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1．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研究

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后引起人们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国外，有关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贸易有利论；二是贸易有害论；三是贸易相对论；四是贸易无关论。

（1）贸易有利论。自由贸易论者认为贸易自由化有益于环境的改善。Hettige、Lucas和Wheeler（1992）、Anderson（1992）、Stevens（1993）、Dean（2000）以及Antweiler、Copeland（2001）和Taylor（2001）等学者认为，自由贸易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产生，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增加用于环境保护的资源，而且促使环保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利于减轻环境压力。

（2）贸易有害论。环境保护论者认为自由贸易是破坏环境的重要因素。贸易会扩大经济活动规模，使当地环境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存在跨境污染时，自由贸易也导致其他国家的环境恶化；贸易规则会导致环境标准降低；危险品贸易会危害环境；贸易需要运输，这将增加能源使用，从而破坏环境。Beghin（1995）、Jenkin（1998）的研究论证了贸易有害论。

（3）贸易相对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贸易导致的环境恶化以及民众公共环境意识的提高，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日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假说。这些理论大都在地区经济与环境保护标准差异的基础上，分析自由贸易对不同地区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①“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Birdsall-Wheeler（2001）、Frankel（2002）等学者都以这一假说为基础进行了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研究。②“污染避难所假说”。该理论认为如果在实行不同环境保护强度或环境标准的国家间存在着自由贸易，由于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差异，那些实行低环境标准的国家的环境成本相对要低，这样发展中国家会成为“污染避难所”。Chichilnisky（1994）、Baumol和Oates（1988）及Cole和Rayner（2000）的研究证实了“污染避难所”的存在。但这一假说没有得到普遍认同，Dean（2004）、Buss（2004）、Ederington等（2004）的研究认为，没有证据证实在他们的研究区域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③“环境标准竞次假说”。它是指在某项国际环境公约对有关国家的某类生产行业的污染排放规定了一个标准的情况下，如果贸易条件自由，签字国家要高昂的减污成本，使非签字国家的污染密集行业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更有竞争力。Porter（1995）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但也有学者对这一假说表示怀疑，Eliste和Fredriksson（1998）考察了出口竞争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策略性贸易政策对环境管制标准的影响，没有发现有充分的证据支持“环境标准竞次假说”的论断。Wheeler（2001）、Frankel和Rose（2002）的研究则与“环境标准竞次假说”相悖，他们认为这一假说是有缺陷的。④“波特假说”。按照Porter和VandeLinde（1995）的归纳，在一个动态的框架，即包含了技术、产品以及生产过程等方面可能出现的创新框架中，严厉的环境管制完全有可能提升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Eliste和Fredriksson（2002）为“波特假说”提供了理论支持，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税收和补贴政策的变化，环境质量需求的增加可能导致出口的增加和进口的减少，该国的国际竞争力不降反升。

（4）贸易无关论。贸易无关论认为，贸易不是影响环境的决定性因素，影响环境的是一国的内部因素，如产权、生产技术等。Aldaba和Cororaton（2002）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表明，贸易自由化可增加菲律宾的产量和收入，但对污染状况基本没有影响。Kander和Lindmark（2001）认为，对外贸易与瑞典的环境质量变化没有关系。他们认为，内部因素才是瑞典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

2．贸易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

国外学者对贸易与城市化的理论展开了许多研究，大部分从贸易对城市化的影响出发，形成了两种观点。

（1）贸易有利于城市化。很多研究认为对外贸易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投资因子（用人均投资收入的债务、出口合作的集中、出口商品集中来衡量）被认为对城市化有滞后的积极作用（Kentor, 1981）。Gilbert和Gugler（1982）认为边缘区的资本主义扩张产生了快速城市化过程。Hein（1992）和Kasarda、Crenshaw（1991）认为外资投入、其他国际资本流及国际生产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有利。Barry（1997）以爱尔兰的制造业中的FDI为研究对象，探讨了FDI对制造业结构变化的影响。Borensztein（1998）研究了近20年来69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得出FDI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工具。Alfaro（2004）探讨了是否有更好的金融体系来更好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并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FDI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Patti（2009）通过双方程模型验证了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而经济增长无疑是城市化前进的巨大动力。

（2）贸易不利于城市化。也有部分学者从整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FDI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如早期的依附学派Castells（1972）等认为外资造成发展中国家依附城市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体系和城市化的步伐和空间结构越来越依赖于它们在工业国家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新的全球秩序下发展中国家很难从依附城市化中逃脱（Armstrong and MeGee,1985; Fried-man,1986）。世界体系论者主张，外国投资减少农民可用土地数目，促使人口向城市迁移，此外，在城市地区的投资创造了吸引乡村移民的产业。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世界债务危机和IMF（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压力提高了过度城市化、抑制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质量，增加了政治抗议和国内骚乱（Bradshaw和Noonan,1997）。跨国资本、人口、信息、文化自由流动的政治和自然障碍的移除对第三世界城市有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三世界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形态和城市化上（Pizarro et al.，2003）。

3．环境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

（1）对环境与城市化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设检验。近十多年来，学者们对EKC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主要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EKC的理论研究、EKC的经验研究、EKC的决定因子研究。许多学者试图建立EKC的探索性理论，以期能以数学方法解释技术及其他参数对环境做出的时间路径的影响。如Lopez（1994）在无限存活代理（infinitely lived agents）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具有很高的通用性的环境-增长关系理论分析（Lopez, 1994）; Selden等（1995）也在此基础上利用Forster（1973）的增长和污染模型导出污染最佳轨迹的倒U型曲线；John等（1995）和McConnell（1997）则在重叠产生（overlapping generations）的基础上发展模型。总而言之，在适当的假设下，发展模型产生EKC曲线看上去相当容易，而找出这些似是而非的经验证据才是目前的挑战。

EKC检验研究包括最初的Grossman等（1991）的NBER工作论文，将EKC作为NAFTA对环境潜在影响的部分研究。他们使用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数据组对SO2、暗物质（细尘）和悬浮颗粒（SPM）做了EKC检验。《世界发展报告1992》引用的Shafik等（1992）的研究评价了10种不同指示物的EKC；缺少洁净用水的人口、缺少卫生设施的城市人口、城市悬浮颗粒的浓度、城市SO2浓度，1961～1986年森林面积变化、1961～1981年平均森林减少面积、河流融解氧、河流大肠杆菌、人均废弃物排放和人均CO2排放。他们使用三种函数模式：PPP人均GDP、时间趋势和点相关变量的对数线性、对数二次以及最常用的对数三次多项式。缺少洁净用水的人口、缺少卫生设施的城市人口随着收入增加和时间变化一律下降；森林退化的测量与收入没有明显的关系（Ehrhardt-Martinez, 2002）；河流质量随着收入增加而恶化。Shafik等（1992）推想这是因为这种污染形式带来的内部成本会随着水资源供应系统的改善而下降，然而，两种空气污染物与EKC关系符合，转折点出现在收入为MYM 3000～4000美元的时候；最后，人均废弃物排放和人均CO2排放随着收入增长也出现明显的增长（图2-3）。随后又有一些新的研究趋势，比如，使用污染排放而不是环境中的浓度（Panayotou, 1993; 1995）；将人口密度作为一些指示物的解释变量（Shafik et al., 1994）；根据EKC计算将来的排放（Holtz et al., 1995）；调查更深的指标如能源使用等（Horvath, 1997）。Karen等（2002）基于环境现代化理论，指出现代化经济体更有能力提高环境目标，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代理变量，因此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对环境的冲击会随之下降。Sinhaz（2010）的研究也显示，实现工业化较早的发达国家治理污染需要更大的投入，其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比后起国家更高。一些研究发现，对于一些国家或地区，当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由正转负，城市化与碳排放成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York et al., 2003; Martinez-Zarzoso & Maruotti, 2011）。其中，Martinez-Zarzoso和Maruotti（2011）利用88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存在一个“门槛”水平，当低于这个水平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碳排放具有正向影响，而当越过这个“门槛”水平时，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将导致碳排放水平下降，即城市化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

还有一些学者着重检验EKC曲线的可能决定因子，或是研究不同的条件变量对EKC曲线的影响，包括EKC的分解。Liddie（1996）、Suri等（1997）检验了贸易对EKC的作用；Terras等（1996）则将目光投向一些民主政治指标对私人偏好和公共政策间选择和协调的方式的影响。Kaufmann（1997）等检验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GDP/Area）和城市面积分别对环境浓度的影响。Westbrook（1995）、Suri等（1997）、Cooke（1997）等研究了产出结构的影响。Rork等（2003）在引进IPAT和ImPACT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能分解驱动贡献的STIRPAT双对数模型，并测算了城市化与GDP对环境变化的贡献。

（2）大量研究城市化的环境效应。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效应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20世纪中期以来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城市化与人类聚居环境问题一度被列入联合国MAB计划的子项目。Odum（2000）等采用系统动力学和灵敏度模型，以世界地区和城市为案例进行分析，揭示了城市发展与环境演变的交互作用机理。Yasuhiro and Kazuhiro（2005）从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生态环境对城市发展及城市化的束缚作用。Ducrot（2004）等人借助3S技术定量分析方法评价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响应过程。目前，国外对此问题的研究已经统一到可持续发展研究大框架之下。很多学者对城市化引起的大气环境污染、水污染以及土壤污染等生态安全问题做案例研究。Drocco通过对罗马城市的芳烃化合物日变化特征的研究，发现城市大量的机动车排放是该城市O3的主要来源（Bairoch, 1988）。Al-Kharabsheh（1999; 2003）以Jordan为例对城市化与当地水环境质量变化的关系进行长期定位研究。Zilberbrand（2001）着手研究了城市化导致的地下水化学演化机理问题。

（3）注重对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关系进行研究。国外对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比较早，涌现了大量关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的书籍和文章。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等对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促进了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的进步（郭娅琦，2007）; Walter（1980）提出要合理利用资源并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实现城市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Pearce, 1990）; 1987年，美国生态学家Richard在他的《生态城市：贝克莱》中提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十个计划，并且认为理想的城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应具备六个特征（Button et al., 1990）。Gorden（1990）在《绿色城市》中，研究了城市空间生态化的途径，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成为当代城市与环境问题的研究热点（Pasche, 2002）; Onlshi（1994）认为要使城市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可以建立绿色花园城市以发挥城市的自然潜力（Maclaren, 1996）; Richard在1997～1999年，发表了很多篇这方面的文章，提出了综合环境规划和管理的观点，通过介绍综合环境管理的概念、原则、方法、步骤和实施可行性的基本因素等得出了自己的观点（Kuik et al., 1994）; Braat等（1986）和Sukopp等（1988）运用系统优化法以及数理建模的思想，研究了城市发展与环境演变的相互作用机理；Dae-Sik Kim等（2003）研究了首尔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空间扩展特征和生态响应；Jeffrey（2001）从生态学角度评价了城市化导致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的生态意义；Portnov（2004）通过研究得出城市化可以有效地缓解环境压力的结论。

（二）国内研究综述

1．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研究

（1）研究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我国对环境与贸易关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从1993年才开始逐步涉足这一领域。1994年的《中国21世纪议程》出台以来，特别是1996年我国政府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以来，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及其组成部分的理论和观点展开了非常活跃的研究与讨论，对“环境与贸易”这一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①贸易有利于环境。这种观点认为贸易有利于环境的改善或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张连众等（2003）利用中国2000年31个省份的SO2排放量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兰天（2004）选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将CO2排放量作为污染指标，得到了相似的结论。李秀香等（2004）以CO2的排放为例，分析了出口增长对我国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的出口增长并没有带来人均CO2排放量的增加，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均CO2的排放，从总体情况来看，出口增长与CO2排放量的增加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方鸣等（2010）对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经验验证中可能并不成立，FDI的流入不仅带来了资金同样也带来了技术，FDI的技术效应对中国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袁晓玲等（2010）利用重心分析的方法，对1987～2004年我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量和六类污染指标排放量的重心移动路径进行描绘和关联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污染程度并无直接的影响。何立华等（2010）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六种环境污染指标，利用1997～2006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贸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有的数据不足以证明对外贸易对我国的环境是有害的。②贸易不利于环境。这种观点则认为贸易增长会导致环境的恶化，例如李慕菡等（2005）通过对相关产业进出口和污染情况的分析，得出了我国国际贸易中污染产品的环境转移客观存在的结论。沈亚芳等（2005）认为在核算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时未考虑环境成本是导致污染的重要原因，进而提出发展出口导向产业时必须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适当提高进出口产品的环境标准，推进产业升级，倡导绿色GDP，改革出口绩效的考核标准。叶继革等（2007）的研究显示我国具有出口优势的工业行业多属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日渐扩张的对外贸易对环境的危害越来越大，提出要健全微观运行机制，避免出口行业向环境底线赛跑。温怀德等（2008）认为出口与FDI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进口贸易可抑制环境污染，但作用比较小。陈钧浩（2009）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视角，把国际贸易、FDI与资源环境的现实冲突归结成资源环境掠夺和污染转移两个方面，并对我国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建议。贺文华（2010）通过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发现，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有显著负影响。杨永华（2010）认为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关系，FDI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同时环境污染的加剧又吸引了更多的FDI的流入，从而影响我国生态环境安全。

（2）对贸易与环境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我国学者对贸易与环境理论的实证基本上依赖于西方学者研究发达国家的模型，特别是在借鉴Grossman和Krueger（1993）三效应及EKC曲线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叶华光（2008）在三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其影响的机制，认为国际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规模效应导致的消耗性影响，生产、流通和消费引起的污染性影响，以及结构效应导致的结构性影响，并据此对我国今后对外贸易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刘林奇（2009）分别从规模、结构、技术、市场效率和环境政策五个方面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考察。通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2000～2006年工业污水排放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技术效应和市场效率效应则减少了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政策效应减少了东部地区的污染，但增加了中部和西部的污染。除了库兹涅茨曲线外，也有学者开创出许多新型的模型用以验证区域贸易与当地环境的相互影响。许士春等（2009）借鉴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创建的经验模型形式，利用1990～2006年江苏省的时间序列数据，以江苏省为例研究经济开放对环境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是环境质量改善的Granger原因；而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环境，同时出口增长是环境污染增加的Granger原因；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共同作用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陈红蕾等（2009）采用Huang和Labys的模型思路，通过建立一个同时包括污染与产出的联立方程组研究经济、贸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走势比较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且目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段，即经济贸易的增长可能导致环境质量的进一步下降；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制造业结构趋重的格局不利于环境的改善；贸易自由化并未使环境更加糟糕，可以说“污染避难所”假说现阶段在我国不成立。贺文华（2010）从FDI的视角对中国中部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了库兹涅茨假说检验。结果显示，中部八省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FDI对中部各省环境的影响存在差异，数据回归结果也没有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王冬梅等（2010）借助FDI与环境关系的理论，运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技术，就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引进先进的治污技术和设备，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三角地区的污染程度，但由于引资的质量和结构存在问题，整个地区的环境负荷进一步加重；收入水平仍然处于EKC的左侧，尚未越过其顶点，这意味着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可能仍将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继续恶化。包颉等（2010）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981～2007年，FDI对上海的环境已造成污染，但环境污染治理并没有使FDI减少。党玉婷（2010）以1993～2006年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和污染物数据为基础，结合投入产出表，测算了我国制造业对外贸易中的污染含量，借以考察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对外贸易，我国正在为发达国家承担高额的环境成本。

2．贸易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

根据西方经典城市化理论，工业是现代城市化的根本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开展，全球产业发生重组与转移、生产国际化与巨型化，外资对工业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显著，对城市化影响增强。

（1）支持贸易是城市化的动力。国内一些学者肯定外资是城市化的新动力。宁越敏（1998）、周一星等（1999）、李迅等（2000）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动力机制由一元、二元向多元转变；薛凤旋等（1995）、宁登（2000）认为中国形成了外生城市化和内生城市化动力机制。江小涓等（2004）研究了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和增长潜力，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FDI对我国人口迁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朱月莹等（2005）研究了由FDI所驱动的“外生型城市化”的特征以及FDI对地区城市化的作用机理，指出FDI是经济开放地区城市化的新动力。王燕飞等（2006）的研究表明FDI有利于促进第二产业就业及促进就业人口非农化。罗茜（2008）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FDI投资稳定且规模较大时，城市化水平受到FDI的推动作用显著。黄河等（2009）认为，城市化发展与FDI之间长期协整，存在FDI到城市化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FDI对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有促进效应，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减弱趋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对FDI有负的效应。

（2）结合具体区域关注贸易对城市化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将理论与具体区域结合起来展开实证研究。程兰芳等（2008）认为城市化与FDI在1989～2004年存在正相关关系。赵修渝等（2009）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广东省1990～2006年FDI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FDI与城市化互为因果关系，短期内FDI不是城市化进程的原因，而城市化是FDI流入的原因。沈伟玲（2009）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指出，浙江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FDI的引入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增长。蒋伟等（2010）利用社会统计学软件SPSS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FDI与城市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处理，研究对外直接投资（FDI）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发现FDI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存量上的FDI对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增量上的FDI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

3．环境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

（1）对环境与城市化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设检验。国内EKC研究主要停留在基本的EKC研究方法上。如陆虹（2000）以大气污染为例，分析我国大气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吴玉萍等（2002）选取北京市1985～1999年经济与环境数据，通过分析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的相互关系，探究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替的轨迹，以建立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为评价北京市环境政策提供依据；王家庭和王璇（2010）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基础，利用2004～2008年中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发现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也有个别学者对EKC曲线进行理论研究和结构分解研究，如洪阳等（1999）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理论假设和数学分析，得出结论（见图2-4），并提出了适应国情的经济发展轨迹；选择各个地区或城市进行实证检验，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刘利（2005）结合广东省废水、废气以及CODCr和SO2等污染物排放量及经济增长数据，构建了广东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分析了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杨丹辉等（2011）采用山东省17个城市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涵盖污染物排放指标和环境监测指标两大类的11种环境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对环境质量变化与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对此方面的进展，于峰（2006）、周静（2007）等进行了评述。但总的来说，我国的EKC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陈六君，2004）。

（2）对环境与城市化的耦合关系展开大量研究。一些学者从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发展方面进行了研究。深圳市环科院的喻本德等（1995）对深圳市主要大气环境质量指标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发现城市化导致的燃油消耗的剧增及机动车激增对深圳市大气环境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周海丽等（2003）以深圳为例，定量研究了城市化与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变化关系。刘引鸽（2005）采用1983～1999年宝鸡市地表水质监测资料及城市发展中有关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ROSS评价指数方法，分析了宝鸡市区地表水质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城市化对地表水质的影响。艾尼瓦尔·买买提（2007）采用1996～2000年喀什市吐曼河水质观测数据、1990年与1999年卫星遥感图像和城市发展中有关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土地利用资料，在3S技术的支持下，运用地表水污染综合指数法，对吐曼河水质进行评价，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干旱区城市化对城市内河水质的影响。张金屯（1999）用纽约市“城区-郊区-农区”140km长的森林生态样带研究了城市化对森林植被、土壤重金属含量和森林景观的影响。陈杰（2002）研究了城市化对周边土壤资源与环境的影响。孙志英（2007）以郑州市为例，通过研究城市扩张和土地利用变化来探讨城市化过程中土壤功能的演化特点。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年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土地利用结构发生着剧烈变化；伴随着土地利用的变化，土壤主要从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向土壤承载功能转换，其次为生态功能向生产功能转化，从而导致了生态安全问题。刘耀彬等（2007）运用SD原理和方法，建立了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SD模型，并选取五种典型发展模型进行策略情景模拟。聂艳等（2008）分析了湖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时空变异特点，认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耦合特性。刘耀彬（2008）在构建城市化综合指数与生态综合指数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响应度模型，并对江西省进行了分析。宋建波等（2010）指出：城市群是城市区域化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一个地区经济力量在空间上的集中表现，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是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准，但盲目地提高城市化水平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会使城市群的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而降低城市群在区域发展中的带动作用。陈春桥等（2010）根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时空规律，建立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协同论的思想，构建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以福建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3）对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关系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1980年初，我国开始有学者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学者从各个方面对城市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主要可以归类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个方面。①在定性研究阶段，主要的代表学者有黄金川、方创琳、刘耀彬、陈晓红等。马传栋（1983）就如何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的理论问题提出了看法；胡滨（1997）论述了成都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协调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对策；方创琳等（2003）指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黄金川等（2003）系统地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相互胁迫的关系，认为两者的交互耦合规律是双指数曲线；刘耀彬等（2005）运用物理耦合度模型，分析了1985年以来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耦合度的时空分布；陈晓红等（2009）提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系统是在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发展的，例如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人口素质的提升与城市文明传播等。②在定量研究阶段，代表学者有陈予群、曹慧、王宏伟、张妍、李静、陈冬勤、杜淑芳、薛永鹏、王新杰、李会宁、宋建波等。陈予群（1993）运用城市生态经济理论和生态经济学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实现城市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曹慧等（2002）在发展水平、发展力度和发展协调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张妍等（2003）运用因子分析法，以吉林省为例进行了经济与环境耦合机制的探讨，对吉林省9个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发展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黄金川等（2003）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机制，揭示了区域生态环境随着城市化发展的耦合规律；刘耀彬等（2005）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揭示了影响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的主要因素；李静等（2008）以大连市为例，基于协同学系统分析思路，在分析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方法对大连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了评价；陈冬勤等（2008）构建了咸阳市生态环境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生态环境和城市化进行综合评价，通过构建协调发展模型定量分析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静态、动态协调发展程度；杜淑芳等（2008）构建了乌海市城市化、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模糊数学方法分析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并划分为不同的协调等级；薛永鹏等（2009）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警指标体系，并预测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根据协调度建立了预警系统，以此分析了它们的协调发展程度；王新杰等（2009）分别从人口、经济、空间、生活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响应层面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德尔菲法和加权求和方法获得分指标和综合指标得分，结合动态和静态协调指数构建了15种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模型，并对其演化趋势进行评价和分析；李会宁（2009）对福建省九个地区的城市化综合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进行了测度，并用相关的模型对城市化与环境的协调度进行了分析；宋建波等（2010）以长三角为例，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各指标的权重，并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6个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了计算，根据协调发展度模型对16个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测算；陈春桥等（2010）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并对福建省进行了实证分析。

（三）国内外研究评价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在切入视角上，目前多数研究成果是在封闭经济下，从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城市化及环境与城市化两两角度出发，而将三者纳入同一个框架，从整体的角度对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探讨的并不多见。而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的综合性研究显然更符合时代经济发展的特征，成为更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2）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的模型研究大都基于原来已有的经典模型，模型创新并不多见，总体上缺乏严密的分析论证和深入的理论探讨。目前贸易、环境与城市化选取模型的定量研究，在模型的建立和指标选取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广泛适应性且有效的分析模型，可见，对于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三者之间的内在机制还应进一步地改进和完善。因此，现有的研究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学科原理、不同类型的方法进行理论和模型创新，将相关的社会学、统计学方法应用于研究之中，以加强研究的规范性。

（3）在研究内容上，当前的研究对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两两之间的概念、内涵、相互关系和协调政策等方面探讨得较多，很多实证只做了单向的研究，在研究成果上也主要集中在如何选择贸易、环境与城市化政策方面，对于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三者如何相互影响、影响大小如何测定的研究较少，因此有必要针对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三者的相关关系、影响因素和相互作用大小进行深入的探讨，使研究更切合实际经济运行的复杂情况，更具有政策指导意义。

（4）从研究区域看，主要以跨国和国家比较为研究重点，缺乏对经济开放区或者国家城市化核心地区的专门研究，使研究成果不便于用于决策与推广。所以有必要选取有代表性的开放区域对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进行定量评判，并选取最优协调发展路径，以对长三角的城市化发展决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