语句强迫附近民众，无论男女老幼务必前往认识并通晓其语意而后止。故当该县初收复时，试任叩一儿童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等之意义，彼必能不假思索，对答如流，一如素有研究者然。土匪亦往往设立学校（如列宁小学等），但设备简陋，有黑板一方（且有时即利匾额改制）即可开设，桌椅粉笔等，均由学生自备，教师仅稍识之无者，即可充任。授课时间无一定，辄利用为匪军服役之余暇以为之（如放哨侦探等，土匪时利用儿童担任），有时晚间也须上课。

苏区教育注重通俗易懂，如当时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材为《三字经》，第一页就是：“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其非常简明地传递出阶级观念、男女平权和反抗意识。在湘赣苏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对苏区普遍的群众教育，国民党方面评判：

匪党之所谓“文化教育”、“提高工农群众文化水平”，其麻醉力量较任何宣传煽惑为尤大。盖以邪说灌输脑海之中，改造群众之心理，潜形默化，卒至相率盲从，日趋危途，甘受欺骗而不自觉。尝观匪列宁室墙报处之“识字竞赛”，其进步之程度与麻醉之力量，殊可惊异。

中共在教育上取得的成效，当年多种材料均有反映。据福建上杭才溪区的调查，1934年1月，全区8782人中，除小孩外有6400余人，能看《斗争》的约有8%，能看《红色中华》与写浅白信的约有6%，能看路条与打条子的约有8%，能识50至100字的约占30%，完全不识字的只有10%。在一个文盲占90%以上的乡村地区，短时期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任职于国民党中央的王子壮当年曾在日记中写道：“今晨在党部黄君禹同志考察江西匪区归来谈在彼所见云：匪区民众教育的确较普通发达，人民知识程度以高数载。赤匪占据数载而能维持者，悉在组织民众之作用发挥尽致。”

中共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既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打破专制政治的愚民统治，也是为了正面宣传中共的政治理念，加深民众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因此，中共的教育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采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红色歌谣就是中共潜移默化影响民众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仿乡村最通俗的曲调，作成最浅近的歌文，散发各乡村告农民妇女小孩们去唱。”“常仿民歌山曲，将其所需要，用以麻醉人民者编为教科书、宣传品，迫令妇女儿童，持诵成熟。”如《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以及《十骂蒋介石》等歌曲在苏区被广泛传唱。在此背景下，苏区教育的实用性、宣传性要重于基本知识的输送，教育界主张的“十年树人的计划”就被批评为：“离开了当前的革命需要而从事和平的建设倾向，是目前文化教育工作主要的错误。”

苏区教育重视现实功用的倾向，和其处身环境的不确定性大有关联，虽然中共成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但毕竟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还不可能与南京政府全面抗衡。在自身无法准确把握未来时，某种程度上的短期行为应可理解。而且，在资源短缺的战争背景下，苏区教师缺乏，经费短少，“每个教师三元伙食费还不可得，而中央政府颁布了对教员的待遇的条例，各县限于经济而不能实施”。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下，苏区教育文化方面的成绩已实属难得，无法过于苛求。

需要提出讨论的仍然是苏区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但如同中共党内知识分子遭遇洗刷一样，苏区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处境一度也不容乐观。张国焘在其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就明确表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中央苏区虽然话没有说得这么直白，但基本处理方法大同小异。张闻天所说的“吃知识分子”的现象普遍存在。与此相关，当国民党军进攻苏区时，教育界反水现象相当严重：“广昌县教育部长雷德胜，在敌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实行叛变逃到白区。接着，城市区的教育部长、甘竹区的教育部长、长生区的正副部长都反水了。而且城市区的教员等有十多人投降敌人”。国民党方面一份关于江西各地在反抗革命中殒命人士材料显示，在所列65人中，乡村知识分子达35人，超过半数；35人中受过小学教育者10人，中学（含师范等中等专业教育）24人，大学预科1人；从职业上看，主要是两大类，一为教育，有12人是县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和教员，一为政治，15人为县区党部人员。胜利县1932年8月在押犯人621人中，腐朽文人达312人，占总数的50%多。其他包括豪绅地主90人，富农62人，流氓33人，中农33人，贫农88人，工人6人。这些数据显示出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间存在相当距离，而这难免会对苏区的文化教育构成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