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谓大战略是指一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开发、动员、协调及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权力资源和手段,应对核心威胁,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的总体构想。大战略反映了一个国家对自身国际环境以及本国在这一环境中的利益、角色和目标的基本认知,同时它也是该国对其长远战略意图的一种重要宣示。大战略通常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效用:一是能使一国更明确地认知其核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目标,以期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最为有效地使用各种“资产”维护本国安全;二是促进各种治国方略的综合运用,使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国家机构能在某种总体性目标的指导下协调配合;三是大战略通过相对清晰地表明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威慑敌手、安抚他国、争取盟友或伙伴的作用;四是在大战略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内部论争有利于本国战略界精英人士和决策层就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达成某种共识,也可以促进本国民众对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理解,从而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奠定基础,“从长远看,大战略论争有利于民主体制的维系”。
需要强调的是,大战略从来不是一门精准的科学,更不是一本“规程手册”(rule book),作为关于核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重大目标及维护国家安全的总体性原则的“大的思想”(big ideas),需要时常加以重新审视和辩论。换言之,大战略并不是一份规划,而是关于一国国际环境、国家安全威胁、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目标的“评估过程”。或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20世纪50年代初推动有关美国冷战大战略研判的“日光室计划”(solarium project)时所言,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来说,“规划的成果(plans)用处不大……规划的过程(planning)却不可或缺”。因此,相较于机械地判定美国的大战略到底是什么或是用像“遏制”这类语词来概括美国的大战略,梳理、审视和理解美国国内的大战略论争或许更为重要,这有助于更为深入地认知美国对外政策背后决策层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演变、战略规划的生态以及美国“战略文化”的内在特征。
虽然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具有远超他国的能力,但美国外交界元老基辛格、战略史学家约翰·加迪斯、知名战略学者巴里·波森、约翰·米尔斯海默等人认为,冷战时期以“遏制”为大战略的美国在冷战结束后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大战略赤字”境地,小布什政府虽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提出了明确的大战略,但那不过是一种错误的大战略。显然,冷战结束后,全新的国际政治现实极大地激发了美国战略精英人士在思想和政策层面寻求新的大战略的雄心,他们希望能够成为“乔治·凯南第二”,竞相就美国大战略的应然选择提出各种看法,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11·9(指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事件——笔者注)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我们只是带着过时的航海图和仪器留在大海之中,而不能绘出明确的路线”。
然而,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似乎在一时间内消除了冷战后美国在大战略选择上的迷茫。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和国家安全目标变得明朗,曾经想成为“文教总统”和主张对外战略收缩的小布什最终成为“战争总统”,其将国家安全战略重心锁定于全球反恐,将地缘重心转向中东,“9·11”事件被认为开启了“美国战略思维的新时代”。针对恐怖主义组织及支持这些组织的所谓“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美国国内形成了一股同仇敌忾的情绪,新保守主义势力如日中天,鼓吹并实施“新帝国大战略”或“改造(世界)的大战略”。这一后来被概称为“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大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增强和巩固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对恐怖主义组织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宣扬“主权有限”,推动“政权更迭”和“民主输出”,弱化和摆脱国际制度的约束,运用各种必要手段确保美国全球霸权地位,使“单极时刻”固化为“单极时代”,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但是,这一“新帝国大战略”很快就遭到美国国内不少战略界人士的反对,他们或是通过个人著书立说,或是通过“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Princeton National Security Project)、“凤凰倡议”(Phoenix Initiative)等集体研究,在明显有别于霸权取向的“战略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的总体观念下提出了以下几种大战略替代选择:一是以罗伯特·阿特等人为主要倡导者的“选择性介入”大战略。“选择性介入”旨在追求霸权与孤立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路线,它仍坚持美国应捍卫全球领导地位,认为“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能拥有实施国际领导的综合国力”,但它主张将美国的主要政治军事资源集中投入对美国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地区,即其所处的西半球、欧洲、东亚和波斯湾地区,通过“介入”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势力均衡”。二是以克里斯托弗·莱恩等人为主要倡导者的“离岸制衡”大战略。这一大战略认为,美国的最大战略目标是保持西半球霸主地位,防止欧亚大陆出现霸权国家,维持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美国不应寻求支配欧亚大陆和海湾地区,在这些地区,势力均衡可以“在没有美国军事存在的情况下形成”,“作为一个离岸制衡者,最大的成功在于让别人去处理麻烦的问题,而不是急于把负担揽到自己身上”。三是以约翰·伊肯伯里等人为主要倡导者的“新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这一战略强调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应着眼于重建自由国际主义的世界秩序,在维持美国战略优势地位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重要国家达成“新的契约”,维护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以期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能够延续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随着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并于2011年宣布正式结束伊拉克战争以及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加之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实力及地位造成的显著影响,美国国内的大战略论争在“后9·11时期”迎来新一轮高潮。比如,理查德·哈斯提出美国必须“重整自身财政”才能“发挥它能够和应该发挥的全球影响力”;曼德尔鲍姆则认为美国应采取“战略收缩”的总体导向,要让自己成为“节俭的强国”;布热津斯基则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未来数十年的核心目标是复兴国力,积极推动建立“更广大的西方”,在东方则采取“巧妙的制衡”以规范中国崛起。
本文基于“9·11”事件以来美国学界和战略界人士关于大战略问题的较具代表性的论著和基本观点,对其予以归纳和初步分析,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9·11”事件后美国国内各派战略界人士提出了哪些主要的大战略选择?各种观点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底色是什么,论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与目标、威胁与挑战、手段与途径,它们之间存在何种共性和差异?这场大战略论争对美国(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