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人:绿洲文化变迁的人类学研究:以喀尔曲尕乡个案为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新疆发展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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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意义

一 研究缘起

众所周知,新疆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圈中的一种地域文化,有其独特的多元民族文化特质。这种多元民族文化无时无刻不反映在各个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多元文化传播的特点。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塔里木盆地及其周沿地处亚洲腹地,由古丝绸之路维系它与中原、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波斯、阿拉伯等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北方诸游牧民族频繁活动于该区域,在戈壁与沙漠间的绿洲中,留下了诸多文明的足迹。

此外,最为重要的是,新疆与众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促使新疆文化多样性形成的直接原因。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生态环境是民族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影响和制约着各民族对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选择。新疆自然生态环境以天山为界,形成了两个各具特点的生态区域。

天山以北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生态环境适宜发展畜牧业,当地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征。

天山以南地区属于暖温带干旱荒漠气候。降水稀少,气候干旱,高山冰雪消融形成了许多短小的内陆河,这些内陆河在广阔的沙漠中浇灌着绿洲土地,这些绿洲成为当地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地域依托和载体。这样,新疆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历史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征。而这种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不仅体现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且同样体现于同一个民族文化内部不同社会群体在经济文化类型、生活习俗、社会交往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的异质性。就作为新疆主体民族的维吾尔族而言,文化多样性的这种普遍逻辑也许显得最为明显。由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各个绿洲有其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生活节奏和空间,因此,各绿洲之间不存在相互依赖或相互决定的必然影响和来往。由这些自然生态环境决定的各自独特的生计方式、经济生活使各绿洲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维吾尔文化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以及族群认同的内在多元性特征。

本书将要探讨的罗布人就是创造辉煌绿洲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族群之一。

据有关记载,早已融入维吾尔族群体之中的罗布人由于在历史上一直生活在由新疆南部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水资源而形成的罗布泊地区,因而自称为“罗布人”,并长期以渔猎为生计方式,不从事农业、畜牧业,操维吾尔语罗布方言。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罗布人的起源和种源有不同的说法。19世纪末在罗布泊地区进行几次大型实地调查的俄国中亚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根据罗布人的外貌特征判断罗布人是蒙古人和雅利安人的混血,〔俄〕普尔热瓦尔斯基:《走向罗布泊》,黄健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第132页。以王野苹、傅懋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都认为罗布人是塔里木盆地古老的土著人。注1有些学者还认为罗布人是在公元前后出现于今天塔里木盆地中南部的楼兰古国的居民之一。参见杨镰《最后的罗布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第113页。韩春鲜、吕光辉:《清代以来塔里木盆地东部罗布人的生活及其环境变化》,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在楼兰古国遗址所发现的古墓群以及干尸进行了反复的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材料显示,至少在青铜时代末期,绝对年代距今3800年左右,具有原始形态的欧洲人种已经分布在罗布泊地区。这应该是罗布人最早祖先的人种。”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穆舜英、张平主编《楼兰文化研究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第414页。18世纪以后,这一地区沿塔里木河下游的绿色走廊成为清代官方驿路,从若羌到库尔勒交通通畅,罗布人与周围的维吾尔民族的沟通方便,加速了民族融合,到20世纪40年代,李帆群先生所描述的罗布人的外貌特征已经与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维吾尔族很相似了。

注1参见王野苹《新疆杂考》,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第58页。傅懋主编《维吾尔语罗布话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第2页。

以上是王野苹先生通过对罗布人研究的最后结果而得出的结论。此外,长期专门从事罗布人研究的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镰教授也认为:“位于塔里木河河边的阿布旦村是罗布人的最后一个居住地。随着作为罗布泊水源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水资源的日益减少并河流不断改道,罗布泊也趋于干涸,到了20世纪20年代,罗布人不得不废弃了家园阿布旦村。阿布旦村便是古楼兰遗民罗布人的最后聚集地,其后他们经由与维吾尔族杂居,逐渐维吾尔化了。”转引自哈麦《寻访古楼兰王国遗民罗布人》, 《中国民族博览》2001年第2期。

虽然以上的论述是关于罗布人的族源、种族等方面较为普遍的说法,但是有些学者对罗布人是楼兰古国居民之一的观点持否定态度。在我们看来,这一复杂问题的一个难点在于我们对公元5世纪至18世纪之间的罗布人和楼兰人的历史一无所知,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考证罗布人和楼兰居民之间到底有没有族源关系。

我们从有关罗布人的历史记载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国外一些探险家的描述中非常清楚地看到,罗布人几乎一直在罗布泊周围地带生存。罗布泊是他们最重要的生存地带。因为,罗布人长期以渔猎为生计方式,不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关于这一点,清代和宁编撰的《回疆通志》中记载,罗布人“不种五谷,不知游牧,以鱼为食。织野麻为衣,取天鹅绒为装,卧藉水禽之翼……不能食牲畜之肉,谷黍之食,食即大吐不止”。当然,历史上的罗布人一直以渔猎为主,总是逐水草而谋生存,其种族成分逐渐受到塔里木盆地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加上从清代开始,因用伯克制对罗布人进行管理,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以至于罗布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长相也与维吾尔人越来越接近了。有关罗布泊的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周围人口的逐渐增长及对塔里木河水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加上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一直受到季节性缺水以及周围人类活动的影响,流入罗布泊的水量日益减少。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罗布泊完全干涸了。由塔里木河和孔雀河水资源的减少所导致的罗布泊生态环境越来越趋于恶化,迫使罗布人废弃其家园——罗布泊地区,并迁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部的尉犁县、南部的洛甫县、东南部的若羌县等维吾尔大社会群体中去。在此过程中,他们再也不能从事渔业,不得不从渔业转向农业和畜牧业并成为维吾尔族大家庭中唯一的曾以渔猎为长期生计方式的特殊群体。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虽然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罗布人的族源、种族及其历史尚未存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从清代以来的一些记载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俄国、英国和瑞典的探险家的调查资料中可以看到,罗布人是长期以渔猎为独特生计方式的社会群体,他们主要在罗布泊地区周围生存。在与周围的维吾尔族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维吾尔语的罗布方言及越来越维吾尔化的特定族群。

从以上关于罗布人的论述中,笔者注意到维吾尔民族认同内部本身有其族群认同的多元性规律。而族群认同的这种多样性本身就决定了维吾尔文化的多样性。如果不理解或不能合理地解释民族内部族群认同的多元性,就无法解释维吾尔文化多样性特点。在历史长河中,罗布人在以罗布泊为中心的生态环境下创造了其独特的绿洲文化。其中渔猎和20世纪初期形成的游耕农业、采集狩猎等生计方式已经成为罗布人传统经济文化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题材各样的罗布民谣不仅作为一种罗布人自我表达的口头文学形式,而且成了罗布人主要的娱乐方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罗布人族群认同的特殊表述形式和手段以及民间教育方式。此外,罗布人独特的生态环境观念、丧葬礼仪和婚姻形式是其绿洲文化体系的精粹。罗布人在维吾尔化过程中形成的罗布方言,早已被语言学家划分为维吾尔语的三大方言之一。

以上简短论述的是罗布人独特文化的部分内容。由于罗布人文化有其以上独特性,有些学者甚至把罗布人界定为中亚一个特殊群体。比如,20世纪末,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社科院的一位著名院士在其专门论述中亚民族概况的名为《来源一致的突厥人》(The Turks from the Same Origin)一书中,将罗布人界定为属于突厥语系的独立族群。

尽管如此,融入维吾尔社会后的罗布文化,不论其内容还是结构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与此同时,罗布人以前作为一个族群的认同意识及其表述的种种形式,完全失去原有的意义并重新建构新的族群认同,即早已成为维吾尔族的一个分支。

在最近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内外很多学者对罗布人的族源、语言、历史,罗布泊以及楼兰古国遗址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俄国、瑞典、英国和日本的很多探险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罗布人及其相关的领域中开辟了学术研究的一条大路。他们对罗布泊地区及罗布人的生产生活进行了研究,但非常遗憾的是,虽然很多学者在该方面已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收获,但是绝大部分研究仍然从静态的角度,以切断的方式对罗布文化的个别特征进行研究。而这些研究往往出现重复的现象。从严格意义上讲,将整体的、有组织的罗布文化切断成个别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从纵向和横向的宏观角度来理解整个罗布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演变脉络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国内外学者和探险家在罗布泊地区进行各种考察研究活动,但他们的考察只限于地理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间文学等方面的范畴。所以,从人类学的角度,运用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对罗布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演变过程进行全面的整体研究自然就成为该研究领域的必然趋势。

二 研究意义

(一)学术意义

变迁后的罗布文化已经成为维吾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关于罗布人及其文化的研究便是维吾尔学研究的一部分。本书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促进维吾尔学研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以往关于罗布人进行的研究往往侧重于罗布人的某个文化特质,如语言、民谣或某种习俗等。它们往往以静态的方式对罗布人的文化进行研究,从而忽略了全面的、整体的以及动态的研究。因此,本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以上的缺陷。由于楼兰古国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因此,本书关于罗布人文化变迁的纵向和横向研究也能够为楼兰古国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一定的线索。

此外,最为重要的是,通过罗布人的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的研究,我们能够找出对维吾尔民族内部族群认同的多元性及维吾尔整体文化的多样性进行全面研究的最有效的新视角,从而找出维吾尔社会文化多样性和族群多元性认同形成的历史性内在逻辑及其演变规律。因为,在我国作为较大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民族内部存在着族群认同的多元性。比如,在维吾尔社会里除了罗布人以外,新疆西北部伊犁地区的塔兰奇人(Taranqilar)和新疆南部的和田和西部喀什地区的艾努人(Aynular)以及新疆阿克苏、麦盖提等地区的刀郎人(Dolanliklar)也和罗布人一样,是维吾尔民族内部较为特殊的族群,他们的族群认同也可以反映维吾尔民族内部族群认同的多元性。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群体的自我族群认同目前有所弱化,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在维吾尔社会内部以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宗教信仰等手段来表达自己强烈的自我族群认同,从而促使维吾尔民族内部族群认同的多元性形成,而这些研究领域在维吾尔学的研究领域里一直被人们所忽略。

(二)现实意义

本书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文化变迁的研究来解释人类、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因为罗布人的文化变迁归根结底是由罗布泊生态环境的恶化所导致的。据可靠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资料,楼兰文化的衰落也是如此。生态环境的恶化所导致的文明的衰落在世界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就水资源极其缺少、生态极其脆弱的新疆地区而言,如何解决人类、环境(资源)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已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最为重要的话题,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罗布传统文化的衰落作为一种强烈的警告,使我们充分意识到人类与生态以及文化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西部大开发重大战略中的重要性。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就是能使人们在西部大开发中时时都必须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