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文化外交”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尔夫·特纳（Larf Turner）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后由美国外交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Frank A. Ninkovich）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发展。可以说国外对文化外交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9·11”事件之后，文化外交被有关人士和机构重提到日程上来，对文化外交的研究热情也日益高涨起来，尤其是一些基金会、学会申请了文化外交研究的课题。其中，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萨班研究中心特别进行了美国对中东文化外交研究的项目。

1．关于文化外交历史的研究

通过研究历史，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文化外交发展的过程，包括文化外交的政策、内容等。

首先，从政策的角度阐述文化外交历史。宁柯维奇的《美国信息政策和文化外交》（U. S. 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重点分析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为遏制苏联的需要，全面展开信息战，此时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成为美国政府炙手可热的宠儿，而文化外交却被冷落，为公共外交所同化。《文化外交与美国政府》（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和《冷战后的美国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比较翔实地回顾了20世纪美国文化外交政策。

其次，对文化外交某一特定内容的历史研究。《真实是我们的武器》（Truth is Our Weapon）和《公正世界的事实：美国的海外信息活动》（Facts to a Candid World: America's Overseas Information Program）阐述了美国早期的对外宣传、文化活动。《国外不知的一面：美国对外教育文化政策与助理国务卿办公室》（Ignorance Abroad: American Educational Cultur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论述了肯尼迪政府时期国务院设立对外文化教育处与助理国务卿的经过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最后，对文化外交全面发展的历史研究。《文化方式：国际关系中的另一种方式》（The Cultural Approach: Another Wa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系统地叙述了西方国家政府早期从事文化关系的历史，并提出了文化方式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方式的观点。《对外政策的第四层面：教育与文化事务》（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对文化外交的历史与功能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探讨。《思想外交：美国对外政策与文化关系，1938～1950》（The Diplomacy of Ideas: U. S. 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1938-1950）论述了1938～1950年美国政府对外文化关系的早期发展史。值得注意的是，《国王的第一手段：20世纪美国文化外交》（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出版便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它是目前为止研究美国文化外交史最为全面的专著。

2．关于文化外交理论的研究

国外对文化外交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系研究和战略研究。

一方面，对文化外交宏观体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化关系学者多洛（Louis Dollot）在《国际文化关系》中，从历史的发展趋势角度来审视国际文化关系的特点。英国外交官米切尔（J. M. Mitchell）的专著《国际文化关系》（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是文化关系领域中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著作，从概念入手分析了文化外交与文化关系、文化宣传之间的异同。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的《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描述了文化国际主义的发展，即通过跨国界文化活动而实现的国际合作的发展；主张通过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通过学术合作，或者通过促进各国间相互理解的努力，将各个国家和民族各种各样的活动联系起来。文化国际主义是研究国家间文化关系与文化外交的重要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从文化外交的战略意义进行探讨。文化外交的战略意义是指文化外交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对实现国家利益所发挥的作用。这部分研究在冷战后，尤其是“9·11”事件后尤为突出。2003年发表于《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的《为文化外交辩护：激发外国观众的兴趣》（The Case for Cultural Diplomacy: Engaging Foreign Audiences）中阐述了文化外交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赢得众人的心灵和思想，并强调了赢得心灵和思想与取得战争胜利同样重要。《文化外交与国家利益》（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s）中论述了文化外交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即文化外交的作用在于是否满足了国家利益的需求。美国国务院文化外交咨询委员会2005年的年度报告《文化外交：公共外交之关键》（Cultural Diplomacy: the Linchpin of Public Diplomacy）论述了文化外交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化活动是国家自身思维的最佳体现。《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一书中提出的“多轨外交”理论，认为政府、非政府的专业机构和商务活动，以及宗教、资助、公民个人、研究/培训和教育、通信和媒体都是国家对外交流的渠道。该书对研究文化外交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文化外交是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对实现国家利益有着重要意义。

3．关于文化外交实践的研究

文化外交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包括文化外交实施的途径、方法和手段等。可以说文化外交的研究是在理论研究中促进了实践研究，而实践研究中又加强了理论研究，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一方面，关于文化外交的总体实践研究。国际文化外交学会（Institute for Cultural Diplomacy，简称ICD）近几年每年都要发布年度《文化外交报告》（Cultural Diplomacy Outlook Report），从文化外交的资金、机构、项目、政策等方面全方位论述世界文化外交的开展和研究概况。为了解当代文化外交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比较翔实的数据与案例，从中也可对文化外交实施国的外交实践进行横向对比。

另一方面，关于具体实施国的外交实践研究。例如：《文化外交：促进以色列公共形象中重要而忽视的工具》（Cultural Diplomacy: An Important but Neglected Tool in Promoting Israel's Public Image），论述了以色列开展的文化外交实践活动，并探讨了这些实践活动对促进以色列公共形象的作用。在实施国研究中，涉及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如博士论文《20世纪美国文化外交、富布莱特项目和美国——匈牙利高等教育关系》（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the Fulbright Program, and U. S. -Hungarian Higher Educatio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对美国在匈牙利的富布莱特项目做了较为翔实的阐述。21世纪以来，对于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外交研究也在逐渐兴起，出现了许多关于美国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文化外交关系的研究成果。如《比刀剑更强大：艺术文化在美国—穆斯林关系中的作用》（Mightier Than the Sword: Arts and Culture in the U. S. -Muslim World Relationship），此外还有由外交协会于2005年发布的《新开端：与穆斯林世界更有成效的对话》（Strategies for a More Fruitful Dialogue with the Muslim World）、美国纽约大学对话中心2009年会议报告《通过艺术与思想在美国与穆斯林世界中弥补隔阂：可能性与局限性》（Bridging the Divid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uslim World Through Arts and Idea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布鲁金斯学会于2009年发布的《奥巴马时代的机会：市民社会能否弥补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隔阂？》（The Opportunity of the Obama Era: Can Civil Society Help Bridge Divid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Diverse Muslim World?）和美国伊斯兰世界论坛2010年所发布的《美国与穆斯林的转型伙伴关系》（Transformative Partnerships in U. S. -Muslim World Relations）等等，这些研究成果都从不同方面论述了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外交实践活动。

4．关于文化外交评估的研究

关于文化外交的评估，主要是对其成败得失的衡量。通过案例分析、定性定量分析、比较研究等来判断成败得失是当前学界普遍运用的方式。在案例分析、定性定量分析方面，美国国务院文化与教育事务局下属的政策与评估办公室已对文化外交的数个项目制定了评估标准并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如对青年交流与学习项目的评估等等。根据这些评估所得出的结论对项目进行进一步改善，以使其效果更加显著、作用更大。在文化外交实施国家的比较研究方面，博士论文《加拿大、新西兰和印度的文化外交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ultural Diplomacy of Canada, New Zealand and India）通过对加拿大、新西兰和印度文化外交的个案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文化外交在以上三国实施的效果，认为文化外交是外交领域中有价值的工具并且对政府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在所做的文化外交研究课题中发表的《国际文化关系：多国情况比较》（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A Multi-Country Comparison）也是从理念、优先事项、方案、结构、资金和规模等方面对9个国家进行文化外交的比较论述。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文化外交实施的成败得失，从而对文化外交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估。

综观以上成果，国外学者对文化外交历史、理论、实践和评估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尤其在实践研究方面，文化外交在美国与伊斯兰国家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不过迄今为止还未见综合研究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文化外交实施情况的成果，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于美国在中东实施公共外交中所涉及的部分文化外交项目以及单纯的艺术形式——文化外交的一部分——在美国与伊斯兰国家关系改善中的作用。此外，没有研究成果特意关注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文化外交的实施，而是泛指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可以说，目前资料表明，国外对于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文化外交的全方位研究几乎为空白。

（二）国内研究现状

文化外交研究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关于理论研究方面

理论研究是一门学科发展的根基所在，就像一座大楼的地基，地基越厚实，大楼越坚固。可以说文化外交的理论研究已经或者正在经历思想根源的探究、概念的辨析和研究范式的确定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可以按时间排序，但同时也有交叠。

文化外交的研究首先起源于思想根源的研究。国内较早的关于文化外交理论的著作应该为译著——法国国际事务专家路易·多洛（Louis Dollot）的《国际文化关系》（L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Internationales）。作者认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直接刺激了文化外交的兴起，文化外交就是源于这种文化交流，该译著为国内开展文化外交研究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方立于1994年在《高校理论战线》发表了《美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政治因素》，从政治的层面探讨了文化交流。当文化交流具有政治的目的时，文化交流也就成为文化外交的雏形，该文章是我国较早探讨文化外交缘起的成果。随后，南开大学王晓德教授于2000年出版了《美国文化与外交》、2002年计秋枫、冯梁教授等人撰写了《英国文化与外交》。这两部著作均探讨了文化与外交的关系，通过二者之间的联系为揭示外交的实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为研究文化外交提供了思想史的基础。

其次，关于文化外交概念的研究。在思想根源研究的基础上，一门学科的概念就会产生，那么学者们就会探讨其定义及与其相近概念的辨析等等，因为概念的探究是一门学科发展的最基本的步骤。文化外交作为外交的非传统形式，必然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李智博士于2003年在《外交学院学报》发表了《试论文化外交》，文中探讨了文化外交的内涵、外延及其地位作用；并于2005年出版了《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该书对文化外交的含义、特点、性质、地位、种类、方式与途径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与论证，此外书中对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做了概念辨析。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于2005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文化外交进行了定义：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的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公关活动。

最后，关于研究范式的研究。研究范式是一个学科研究过程中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简单地说，研究范式就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及解决问题的经验总结。由于文化外交研究的新颖性，其研究范式还未形成固定形式，但是学者们已经在尝试用不同的范式来探讨文化外交。《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文化外交，对文化外交的研究范式首次进行了尝试。彭新良博士于2006年在《宁波大学学报》发表了《外交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关于文化外交的几点思考》，文中认为文化外交具有从“人为物而外交”到“物为人而外交”、从低层次走向高层次的特点；此外，于2008年出版的《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外交所展现的三种不同形态：文化是外交的背景、文化是外交的手段，以及文化是外交的目标。这是对文化外交研究范式比较系统化的探讨和尝试。

2．关于文化外交的实践研究

文化外交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可以说文化外交的研究是在理论研究中促进了实践研究，而实践研究中又加强了理论研究，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目前就国内研究成果而言，实践研究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实践内容研究、文化外交实施国研究和文化外交实践可行性或作用研究。

首先，关于文化外交实践内容研究。由于文化外交所包含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所以文化外交实践内容本身是一个非常难以确定的概念。就国内目前研究状况而言，主要集中于教育交流、语言教学和信息传播等方面。2006年，李永辉教授等人翻译了美国学者路易斯·戴蒙德（Louise Diamond）和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ald）所著的《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这本书对于研究美国文化外交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同时也为文化外交实践指明了具体路径：研究/培训和教育、宗教、通信和媒体。胡文涛博士于2008年出版了《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作者以官方的富布赖特中国项目和非官方的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为个案，揭示了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动机、目标和成效，为中国文化外交机制的完善和借助文化外交实现和平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是国内第一本通过个案对文化外交进行阐释的专著，充分展现了教育交流作为实践内容的文化外交研究。《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中对作为语言教学个案的中国的孔子学院进行了分析，认为孔子学院“不仅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中心，也是他们体验中国文化的基地，更是真正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最亮品牌”。王荣英于2008年发表在《求索》上的《美国文化输出与我国文化外交战略》一文对美国利用遍布世界的新闻传播网络进行文化信息输出的文化外交进行了剖析，强调我国应实施“强根固本、广结伙伴、积极参与的文化外交”。

其次，关于文化外交实施国的研究。美国虽然不是最早实施文化外交的国家，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文化外交的实践应用比较广泛，所以文化外交研究在美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也自然使得美国国内对美国文化外交的实践应用研究非常热门。在目前文化外交实施国的研究成果中，关于美国的研究最为突出，也最为全面。资助美国文化外交实践的基金会研究有胡文涛的《美国私人基金会参与文化外交的历程与动因》（《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美国在他国实施文化外交的研究有杨有孙的《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波兰的运用》（《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陕西师范大学2010届硕士路红霞的《论冷战早期美国对苏联的文化外交》和天津师范大学2009届硕士李妍的《9·11后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文化外交评析》，他们分别研究了美国在波兰、苏联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外交实践活动。除美国之外，我国学者也对其他几个国家的文化外交做了研究，关于日本的有《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外交》（刘勇，《特区经济》2009年第2期）、《试论日本文化外交中软权力的应用》（闫坤、张磊，《保定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等；关于法国的有《试论法国的文化外交》（彭姝祎，《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关于英国的有《英国构建国际形象的文化外交战略》（招春袖，《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10期）等。当然，关于中国的外交实践研究也成果显著，如中共中央党校2006届博士李忠杰的博士论文《中国文化外交研究》在中国政府层面的文化外交、教育文化交流活动和信息交流活动等方面展示了中国的文化外交实践活动；暨南大学2009届硕士余惠芬的《文化外交：理论、实践与比较——兼论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优势》探讨了文化外交实践活动；还有《早期中美文化外交中美国传教士的角色探析》（刘景，《考试周刊》2010年第40期）；等等。

最后，关于文化外交实践可行性或作用研究。文化外交的实践应用在“9·11”事件后重新得到肯定，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学界对文化外交实践或作用的研究均取得了大量成果。这部分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化外交对国际威望、国家形象，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李智在2004年发表于《学术探索》的《论文化外交对国家国际威望树立的作用》以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视角转换来阐明文化外交在国际威望树立中的作用。孙红霞等人在《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一文中探讨了文化外交是一国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方式，对提升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独特的价值。孙艳晓在《文化外交的过程与成效评估》一文中探讨了如何对文化外交的效果进行评估，并努力寻求一种对文化外交实践可行性进行评估的范式，该文是为数不多的探讨文化外交实践应用评估的文章，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文化外交研究的现状回顾可以了解到当前国外对文化外交的研究从各个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深度，包括文化外交的历史发展研究、文化外交的理论研究、文化外交的实践研究，以及针对文化外交评估的研究。而国内对文化外交的研究虽然已经出现了专著和大量论文，但是这些研究尚有待于在理论和评估研究方面进行深入。同时还应该看到，在对文化外交研究已经比较深入的美国，尽管出现了许多关于美国与伊斯兰社会开展文化外交的研究成果，但专门针对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文化外交的研究为数不多，至于有关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开展文化外交的全面研究则几乎没有。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不仅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实施了有目共睹的硬实力，也发挥了其正在兴起的软实力，而文化外交正是软实力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外交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文化外交的实质，以及文化外交在美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实现“和谐发展观”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