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广义旅游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 国外旅游学研究概况

“旅游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科学范围内的研究对象，国外对它的研究通常分别在学术性和业务性两个范围内进行。学术研究一般较多地通过理论途径，在不同角度和层面上对旅游现象的性质、形态、结构、特征、运行机理及其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和影响作宏观或微观两方面的探讨，以阐明其意义、判明其演变、分析其态势，提出对应的见解。”国外旅游研究通常分为三个阶段，但不同学者划分的时间段有些差别。申葆嘉将进程分为：早期的认知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过渡时期（20世纪40～60年代）和近期的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今）。王德刚认为发展历程分为：经济研究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全面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和旅游学研究向非经济领域倾斜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以下是国外里程碑式的旅游研究大事记。

1899年，意大利政府官员波狄奥（L. Bodio）发表了《关于意大利外国旅游者的流动及其花费》，对其本国的国际入境旅游做了分析和研究，这是目前可见的国外最早从学术角度研究旅游现象的专业文章。

1927年，罗马大学讲师马里奥蒂（A. Mariotti）出版了旅游专著——《旅游经济讲义》，首次从经济学角度对旅游现象做了系统的剖析和论证。他从对旅游活动的形态、结构和活动要素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旅游活动是属于经济性质的社会现象。他的这种想法受到当时学术思维方法的限制，只从旅游表象着眼，单纯地把旅游者和旅游业的供需关系视为旅游活动的全部。

1935年，柏林大学教授葛留克斯曼出版了《旅游总论》一书，该书系统论证了旅游活动的产生、基础、性质和社会影响。他从旅游活动发生的渊源和基础开始研究旅游现象，认为“研究旅游现象是研究一个旅游活动的基础、发生的原因、运行的手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需要从不同学科去研究，而不只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察它”。

1942年，瑞士圣加仑大学的亨泽克尔教授（Walter Hunziker）和伯尔尼大学的科雷夫教授（Kurt Krapf）发表了名为《旅游总论概要》的专著，他们认为旅游现象本质是具有众多相互作用要素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是以旅游活动为中心，与国民、保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社会中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1954年，德国学者克拉普特出版了《旅游消费》一书，该书对旅游消费的动力和过程进行了专题研究。

1977年，密执安大学的罗伯特·麦金托什（R. McIntosh）等著有《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对旅游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完整和深入的研究，涉及内容广泛，对此后旅游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著名旅游学家、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杂志社的主编Jafari指出，“为理解旅游业，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系统来研究，旅游所研究的是满足旅游者需要的产业及他们和这个产业给东道地区在文化、经济和环境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Jafari认为旅游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整体系统。

二 国内旅游学研究概况

国内旅游学研究的萌芽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江绍原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版的一部旅游学著作。《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9月初版，1937年3月再版。它是一部关于旅游发展史的专著，作者认为作为人类旅行活动必备工具之一的旅行指南在夏朝初期即已产生，并在此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由简单走向成熟。

1978年，中国国家旅游局成立政策研究室，致力于研究国际旅游市场动向及发展规律，以结合中国旅游发展实际，探讨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方针政策。1981年编辑出版“兴旺发展的世界旅游业”丛书，系统介绍了31个国家发展旅游业的经验，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料。之后，又编印了《中国旅游动态》《旅游调研》《旅游信息》等刊物，并发表了《国外发展散客旅游的一些基本做法》《中国旅游事业发展规划（1986～2000）》等重要文章和文件。

改革开放35年来，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实践推动下，在几代旅游学人的辛勤耕耘和淬炼下，通过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旅游研究几乎从零起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总体上看，我国旅游学科已经进入一个解构与重构的新阶段，表现出几个明显特征：一是综合性学科体系不断发育，大学科群雏形日渐显现；二是在产业发展的实践推动下，应用型学科特征明显；三是成为一个不断成长、潜力无限的新兴学科，创新体系已初现端倪；四是针对独特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并逐渐建立了大国特点、中国特色的独特研究模式、理论和方法体系。

从1978年到1988年的第一个十年，尚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旅游需求快速增长，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吸引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地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热心人士纷纷涉足旅游学研究，汇聚成第一代旅游学者的基本力量。正是这种多学科的渗透，一方面促进旅游学从隐性学科快速提升为显性学科，为解决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发挥了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学者群体学科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旅游学术研究的无主流性，导致旅游学在中国学科体系中长期被边缘化，时至今日，这种局面尚没有改变的迹象。但大家集体无意识地从引进旅游学的概念开始，完成了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启蒙。

从1989年到1998年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在引进创新中开始构筑旅游学的框架体系。随着中国旅游需求的大众化和规模化，旅游供给出现了几何倍数的快速增长，旅游业展露出产业化的端倪，第二代旅游学者开始成长起来。第二代旅游学者与第一代显著不同的特征是出现了专门研究旅游问题的职业化倾向，高等院校纷纷开办的旅游学院（系）为这种职业化倾向提供了体制性保障。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拓展第一代旅游学者构建的学术平台，逐步形成中国旅游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时，第一代旅游学者培养的硕士研究生纷纷进入旅游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支“科班出身”的新生队伍，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旅游学者脱颖而出，开始担当中国旅游学建设的重任，学理上和年龄上的学术代际更替显露出来，旅游学术研究也从普及旅游知识性质演变为旅游理论导入性质，图书市场上在众多传播旅游概念性常识的教材中出现了难能可贵的探索性旅游学术著作。但有一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二代旅游学者在旅游学研究的功利性思想上与第一代保持高度的一致，研究旅游经济属性的热情高涨，而研究旅游社会问题的情绪低迷，直接导致了旅游学科的独立性受到广泛质疑，出现了旅游学科的边缘化危机。尽管如此，中国旅游学者队伍逐步规模化、年轻化、职业化和准专业化，高等旅游教育实现了规模化和层次化，旅游学研究尝试从翻译国外旅游学成果走向借鉴相关学科理论构筑旅游学科理论体系，旅游学者直接参与旅游业的社会实践，依然是第二个十年旅游学发展的主旋律。

从1999年到2008年的第三个十年，旅游学在自主创新中俨然成为显性学科，从而开始扩张起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客观存在着五个方面的有形证据：一是旅游学者开始在管理学的旗帜下集结，成为管理学科群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高等院校中旅游学院（系）的毕业生颁发管理学学位就是证明。二是旅游学科试图集群化，出现了旅行社管理、饭店管理、景区管理、会展旅游、高尔夫运动与休闲、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旅游管理工程等亚学科的分门别类倾向。三是旅游管理专业出现了高职高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多层次教育体系，而且旅游管理专业教师规模和在校生规模居高不下。四是旅游学术期刊种类不断增加，发表旅游学研究论文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多，出版社纷纷加入出版旅游专业教材和著作的行列中。五是学术界、实业界和政府部门举办的旅游主题活动越来越多，借国际合作之名的旅游学术活动日益频繁。这五个有形证据是一种客观的外在表现，仿佛表明中国旅游学的成熟与繁荣，似乎证明中国旅游学搭乘了中国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的东方快车。实际上，从学理上讲，旅游学的特定价值观、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学术边界等基本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好，甚至仍然是“迷航之旅”，这需要旅游学者下真功夫潜心研究。遗憾的是国际国内的旅游学者同样浸染了流行的学术浮躁风气，思想上的盲从性和行动上的功利性决定了20世纪60年代旅游学者的故步自封，以及70年代年轻旅游学者的无所适从，这种学术上的二元人格直接导致旅游学术的泡沫化倾向。正如源自美国的金融海啸一样，旅游学科的边缘化危机在第三个十年里演变成“旅游学迷失”的困局。从当下旅游学被来自管理学和地理学两个学科中的学者任意切割，就不难理解这种困局的真实存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展成为世界旅游大国，中国旅游学不论是学术精神还是学术质量却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格局，回归旅游学是第三个十年的旅游学术遗产之一。旅游学不能迷失，也不应该迷失，旅游学术研究任重而道远。

三 中国旅游研究的破与立

有关旅游本质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从经济、文化、体验等角度进行了研究。近年来，有关旅游的体验本质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然而北京工商大学王敬武教授发表的《对旅游体验“硬核”学术地位的质疑》是对这一研究的突破。他认为旅游体验理论主要依据的是格式塔心理学，旅游心理学当中，很多人认为研究是现象学视角下的旅游研究，实际上一部分表现的是格式塔心理学，在它的创造过程中确实受到现象学的影响，但旅游体验以格式塔心理学为主要的理论依据。心理学研究的是人们心理方面的变化过程，而我们看不到这个变化过程，所以都是以假设的方式出现的。以假设方式构筑旅游体验理论，是存在问题的。

现象学是由德国籍犹太人胡塞尔在20世纪初创立的一种哲学，现象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现象学告诉我们，以自然方式进行研究或者构筑的科学当中，可能存在问题，而现在旅游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以自然思维的方式进行。研究者需要由自然思维变成哲学思维来研究旅游现象。基于现象学视角的研究，首先应该有现象。现在有关旅游现象的本质研究几乎都是推测，可信度有多大？至少不是现在说的经济学的属性、文化学的属性、仪式的属性以及旅游体验的属性。要把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来揭示。从旅游历史发展来讲应该有现象，关于旅游起源问题的研究恰好反映了对旅游现象的认识，但旅游现象不能仅从历史上看看有没有旅游这两个字，有没有游的成分，有没有旅的成分。

另外，旅游基本规律不是在旅游体验当中出现的，因为旅游体验理论出现的规律分人、分不同背景，而旅游科学基础理论应当具有普适性，是没有这种区别的。也就是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满足，不管是老年人、年轻人，男性、女性，有无文化背景，都满足规律。旅游科学与休闲科学的关系，从学术规律或者基本规律上看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

有关旅游实践方面，破，即为打破消费习惯，打破区域格局，打破政策障碍，打破思维定式，打破城乡壁垒。

旅游消费的障碍之墙随着越来越完备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越来越便捷的交通网络以及全社会越来越深入对旅游出行的关注而被逐步打破。消费环境的去障碍化，令旅游可以超越区域、场所和人群的障碍。欠发达地区的居民也正在通过越来越便利的旅游服务，享受到公平消费的权利，这大大推进了旅游消费的普及和升级。

哈大高铁、京广高铁等陆续开通，推动了旅游业“高速时代”的到来。许多双子座式的城市相互连通，一批城市群呈现旅游一体化形态，产生了一大批同城化旅游圈。我国正形成的高空旅行（航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三高”网络将大城市群自然相连，各城市群内部又有高速交通形成密集网络，使“远天远地”一词成为历史，新的交通格局将重构旅游业格局。

旅游业的综合改革配套在云南、海南、北京及成都、秦皇岛、舟山、张家界等地区相继展开，各地在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管理体制改革、城乡统筹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多个领域先行先试，旅游业重新站在中国改革的前端，试图冲破体制与政策的障碍，寻求更高效的发展路径。

微旅游、泛媒体、去中心和巧生活正进入新的旅游生活之中。实践证明，旅游业既非庞大无比的项目堆积，也非耗能的产业消耗，中国正涌现的新旅游业态不仅是对传统旅游要素的拼装，更是观念、资本、用地、要素、策划、市场、工序、服务的全面创新。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转变相对应，旅游业正在打破思维定式，走进“重新发明”的时代。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进行，旅游业亦正在打破城乡壁垒。农民旅游从无到有，目前已成为国内旅游市场构成的一部分。城市旅游与乡村旅游间的边界不再明显，城市旅游中多了乡村般的悠闲，乡村旅游多了城市般的便捷。乡村旅游令越来越多的农民脱贫致富，过上城里人一般的便利生活，也令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得以偷闲数日，学做个“都市农民”。旅游不仅成为农村城市化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城市田园化的重要依托。

中国旅游业的立，表现在立本位、立本源、立智慧。

旅游业发展至今，民生的需求已经成为最本位的需求。旅游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谋求更大程度的人民福利。满足民生是旅游业发展的本位需求，旅游的出游率、关注度、满意度，成为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最根本标志。

旅游是经济性的文化活动，也是文化性的经济活动，旅游业发展的文化本源在国家新的发展目标下被进一步明确，旅游业发展被纳入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战略中，发挥更具战略性的产业功能。通过旅游，世界在了解中国，中国也在了解世界，旅游不仅让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更让中国人迈起脚来走世界、伸出手来摸世界；反过来，旅游也让世界走进中国、感知中国。旅游更让中国人更多地理解中国、热爱文化。文化作为旅游的本源被确立起来，旅游业发展被提到了更高的平台上。

旅游与新技术的结合，令智慧旅游成为中国旅游业的热门话题，基于技术的智能旅游服务成为旅游投资的热门和重点。火热的市场背后是旺盛的需求，旅游变得可定量、可预测、可监控、可订制、可管理、可引导、可节约、可思考，这都在为中国旅游业发展埋下驱动未来的芯片。

四 广义旅游学研究走向

随着旅游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日益明确以及科学研究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旅游理论体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虽然相关学科中某些成熟的概念和理论可以用于解释旅游现象，但旅游现象所包含的矛盾的特殊性使得这些理论并非完全适用。因此随着旅游学的不断成熟，应该对这些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条件重新做说明。另一方面，旅游研究日趋深入并且规范，不断形成新的、属于旅游学的专门概念以解释旅游现象，并进一步构建旅游学理论，揭示客观规律。在这一时期，从相关学科借用概念的现象逐渐减少，属于旅游学的专门概念和理论在旅游学知识体系中逐渐居主导地位，并能够更好地阐释旅游现象包含矛盾的特殊性。当前的旅游学理论体系即表现出这种特征，以“旅游”为统属的旅游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旅游者、旅游活动、旅游业、旅游市场、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旅游影响等，其内涵均是从旅游现象中总结而来，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旅游现象包含矛盾的特殊性，是属于旅游学的专门的、具有实质内容的概念，并非是从其他学科简单“移接”而来、仅仅冠以“旅游”之名的名义性概念。

旅游研究理论和方法相结合将是下一步研究的趋势。研究方法是确保理论科学性的有力保障，同时，理论创新是使用研究方法开展学术研究的目标追求，把理论研究和方法使用结合起来，是广义旅游学研究的走向。目前，我国旅游研究理论和方法是相互脱节的。以旅游研究方法为例，复杂的数学公式和计算过程已经程序化，只需将原始数据输入电脑，统计软件就会得出统计结果。统计过程已经简单化，如果不能对统计结果加以旅游理论的解读，难以得出对旅游学有价值的分析结果，对旅游问题的解决无济于事，最终整个统计过程成为一场数字游戏。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收集、整理，决定了数据的质量，而数据基础又决定了方法的丰富性。我国旅游学研究应用一般的定量方法，只是改变了传统旅游研究的表达形式，对旅游研究内容等实质性问题影响不大。总之，广义旅游学研究的使命不仅要使用各种方法，而且要追求旅游理论的创新和旅游产业的进步，使旅游理论成为一门重要的理论，使旅游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