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料的类型与规模

历史研究的史料边际，首先是整体的规模、范围与系统。史学为综合的学问，须先广博而后专精，由博返约，读完书然后再做研究。中国文化发达甚早，为了维系千差万别的广大地域的统一，巧妙运用文言分离的功能，极其重视文字的功效，与之相关的发明多而且重要。中国古代典籍号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从世界范围看，此言不虚。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当年即因为欲沿欧洲上古社会史缺乏材料而不得不转向研究中国。可是与晚近比较，古代史资料的数量显得相当有限。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余种，存目6800余种，禁毁书3100余种，合计也不过13000余种。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为乾隆以前的清人著述（仅存目书即十居四五）。关于清代的著述，《清史稿·艺文志》和武作成编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共收录清人著述20000余种，王绍曾主持编纂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在《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之外，著录清代著述54000余种。而据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和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仅诗文集一项，即达40000余种之多。除去乾隆以前的重合部分，也已经超出修四库之前中国书籍的一倍。仅此一端，清代典籍的数量就大大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典籍，在整个清代文献中只占一部分，而且还是较小的部分。除此之外，中国大陆档案馆系统收藏的清代档案共2000余万件（册），其中50%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余散置于各地方档案馆。这还不包括私家收藏的档案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系统所藏的档案（其实档案只是存放资料的类型，而不是资料的类型。档案中的函电、官文书等，很难与其他机构或私人的收藏严格区分。清季谘议局文件，在各地即分别入藏档案馆或图书馆）。欧美、日本等国和中国台湾，也分别收藏了数量不等的清代档案，总数至少有数十万件。

报刊为清代史料的又一大类，而且数量更为巨大。明以前也有一些勉强可以算是报刊的文献，不仅数量少，价值也相对较低，所以有断烂朝报之谓。清季以来则大不同，不仅报刊的数量大幅扩增，而且内容极大地丰富，可以反映社会各个层面的行事甚至精神活动。据统计，自1815年中国的近代报刊创刊以来，至1911年，在中国和海外共出版了中文报刊1753种，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有136种。就种类而言，清季报刊的数目似不算多，不少报刊的寿命较短，可是也有一些报刊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发行卷数多，尤其是日报，越往后版面越多，篇幅越大，日积月累，卷帙浩繁，字数惊人。清季的报刊受体制、立场和条件的局限，道听途说与一面之词不在少数，以致有学人忌用，以为不足征信。不过，若将不同背景的报刊相互比勘，并与其他类型的资料彼此参证，可以补充其他材料连续性活动和细节记述的不足，并且测量社会的反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阅报，有助于回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现场，与亲历者感同身受，从而对具体场景下的人与事具有了解之同情。

各种形式的民间文书，数量同样庞大，仅各大图书馆藏家谱就有2万余种。这类材料，以前一般不为学界所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开始收集。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收集并展出风俗物品，还遭到非议。而且民间文书种类繁杂，除个别类型之外，一般各公私图书馆还是少有收藏。近年来，随着研究层面的下移，这类资料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但与资料的实际数量相比，收集工作的规模进度，仍嫌不足。

以上所述，尚有不少遗漏。如晚近人物的日记、函札乃至诗文集，未刊稿本钞本甚多，仅日记据说已经掌握信息的就有千余种。近来编辑出版的《清代稿钞本》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现已出至第四辑），共收录日记22种、诗文集140余种和清季广东谘议局等相关文件20余种，其中相当部分为各种目录书未曾著录。虽然有的早已为海内外学人所关注，如杜凤治的《望凫行馆日记》，但是一直无法广泛利用。杜氏由幕而官，同光年间在广东多个县为亲民之官，每日记事颇详，史料价值极高。后续各辑也多有未刊稿钞本。如晚清广东大儒之一的陈澧，一生著述极多，随著随刻，又不断修改，留下大量手稿，内容与坊间刊本多有不同。由于种种原因，上千卷的稿本及钞本分别收藏于几家图书馆，不但研究者利用极难，连收藏机构也因为不能全面比对勘，无法查明各种详情。此事自1980年代初即由一家收藏机构的研究人员著文呼吁各方协调合作，可惜尚未付诸实现。

翻译书和教科书，主要为晚近新有类型，前者关系中外，后者为知识载体，重要性不言而喻，一般目录较少著录，迄今为止，连数目也不能完整掌握。目前海内外关注者甚多，而所过手寓目的明显不足，仓促立论，未能至当。

档案方面，晚清中外交通频繁，各国公私档案（包括政府的外交、殖民、移民、军事、商务部门，教会、公司、传媒、国际性团体组织等机构，以及相关个人）大量涉及与中国的关系。陈寅恪早年批评民初撰修清史过于草率，特别指出：“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此岂私人所能为者也？边疆史料，不详于中国载籍，而外人著述却多精到之记载，非征译海外著述不可。”如将海外各类档案著述收罗完整，史料的总体数量还将大幅度扩增。

文献的几何级递增，与印刷技术以及出版机构组织的改进普及密切相关。晚清70年，时间约占清代的四分之一，文献数量的比例却远不止此数。民国以后，出版扩张的速度更快，北京图书馆根据北京、上海、重庆三家图书馆的藏书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5），共收录37年间出版的各类中文平装图书12.4万余种，超过整个清代书籍的总和。档案方面，据《全国民国档案通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编委会的不完全统计，全国1000多家各级档案馆共收藏民国档案1400万卷，即使平均1卷只有10件，也是明清档案的7倍。报刊的数量更加惊人，截至1949年，中文报刊的总数至少达到4万种以上，其中报4000余种，刊36000余种。照此估算，则清季报刊仅占全部的三十分之一。

如此大量的资料，任何一类，都已经超过中国历代各类资料的总和，叠加在一起，令人有不堪重负的压迫感。一般学人能力或有不及，而最重史料功夫的史学二陈，不免也会望洋兴叹。熟悉各国文字，又勤于翻检旧籍的陈寅恪，“淹博为近日学术界上首屈一指之人物”，少年即立志读完中国书，后来尤其讲究史料与史学的关系，他比较上古、中古、近代的史料多寡与史学取径的差异，认为：

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于无所措手足。

1940年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就史料征引一节感叹道：“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

主张治史要将史料竭泽而渔的陈垣，同样苦于近代史料的漫无边际。主张分类研究，缩短战线。而分门别类，固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史料繁多、无法尽阅的难题，但也带来不少偏蔽。其最大问题，当在割裂学问的整体性。由于书多读不完，不可能读完书再做研究，而收缩分类等于将整体肢解为互不关联的部分，导致盲人摸象，坐井观天。

分门别类的研究在失去整体性的同时，并不能真正解决史料边际模糊的难题。目前已知的近代史料已经不胜其繁，而扩张的速度幅度又极快极大，再具体的题目，要想穷尽材料，也戛戛乎其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图书54880种，编撰者仍然坦承“未见书目尚多”。况且，各书目大都依据前人所编目录，并未核对各馆库藏原书，从《清代稿钞本》的编辑以及其他相关情况看，各图书馆有书无目或有书无目的现象不在少数。一些非公共性的公家图书馆，既不对外开放，管理人员又缺乏专业训练，编目更难完善。而博物馆系统，限于体制，所藏文献均作为文物，内部人员也难得一见庐山真面目。至于私家收藏，大都秘不示人，尚有许多信息未曾公开。尤其是近人的函札、日记、著述等未刊稿本，躲在深闺人未识的为数不少。

《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编辑原则是必须见书，因而有目无书的就只能付诸阙如。线装书、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图书暂未收录。中小学教材仅收录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部分藏书，未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及全国其他重要图书馆的相关藏书。少年儿童读物，则参与编目的三家图书馆漏藏或不入藏者较多。台湾、香港及边远省份出版的图书收藏也不全。此外，民国时期还有不少书籍因为政治、道德等原因遭到禁毁，其中既有政府行为，也有行业（如书业公会）自律，尤其是后一种情况，销毁相当彻底，海内外公私收藏者甚少。这些都影响了收录的完整性。加之书目的编辑未兼收全国其他重要图书馆的藏书，虽然后来调查认为遗漏不多，只有10%左右。可是因为基数太大，10%就有12000种，几乎相当于清以前历代图书的总和！

报刊方面，据中国50个省市级以上图书馆所藏，仅1833～1949年9月以前的中文期刊，三次编目，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1961年首版未收录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党刊、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解放区出版的期刊，以及国统区出版的部分进步刊物。1981年增订本加入上述部分，共收中文期刊近2万种。据“编例”：

仅收录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品种。县级以下的期刊和有关中小学与儿童教育的期刊，酌量选收。至于纯属反动宣传、诲淫诲盗以及反动宗教会道门等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期刊，不予收录。伪满、伪华北、汪伪等汉奸军政机关出版的期刊，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酌收外，其他的不予收录。

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些未收刊物的学术参考价值当然不言而喻。所以，从1985年底起，由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共同主持，全国56个省、市、大专院校图书馆参加，编辑了一本补充目录，共补收期刊16400余种，其“编辑说明”特意强调：“其中包括：珍贵革命刊物，国民党党、政、军刊物，抗日战争时期敌伪刊物，中小学教育刊物，儿童刊物，文艺刊物等”。与增订本相加，近代中文期刊总数当在36000种以上。报纸据统计4000余种，目前仅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制作成缩微胶卷的就有2900种。晚清民国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一般所重主要还在古代，而各类古代历史的新资料加在一起，与近代史料的扩张速度幅度相比，真可谓九牛一毛。