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宏大叙事作为当前考古学的回归

宏大叙事，即对一切事物包罗万象的宇宙性叙事，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从创世一直讲到最后的审判，就其外观看来好似某种历史记述，而这种形式并不新颖。希伯来《圣经》中有许多迹象表明，对古代以色列的敬拜通常包含着对上帝过往壮举的记诵，上帝通过那些壮举创造了这个民族，并将它带离种种苦难的威胁。[19]同样，古罗马的修辞学采用盛大的公共演说来表现过去种种以共和国之名而行的伟大事迹。

早期基督教很快发展出自己的宏大叙事，法语称为Grand Récit。圣保罗为之奠定基础，[20]他思索犹太人的历史和命运，考察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之间的关系，将约翰、耶稣和早期教团所教授的末世论发展为对人类整体的终极救赎的总体描绘。其后，圣爱任纽（St. Irenaeus，约130～约200年）将对基督的拉丁教会的理解向前推进，认为基督在他自身里面“再现”了全人类。后来，拉丁教会的宏大叙事在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的《上帝之城》（写于413～426年）那里发展到极致。

直到17世纪晚期，奥古斯丁版的拉丁基督教宏大叙事都在文化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约翰·加尔文尤其忠实于奥古斯丁和宏大叙事，以至于在他的传统（称作新教、加尔文宗、长老会或清教皆可）中，传教士长期倾向于坚持认为，救赎计划的整个故事在《圣经》的字里行间都有所体现，因此在每一场讲经布道中都应使之显明并一再复述。在耶稣的普遍救赎这一清除罪恶的宏伟史诗中，人人都有位置，虽然不大却是预先配给、明确无误的，救赎计划的宏大叙事通过这样的承诺赋予每个普通信众的生活以意义。终极幸福必将来临：如果你曾体验过神的恩典，那么你就可以肯定胜利庆典中确有自己的一份。这就是最后的坚忍（Final Perseverance）。

尽管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所确信的没有达到完全正统的神学之要求，但他仍相信救赎的古老故事（《失乐园》成书于1667年，《复乐园》成书于1671年）。然而不出一代，牛顿的成果就确定了一个事实，即西方文化已经转变，且是永久地转向基于数学物理学的俗宇宙论。如果不是以克拉伦登（Clarendon）的《英国叛乱和内战史》（1688）为标志，那么就一定是以休谟和吉本（Gibbon）等人的著作为标志，旧式神学类的历史著作以同样的方式让位于基于文本的、持续不断的新式世俗叙事类历史著作。当然，在一段时间内，人们仍可继续宣称，《创世记》是现有的关于人类起源和上溯至铁器时代的人类历史的最佳资料来源，中东的考古学也仍可继续以证实《圣经》中的记述为旨归。然而，“圣经考古学”会慢慢地，很多情况下是非常不情愿地，作为一种荒诞无益的追求而为人们所抛弃。时至今日，完全世俗化的宇宙论和历史是如此泛滥，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难以想象做一个约翰·班扬（John Bunyan）式的人——一个能力卓越的高层次人物，却完全闭锁于宗教宏大叙事的世界观视野中——会是怎样。与约翰·班扬相比，如今即使是《圣经》地带上最粗陋褊狭的上帝论者，也已在现代医学、现代天气预报、现代电子通信技术等的影响下，世俗化了至少四分之三。

自17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古老的宏大叙事的神圣宇宙论明显开始走向衰落。然而许多人仍竭力固守，哪怕只是抓住其中零星的部分。而这一传统世俗的和政治的两种更新形式却一直很流行，今人对此仍记忆犹新。这两种更新形式都是历史决定论的，且都十分乐观：一种是旧时启蒙运动对“人的完美性”的激进信仰，[21]另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字面”信仰在这二者中也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间面临危机，让大量的人没有了任何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心灵得不到安抚。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已经成为一种乏味无聊、令人厌倦的例行公事，它稳定地朝着个人灭亡的方向漂流。但我们仍希望孩子们能了解我们自己已然失落的世界，最受欢迎的儿童作家也仍在供应东拼西凑的宏大叙事史诗。[22]流行艺术和文娱节目，尤其是体育赛事，或许能为普通人提供受欢迎的休闲消遣，但潜在的“平静的绝望”或“稳定的忧郁”等情绪却一直都未改变——或许自从坦尼森（Tennyson）和哈代（Hardy）于19世纪创造这些词组以来就是如此。最近，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卒于2009年）使用了“安详的悲观”这一词组。

我们怎样对待这种现代处境呢，尤其当它在后现代性中表现得分外无法逃脱时？那些外在于我们的必不可少的伟大力量，比如上帝或历史，能够将我们卷入它自身的高歌猛进中，裹挟着我们向前、向上，而我们却再无任何可能重新发现它。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们的生活已经是，并将从此一直都是无外在性的。但仍存在一种好得多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学着追求米歇尔·福柯所说的“当前考古学”的话。如今，生活的根本问题是我们需要弄清楚并且接受我们已经成为的以及我们是如何成为的。在现代大学的每个教师——尤其在每个具有历史意识的教师那里，这个问题就好比房间中的大象，十分巨大，人们或是装作看不见，或是不愿常常提及，但它总是在那儿。仅仅在十到十五代人以前，我们还生活在伟大的以宗教为基础的神圣文明的领域中。后来，仿佛雪崩一般，文艺复兴、早期现代性、启蒙运动、民主革命、以科学为基础高歌猛进的工业文明等一连串变化迅速发生。终于，我们遭遇了后现代性。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炫目却空虚的文化中，个体没有未来，种族前景黯淡。

对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做出何种理解是我们可以希冀的呢？恢复旧式宏大叙事的尝试貌似很有吸引力。人们会问：“我们都误入了怎样的歧途？”这样的问法是错误的，因为三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共同经历的不断推进的失望和幻灭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已无路可退，正如值得纪念的小说题目所说，“你不能再回家”[23]。应用于我们理想文化每个领域的批判型思想，已经逐渐根除了我们之前所有深刻的假设——包括这一个，即整个宇宙历史是被创造出来的，如同一部伟大的叙事史诗，有起因，有经过，有结果，这是一部赋予你我生活以意义、价值和目标的叙事史诗，并且在我们的圣经中有所记载。[24]事实上，我们的假设被揭穿和根除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原来所有的“绝对性”或固定点，甚至不再承认与我们在当前对话背景中建立的观念相对应的独立的客观“实在”。实在？如今这就像穿越东亚大都市的夜市一样。无数符号在黑暗中狂舞。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全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也不可能复原我们终究无可挽回地丢掉的那种世界观。一旦我们有意识地丢掉了原本处于深层无意识中的假设，我们就再也不能有意识地寻回它们，再也不能回到对它们无意识的接受中。

然而，我们尚有一种创造性的可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试着讲述关于我们自己生活的故事，我们需要共同讲述、争论和复述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以及要成为现在的自己为什么必得遵从这样的迂回路径。我们试图通过讲述我们如何演变至此以及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走这条路的故事，来理解我们所感知到的自我和人类处境。在这伟大的共同事业中，我们正在尝试制造我们自己的新型宏大叙事。

这个故事需要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经历诸如形而上学（从巴门尼德到尼采——24个世纪？）、对上帝的信仰（完全实在论的一神论，从斐洛到休谟——大约17个世纪？）以及对精灵和其他神话人物的信仰（千百万年？）等冗长的转向。但我们需要怀着感恩和倾慕，而不仅是悔恨和恋旧情怀来讲述这个故事，来回望我们精神上的过去，同时欣然接受我们现有的那种空虚的自我和短暂的生命。

在别处我曾多次尝试描绘这种新型宏大叙事可能采取的形式。[25]当语言首次开动时，它通过向我们敞开一股由无数可能选项、后悔和威胁构成的洪流而为我们开启了意识与自我之门。因为语言是普遍的，它不仅形成和确定当前的事态，同时也暗示并使我们想到大量其他的可能性，导致精神过载。然而，由于早期人类本身已是一种激动、焦躁的动物，所有这些过量的焦虑对他们来说都太难控制，人们感到无力和恐慌。人们需要找到某种关于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生活处境的图式，然而这些话题尚未直接地或“自谓地”成为可思虑的。我们只能暂且通过学着“他谓地”思考来建构一种关于我们自身和我们生活的图式。我们想象某种不同于我们自身的存在，它们确实能理解自身并且对自己的力量和变化都十分确定。这些存在确实控制着自然，确实知道要做些什么，诸如此类。通过思考它们，并把我们自己想象成它们的仆人，人类逐渐获得自信，坚信终有一天我们将能够统一、理解、控制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世界。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就可以告别他谓思维和道德他律，因为我们足以成为自谓的思想者和自治代理人。因此，超自然秩序（出于同样的原因，形而上学也是这样）曾在人类的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这解释了为什么神学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是科学的女王。因为只有通过上帝的观念，我们才能发展出关于统一的自我、理性，统一为规律所统治的宇宙、主权、物权、监督（天意）和管理、长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行动等的观念。上帝教给我们一切，因此我们对他感激不尽，即使我们现在已将他丢下。

记住，尽管如此，这个假想的故事并不是真实客观的宏大叙事。这是我编造的故事，因为我需要跨越战栗的、神经过敏的动物与我们自己之间的鸿沟。我们到底是如何从一边到另一边的呢？古老的神话—宗教世界观是一个复杂的、保护性的、教育性的杜撰，它的真实不逊于任何事物，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确实相信它，而它也为我们服务，帮助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我很高兴能爱上它并离开它，同时仍然带走一些——事实上是很多——它曾教我的东西。这样一来，古老的奥古斯丁式的创造论宏大叙事、堕落与救赎的故事回归于我，它已被重新讲述为我们的祖先为了到达我们大家现在的所在而不得不走过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