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与以往任何一种文学史观不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的中国文学史将充分研究和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地域、民族、国家等影响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要素。中国现今的56个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在东西横跨5500公里、南北纵跨5000公里的广阔地域上。对中国民族、地域及文化的特点，杨义曾用“多民族、多地域、多形态、互动共谋”来表述。中国地域的辽阔、民族的多样使中国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有时，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重合叠加在一起，如藏族与高原文化；有时，同一民族生存的不同地域，又使这个民族文化表现出文化的地域差别，如齐鲁文化、秦陇文化。此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各民族的迁徙、分化、融合的动态发展，使各民族、地域文学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特征。另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伴随着“中国”的形成和定型的全过程。从周朝使用的“中国”，到现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的“中国”，其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因此，中国文学史在使用中国这一概念时，无疑要考虑这种历史变化过程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特别是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角度对中国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文学史进行研究时，“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和使用的范围显然与已有的文学史中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很大不同。在此，“中国”就不仅是一个国家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的空间概念，只有这样才能突出在以汉族文化和文学作为“凝聚核心”的多民族并存共生的空间中多民族文学生态多样性的历史样貌。

其二，各民族文学关系问题。中国文学既然是多民族文学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整体结构，不同民族文学在这一整体结构中就具有相互支撑与相互依存的结构关系，否则，就不会结构成“一体”。各民族文学关系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文学史研究关注的重要课题。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不是单纯的汉族文学“一元派生”的历时推进和中心向外的共时辐射。汉族文学曾给予各少数民族文学以深刻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也以自己的特质回馈汉族文学。各民族文学间从未间断过的动态的多元互补、多向互动、分化整合，是中国文学史的深层结构，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此外，研究中华各民族文学的关系，不应仅仅局限于各民族与汉族文学的关系，还要注意研究汉族以外其他民族间的文学关系，如南方各民族文学的关系，西部各民族文学的关系和北方各民族文学的关系。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等成果具有示范性的意义。另外，我国许多民族的文学除了受自己相邻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的影响外，与汉族文学一样，也接受了国外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特别是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朝鲜族等一些民族与国外相关民族的文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影响与传播，也是过去文学史研究所忽略的重要问题。

其三，民族口头文学的文学史地位问题。中华各民族中有十分丰富和独特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长篇叙事诗以及戏曲、说唱文学、谚语、谜语等文学资源，这是一个浩瀚巨大的中国文学多样性基因库。但是，受传统的“正统”文学观、“纯文学”观以及近代西方文学观的束缚和影响，这些以口传形式在民间长久流传的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学成果，长期以来一直未能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如各民族史诗。黑格尔认为：“只有在印度和波斯，我们才看到真正的史诗，不过都还很粗枝大叶的。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对中国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文学的陌生，使黑格尔无意之中偷换了汉族与中国的概念。因为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角度看，中国不仅有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大并不“粗枝大叶”的史诗，而且南方各民族也有大量的史诗。但同样因为这些史诗的“民间身份”不符合传统的经学思想的“名正”，其口传的传播方式也不符合正统印刷文本的传播方式，其经年累月流淌不息的活态存在也使早已习惯了文献典籍考据和“断代”的文学史家无法对之进行文本“考据”和“断代”，加之这些史诗的产生和发展也不符合西方关于“史诗是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一直重复着黑格尔的知识性错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史诗，许多民族的口头文学，至今依然保持着诗、歌一体或诗、歌、舞一体的文学的初始特征，如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等。如果现在不从新的文学史观对这些保存着文学原始形态的民族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性保护，迟早有一天，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学作品会重复《诗经》有诗无乐和元曲有词无曲的命运。

其四，不同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双语创作现象。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多语种文学并存。在中国，除汉族外，53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3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不同民族母语文学创作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现实存在。在历史上，中国众多民族用自己的母语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公元11世纪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用阿拉伯文编著的《突厥语大词典》、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用回鹘文创作的《福乐智慧》、契丹族寺公大师用契丹语创作的长诗《醉义歌》、尹湛纳希用蒙古族母语创作的《一层楼》《泣红亭》《红云泪》等。特别是很多民族母语创作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如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彝族、朝鲜族等。不同民族母语也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大景观，这不仅从多语种上证明了中国文学的多民族属性，而且也成为中国文学呈贡给人类文学的宝贵文学财富。然而，多语种文学现象至今未能受到中国文学史研究者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的又一重要缺陷。另外，从古至今，双语创作现象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传统，现在，我们仍然能在许多民族地区看见大量的双语碑刻，如契丹、汉文碑刻，藏、汉碑刻，蒙、汉、藏、满四种文字的碑刻等历史遗存，这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双语或多语创作的历史现象的存在。现在，藏族、彝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朝鲜族等许多民族都有双语创作作家，双语创作现象是中国文学史的又一独特景观。因此，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高度来研究和发现中国文学史中各民族母语和双语创作，已经成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课题，其意义大大超出了文学史的研究范畴。

此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的文学史研究，还包括对文学史性质的重新认识、文学价值的评价标准、不同语种文学翻译和不同民族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传播等诸多问题。限于篇幅，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